对话、文化与普遍性魏明德2011-12-20 11:02:39 来源：《文化艺术研究》(杭州)2011年1期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反思当前“对话”一语的广泛用法，以厘清其周遭迷雾并估测其丰饶之境。

本文将“对话”一词和“普遍性”、“文化”置于论辩之势，并说明它如何在中间扮演主导者的角色。

真理的向度来自历史与文化的向度，唯有透过对话才能进入这个向度。

对话所指涉的并非机械式的过程，而是差异关系的建立：对话中同时倾听。

我们提到的“对话”一词，及关注对话的背景，都提供我们进入真理向度的研究方法。

对话风格的流动性使得对话具有普遍性。

对话是透过语言的使用，允许第三者走入语言游戏，共享语言游戏的共通规则，在共享的同时，逐步扩展并转化游戏规则。

对话越是植根于实在的语言游戏，越是和真实的文化维系着活泼的关系，那么对话就越在时间和地点中留下印记，越能着重口语的源流、转折、流动性，越是能够承接普遍性的重任，因为它随时能够被转述。

关键词：对话；对话风格；沟通；生命形式；语言游戏；普遍性作者简介：[法]魏明德(1960-)，男，研究员，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1)01-0028-06某些词语的使用现在越来越见广博的弹性。

因此，我们可推度至“对话”一词，它已经逐渐得到扩展，如今超越了传统定义的幅度。

例如，对话适用于社会对话者建立交流，以确立企业家利益、雇员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由此确保劳资政策或是社会保障能够运作)，或是适用于各大宗教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使得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比较(或者说是丰富、甚至是改变)各自拥有的道德训示以及宗教教义。

在“对话”为人接受的普及意义中，对话指的是一组态度与可能的行事做法，在家庭、学校、一般社会中或是国际交流中充分展现出来的沟通风格。

在此重要的是“风格”的引入——沟通风格和生活风格密不可分——“对话”风格正扩展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

工作、家庭生活、情感生活、教育以及文化相遇都是显明的例子。

而神学的研究与灵修生活则显示了“对话风格”在其他应用层面的优先性。

因此，在基督宗教的体系中，如此的风格主导“人与上帝的对话”形式，由此衍生出某一类型的读经与祷告的方式。

前文最后一个例子很清楚地说明，“对话风格”的普及可被视为一种沟通模式的普遍化，体现西方传统中的规则、规范与价值观。

在西方传统之下，年代与学派的差异会造成诠释的不同结果，不管是在获取知识的概念上，或是人类社会化的过程中。

若果真如此，我们可以理解“对话风格”普及化在其他文化所遭遇的保留态度，不管在各个领域的社会活动，例如家庭关系、政治活动，或是灵修与宗教领域等皆是如此。

(但是必须注意“对话风格”若涉及国家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时，它似乎是一个规范性的共识。

)由此导出第二项评析：对话一语，在现今为大家接受的含义中，对话与一群概念相随相形，以致于很难清楚区分其中的差别。

在第一个层次上，“沟通”、“交流”、“对谈”、“互动”往往成了对话的同义词或是参考词组。

第二个层次上，某些词语如“移情”或是“宽容”暗示了对话风格的内涵。

此外，许多专门的技术概念更能进一步缩小对话的指涉范畴，例如透过语言哲学或是宗教神学的专门领域。

本文试图反思对话词语现行的宽广用法，以厘清其外围迷雾并估测其丰饶之境。

本文将“对话”此词语和“普遍性”、“文化”置于论辩之势，并说明它如何在中间扮演主导者的角色。

一、对话与语言交流对话一词引领我们进入语言交流的领域。

语言交流是知识的明证：对话者共同确认知识内容无误，甚至共同测试其有效性。

知识可分为两种——一种在科学范畴如物理，另一种探索人类本身，例如社会中人的本性与存在。

在第一种情况，交流立基于同一水平的事实、经验与数学公式，真实知识由此往前迈进。

在第二种情况中，真理并不是来自数学的向度。

真理的向度来自历史与文化的向度，这个向度只有对话能够提供进入的路径。

它指涉的并不是机械过程，而是差异关系的建立：对话中同时倾听。

我们提到的“对话”一词，以及关注对话的背景提供我们进入真理向度的研究方法。

换句话说，真理向度的确立与“对话风格”紧密相连。

至于真理向度与对话风格的运作方式，在此举出几项重要的里程碑：——对话被理解为逻辑的锻炼，旨在推出普遍有效的论题，而且皆能处于非矛盾的体系里。

它基本上并不将“与自身讨论的独立研究”区隔出来，目的在于建立真理本身的科学论证。

然而，即使在亚里士多德式的辩证法则中，一个发言者的存在(有时不显于外)是为了确认论题的有效性，严格来说论题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是属于意见(doxa)的领域。

换句话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推论的风格会依据我们想建立的真理层次而有所不同。

[1]——苏格拉底式的对话透过戏剧的形式被书写出来，达成一致性的可能受到不同方式的考验，其中形成的张力无所不在。

它们就像几出不断累积的短型戏剧，最后走向成功或是失败：苏格拉底的审判说明了对话对立最高点所达致的结果。

文学内涵的演展形态和后来撰写的纪录者柏拉图所抱持的学问性综合的态度前后一致：真理是透过多样，而且在多样中找到一体，只有透过对立的对话者，逐渐达成一体，真理才能实现与呈现。

否则，它只会被分歧的局面与敷衍的修辞所掩饰。

[2][3]——经院哲学式的对话也是基于同样的法则运作，不过理性推理论述的“普遍”原则被取代，由文本所提供的原则作为依据：该学说所承认的文本(例如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或是新儒学)决定了该学说收录的文献或是引用文献的范围。

①[4]非矛盾原则同样应用在这些文本内部的阅读与解读。

——相反地，教育形态的格言集是《生命》的对话，例如孔子的《论语》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般对话旨在提携弟子，使得他们行动与信念一致。

对话是入门，入门后是真理、道路与生命三者结合的实践生活。

②[5]——福音对话也相当接近上述类型，但若说它为格言集不如说它是转变人心的对话录，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交流中做决定的一刻(请参照马尔谷福音第十章17-31中耶稣与富贵少年的对话)③。

——庄子、禅宗以及某些印度学派都列属不同讲求“悟性”的对话观，对话将两方推到一个极点，然后打破非矛盾原则，使得与话者产生突然的转变。

——最后还有一种我们称为“民主”的对话，它不只能适用于政治领域，同时也适用于跨宗教对话。

相互聆听对于伙伴关系具有转化的力量，使得伙伴之间理解对方的立场，懂得面对面时面对的个体，以期找到“第三方位”：共同决定、共存或是根据个案延续交流之举。

④[6][7]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对话区分为“演展式对话”：在言语争吵对立的经验中，对话者心存信念，而且彼此会因为交流的体验产生转变；另一种为“检验式对话”：彼此确认意见或是事实是否一致或是理论是否符合事实。

演展型特色的对话所涵盖的类型多样不一而足。

因此，交换书信(通信)是一种对话的类型，它使得认识论的要旨甚至是地位迥然开阔。

法国17世纪的《灵修书信》的往来即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此时，关于“神圣事物”的通信建立了一个横向的沟通网络，脱离教会与政治层面的审查，对话者透过信件交换灵修体验，试图分辨在舍弃自我时灵魂前行的法则。

随着信件换文的象征与延伸灵魂的神性“沟通”，如此的交流使得对话者产生深层的转化。

神秘的书信体风格与经院哲学产生对比，正如灵修神学与教理神学产生对比一样。

[8][9]延续上文的探索，我们似乎能够将不同的对话风格视为不同的语言游戏，而其规则和不同的生活风格⑤[10]密不可分。

每一种对话风格被当成一个类型，是一个由规则定义的封闭体系，它确实也是一种“思想体验”⑥[1]。

首先，思想体验比起交流中制式的形式规则显得更为“单纯”，就像经院哲学的辩论或是禅宗师生之间的对话。

然而，思想体验却使得我们自问难道思想体验不在“争吵的话语”中涌然而生：比起形式的规则，规则的激进用法反倒使得经验的力度与严谨度达致可能。

换句话说，规则限制每个对话者挪移的幅度。

⑦[11]因此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推出以下结论：对话的功能就像是语言游戏，它的效益比起规则的激进用法更为深厚，更能以思想经验转化对话者的生活风格。

二、对话与文化上面的论述能够点明跨文化对话的本质，跨文化对话的挑战和方法论是当代再三出现的问题。

更广泛地来说，我们只有从文化的基底以及文化间透过对话的经验相互转化彼此的方式，严肃看待对话风格的生成，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对话与普遍性的真实关系。

对话与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内在关联藉由一件简单的事实阐明，那就是通往文化的信道是语言。

语言的任意性说明它并不是来自人类的属性，即使语言是人类的一部分。

语言、记忆以及延续而来的历史给予人类群体一个面貌。

同时，人类的肉身是语言的关键，由此在文化中，艺术在各个文化中藉由肉身展现风貌，就像文化透过肉身的垦造，决定寓居世界的方式。

文化定义某些“风格”，其中“对话风格”也是文化催生的其中一种表达类型。

前文的论述似乎引领我们观察到跨文化对话一开始不可行，甚至不同“团体”的成员之间的对话也不可行，由此我们必须使得双方无法理解的语言彼此产生交汇。

⑧[12]班尼卡(Raimon Panikkar)的研究取径看来依循此理，他认为各个宗教就像充备独自一套规则的“语言”一样：班尼卡偏爱以“宗教内部的交流”取代“跨宗教交流”；⑨[13]语言交流就像宗教交流一样，我善用(不管是能力高强)几种语言试着为自己进行“翻译”，(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就像从一种宗教体验到另一种宗教体验的翻译)但是我不能使他人依归于他所不精通的语言规则。

然而，我们讨论到的各种对话风格全然归根于文化的特殊性，在其中它们全然成形，同时它们也是促使文化间相互渗透的载体，藉由这些载体，文化形成普遍的一体。

在此，我们必须藉由艺术姿态的人类学观点切入。

虽然乍看之下此番绕行论述似乎远离主题，但是后文将说明此举将相反地引领我们回到问题的核心。

我们以下列两个论句作为开端：我跳舞，因为我走路。

我唱歌，因为我说话。

首先，这两个论句暗喻艺术姿态的人类学视角的原则，简单而且令人信服：这两个论句都牵系于肉身作为主体，开创艺术的延伸，伸展本能，试探极致，在极致时跨界升华，于是探索主体本身的进程使人从一个能力过渡到另一个能力。

然而，表面上看来简单的动作却隐藏着重大的困难点。

这些困难点并不会使这两个论句变得“无效”(我们反倒要问句子照这样的顺序铺陈是否有效？)，不过困难点给予这两个论句一个“初始论题”，由此让我们全面思索困难点所点出的问题。

在此我只提出两个困难点。

第一个困难点在于这两个论句的并排法无法成立。

事实上，“走路”与“说话”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的能力。

走路似乎是属于人类本能的活动，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可以理解主体在“测试自身的限度”：关节的灵活度以及充分行走的能力。

然而，从现在起，我们所说的“自然性”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