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诗歌与佛教姓名：夏琳班级：09级本科3班学号：2009401008摘要：当人们步入中国古代诗苑会惊奇地发现：佛教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远起魏晋，近至晚清，历代士人皆有咏寺院、佛理、禅机之诗，而历代诗僧也多有写社会、生活、自然之作；上达帝王，下至庶民，工诗者多涉佛教经义，佛门中亦不乏传世之作。

关键词：佛教、诗歌、文化、创作正文：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在社会生活中，诗作为一种带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心智之果，已经很深地渗透到各阶层人们的精神之中，成为他们理解生活，净化情操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重要载体。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在诗歌的王国中打下了烙印；或者反过来说，就反映中国文化而言，诗歌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佛教是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宗教，几乎与中国的文学走向自觉同步。

儒家、道家、佛教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体。

即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必须了解中国佛教。

正如赵朴初所指出的：“不懂佛学就不能全面弄懂中国文化”。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本名悉达多·乔达摩，佛教徒尊称其为“佛”或“世尊”。

佛的意思是觉悟者。

相传，佛祖29岁出家苦修，立志为众生寻找解脱痛苦之路，后来在菩提树下静思觉悟而成佛。

古印度佛教有许多派别。

从释迦牟尼传教到其涅槃后一百年内，佛教影响虽然逐渐扩大，但教义却没有多大改变，史称这个时期的佛教为原始佛教。

而后佛教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后又分为18部派，史称这个时期的佛教为部派佛教。

在大众部中又生出一个派别，认为以往佛教只重个人解脱，是小乘佛教，而他们的教法如同一条大船可以普度众生，故称大乘佛教。

佛教开始只在恒河两岸流传，到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时代，开始传播到印度各地，并影响其他国家：向西传到希腊、埃及，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向东传到中国、日本和朝鲜。

7－8世纪，佛教在印度开始衰落，而在中国等地却获得长足发展。

佛教的基本思想包括四谛说、缘起论、业报轮回说和三法印等理论，其最根本的思想是一切皆苦、一切皆空。

佛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对中国文学发生重大影响。

一是直接的影响，即佛教徒创作文艺作品，宣扬佛教的思想；一是间接的影响，即非佛教徒创作的有关文艺作品包含着佛教思想。

这种重大影响的集中表现是从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内容。

例如佛教经典的翻译，逐渐形成了一种融汇梵文的新文学即翻译文学。

其中很多佛经译本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一部宏伟壮阔、想象瑰奇、文学色彩极浓而受到历代文人喜爱的佛经经典，日本有学者赞其为英国的宗教小说《天路历程》。

佛家主张宽容，所谓有容乃大，便是佛家与道家相通的一种人生哲理。

例如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像的一副对联便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这位弥勒佛就是五代后梁的契此和尚，亦即“布袋和尚”，明州奉化（今浙江奉化）人。

传说他是继承释迦牟尼佛位的化身，他常以杖背一布袋入市，见物即乞出语不定，随处寝卧，形如疯癫。

曾作歌曰：“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纵横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实……万法何殊心何异，何劳更用寻经义。

”死前端坐于岳林寺盘石。

说偈：“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

于是，人们以为弥勒佛显化，到处图其形象，便为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

汉、晋时期，佛教初入，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神仙方术。

佛教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翻译佛经。

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富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和密宗等八大宗。

宋、明以后，佛教真正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有不少诗人对佛教有所研究，能较好地以佛教语言、典故、禅理入诗。

佛语有特定的含义，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巧妙运用，不仅给诗注入了新的语言，还扩展了诗的意境。

佛典产生于特定环境，一个佛教典故就是一个深藏哲理的故事或一段千古流传的佳话。

佛典入诗，一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文学和佛学造诣，另一方面也增添了诗的高雅格调和深湛意象。

禅理在认识论上属于主观唯心论，但其论说方式却有诸多可取之处，如说理直接了当、明晰透彻、问答迅捷，不落迹象，往往一语道破真谛，言尽意无穷。

这种思维方式进入诗歌创作，必然使作品在抒情、说理、寓意的结合上更趋完美，达到新的境界。

佛教在丰富我国古典文学内容、扩展其领域及为其发展增加活力和养分这一点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不研究佛教，就很难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诗歌。

在宋代，诗人与名僧相交游并留下了很多的趣闻轶事，最著者当属苏轼。

有一次，苏轼欲拜访佛印禅师，拜访前先写信给禅师，要佛印禅师如赵州禅师迎接赵王那样迎接他。

赵州禅师迎接赵王是禅史上一段有名的传说。

据传赵王很尊崇赵州禅师，便上山参拜禅师，禅师不但没出门迎接，而且睡在床上不起来，并对赵王说：“对不起，出家人素食，力气不足，加之我已年老，所以才睡在床上见你。

”赵王不但没责怪禅师，而且回去之后即派人送礼给禅师，禅师闻讯，赶忙从床上起来，披上袈裟，到门口去迎接。

门人对禅师此举感到莫名其妙，便问禅师：“刚才赵王采时，你睡在床上迎接他，他的部下来了，你反而到门口去迎接，这是什么道理?”赵州禅师说：“你们不懂，我接待上宾是躺在床上，以本来面目相见；次一等的客人就坐起来相见；再次一等的客人，就取世间俗套出门迎接。

”苏轼要佛印禅师接赵王那样迎接他，亦即要佛印禅师以上宾之礼迎接他。

但是，当苏轼快到寺院时，老远就看到佛印禅师在门口迎接他。

苏轼便嘲笑佛印禅师道行没赵州禅师高远，禅师便回教了一偈，日：“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山门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

”意谓赵州禅师不起床之接，是不谦恭而非道行高远，而我到门口来接你亦非离开禅床，因为整个大千世界都是禅床。

佛印禅师的回答使苏轼很是叹服。

苏轼少年就接触佛教，涉入佛教时间很长，交游的僧人很多，受佛教的影响很大，这主要与家庭环境有关。

因苏轼的父亲苏洵(历史上有名的“三苏”之一)涉入佛教颇深，与名僧多有交往。

苏轼的母亲也笃信佛教。

苏轼诗歌与佛教关系颇深，现举数例以说明之。

由于长期受佛学熏染，作品中始终贯穿着随缘任运、安然洒脱、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

其高远清新的意境，开阔奔放的风格，是在前人基础上实现的一个巨大突破，把诗歌的创作带入一个更加多姿多彩，包罗万象的新高峰。

苏轼涉及佛教的诗歌主要有两类，一类阐释自己在学修佛法期间的体悟；一类是在写景抒情中透露的禅意。

第一类学佛体悟，申明见地。

苏东坡的许多诗词，被后来许多禅师视为悟后境界的直呈，比如著名的《庐山三诗》，是苏轼修学佛法早期，游庐山宿于东林寺，与照觉、常总两位禅师，彻夜讨论无情说法，而有所发省，于次日黎明创作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是说，佛法不离世间万象，而事象的差异在于个体的观察角度不同。

不认识本来的真实面目，是自身智慧开显不足，也不需心外求法。

此诗中苏轼没有单纯的游山写山，而是借助庐山的形象，揭示了蕴涵丰富的人生哲理——我们对待任何事物，不要强求，不要形成对立。

对立的局面容易让我们陷入被动，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只有跳出人为的界限，换位思考，才能够客观的评价。

《金刚经》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就是让人看破、放下。

放下一切二元对立，进入一如真法界。

苏轼认为要了解庐山的全部真相，只有淡然立于庐山之外。

而置身于庐山之中，纵然绞尽脑汁、机关算尽，至多也只是看见庐山的局部。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旁观者清是因为他没有“我”的束缚而清醒，当局者迷是因为他在“我”中迷失辨别的能力了。

不同背景、不同阅历的人，即使看待同一事物，每一个人的见解也会有所不同。

只有“无我无法”，去掉我的见解，学会倾听，才能获得真如真谛。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

到得还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行人在修学过程中，对修行成果不免有种种猜测，往往联想成某种特殊的境界，因此会在某些阶段一味追求新奇特异的经验。

苏轼在这里指出，现行契入真如，不同于大家的夸张想象，虽然超越日常经验，却也不脱离日常经验，强调了智慧真如与万法显现“不二”的道理。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这则讲“无情说法”。

“举似人”，向别人讲。

没办法跟别人解释，是应禅宗不立文字的宗风。

禅宗重视行动，不重言语，“举言即乖”。

而佛法中说的“无情”，包括山河大地，石头草木这些没有生命的事物，也无不是真如显现，溪水犹如“广长舌”在说法，青山犹如“清静身”在住世。

广长舌，是佛陀三十二相好庄严之一，可以随缘说法，令闻者各得其所。

清静身，是行者通过持戒精严，而获得身心清净的妙果。

六祖惠能大师说：“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坛经》）苏轼顿悟后认为虎溪中轰隆阵响的水流声，便是佛陀以广长舌说法的法音，听溪声就等于是再聆听佛法。

看到庐山美好的景色，就好像看到了佛陀的庄严清净的妙相一样。

顿悟后的苏轼，心包太虚，量周沙界。

将森罗万象的宇宙自然，视为自性所变现之物。

自然得出结论——既然砖头瓦块都可以说法，溪声当然可以也说法，青山美景又怎么不是清净寂灭的法身呢？苏轼用“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来表达自己一个晚上听闻、悟得了非常多的佛法偈语，日后又将如何传授给别人知道的困惑。

第二类是作者经过多年佛法的学修，在写景抒情时，将内证深厚的现实感受。

提炼升华，加以文学手段的润饰。

部分作品中对人生深本质的思索，明显带有佛教人生观的影响。

《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蹇驴嘶。

此诗头四句，引申自云门宗天衣义怀禅师的法语：“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

”全诗感慨人生无常难以揣测，流露出无限惆怅，体现了判教“三法印”中，“诸行无常”，“有漏皆苦”的佛教人生观。

苏轼才高志远，却命途多桀，一生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晚年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袒露心迹：“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谵州。

”这首诗表明作者，自“心”已不受任何外物的牵动，而自身可随遇而安的自在状态。

黄州，惠州，谵州，是当年苏轼被贬谪之地，也是常人认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的困苦之地，身处其中，却被诗人视作一生中过得最充实最有价值的日子。

因为诗人具备丰沛的内心，自足的愉悦，才可以潇洒明朗地面对一切，将荣华与窘迫看作没有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