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人格之分析摘要：关于陶渊明的人格分析，向来有不少意见。
有人认为他的性格是“寡默任放“，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本文认为是“独立率真”、“任放中和”，并从陶渊明的人生观、哲学思想以及家庭教育、传统文化、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来分析其原因，同时结合机能主义哲学家瞻姆士关于“人的社会形象”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的性格理论来共同进行探讨。
关键词：人格；独立率真；任放中和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
性格作为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是在其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人生经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它与气质、能力、兴趣等一起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想就陶渊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评述。
谈到陶渊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寡默与任放”《读陶丛札》，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明彻达观，新奇真实》。
我认为陶渊明的性格是“独立率真”、“中和任放”。
这在陶诗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
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其五），“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
”（《连雨独饮》）。
渊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人生观上是任自然的，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处处流露出不随世、不顺俗而顺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
渊明的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
第二次入桓玄军幕。
第三次为镇军参军。
第四次为建威参军。
第五次任彭泽县令。
出仕与归隐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要面对的重要人生抉择，因为这一抉择直接关涉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
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奉身而退、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未尝没有建功立业、力登要路的豪情壮志。
“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
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
”（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正是由于渊明的率真，这种动态平衡、这种激烈交锋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透彻，也更为淋漓尽致。
他的可爱与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出仕原因的直言不讳：“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
”（萧统《陶渊明传》）。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
”（《归去来辞序》）。
但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
”确实，对于归隐还是出仕，渊明是经过反复抉择的，其中的经历也颇为曲折复杂。
“研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某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理。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但是无论出仕还是归隐，它们所围绕的中心都是“真”，因而它们是完全正当的。
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园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有‘违己交病'之患。
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
”《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这是诗人从彭泽隐居后的第二年春天所写，开头就点明自己从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爱恬美静穆的山林园田生活。
《读史述九章之九》：“远哉张公，肃然何事。
……独养其志。
”摆脱了现有的生存方式，不慕荣利，忘怀得失，这在诗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负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为途径通向更为自由的大道。
不料事与愿违，渊明非但没有获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为重要、更为本原的自由。
“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
”不是世上没有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才，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几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
所以我们的诗人“宁故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
”他的坚定信念可见一斑。
首先，他经受住了来自官方的压力。
朝廷多次对他征召，都坚决顶住了：“顷之，征著作郎，不就。
”（《晋书?陶渊明传》）。
“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
”（《宋书?陶渊明传》），他是真正不同于“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之辈的。
其次，他同样经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转而躬耕不怠，大有收获。
渊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讳利，而所需不过乃正当衣食。
既不同于传统儒家鄙视劳动的观念，也异于同时代“虚谈废务浮文”的玄学家。
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通过读书进而出仕为官才是正道，其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方式都是不足挂齿、不登大雅之堂的。
即使是隐士，骨子里对儒家的这一信条也是始终恪守不渝的。
只有渊明是既归隐又力耕的，这正是他任真的体现。
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写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他自嘲对孔老夫子的“忧道不忧贫”力有未逮，因而就转向躬耕，并对农业劳动信心十足。
试想如果一个只以隐居为平台而内心另有他求的所谓隐者，要毫不犹豫并持之以恒地操持起为儒家所鄙夷的稼穑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已证明了这一点。
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把躬耕劳动放置在了人性起码良知的心理层面，成了他的生活凭借和精神寄托。
另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新。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陶公力耕自养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正如李泽厚所说：“所以只有他（陶渊明），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
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
”综上所述，陶潜的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他的出仕、归隐与躬耕，无不体现着他“独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贯穿其中。
如果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现的话，那么他与众不同的归隐方式和态度，则最能说明他的中和。
渊明的入山，不是卢藏用待价而沽的市侩手段的“终南捷径”式的隐逸，不是陶弘景幕后操纵的遥控伎俩的“山中宰相”式的隐逸，也不是皇甫希之点缀当朝的假冒勾当，更不是谢灵运无补于世的自我麻醉。
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的决志。
”（《迦陵论诗丛稿》）。
渊明隐居后，对官场人物的亲疏态度也是迥异于人的，他固然不是打着归隐旗号而心留世俗的假隐、充隐，但也决非后世自诩超越尘世的所谓“纯隐”，他是有着自身原则和立场的。
如对颜延之、殷晋安、檀道济，诗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
《宋书?颜延之传》：“（延之）与渊明情款”；“日造次焉，每往，必酣饮致醉。
”《与殷晋安别》：“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
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
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
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
”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
……道济馈以粮肉，麾而去之。
”以上是对陶渊明“独立率真”、“中和任放”性格的分析，为了进一步了解他的这种性格，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它的形成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都是普遍联系、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任何一种现象都会引起产生另一种现象，反过来任何现象的产生也是由别的现象引起的。
”陶渊明性格的形成，不仅和他的先天素质、意识形态有关，更和他后天生活的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时代环境密不可分。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晋朝的大司马，祖父茂、父亲逸也都做过地方官，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家庭特有的人文氛围、人格素养却融于血液一脉相承，这使得渊明先天具有了优于他人的条件。
他少小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度过。
孟嘉为当代名士，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写道：“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蕴之容。
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
”而渊明“存心处世，多追仿其外祖辈者。
”（逯钦立语）。
如果说家庭环境对渊明的影响是默化的话，那他所受的教育、阅览的古籍无疑充当着潜移的角色。
两晋时代，“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
”陶潜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样学到了道家的《老子》、《庄子》，而且还阅读了儒家的《六经》，以及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
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中说他“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而《周王传》是咸宁五年（279）从战国魏哀王墓中发掘出来的汲冢书；《山海图》则是作为东晋王朝的逆臣、为王敦杀害的郭璞注《山海经》的一卷《图赞》。
渊明能阅读到这样的书籍足见他的博学程度，而也正是他的博览群籍，开辟了他开阔视野的途径，奠定了他思想性格形成的基础。
另外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两晋时代虽然是玄学盛行的时代，但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难以抵挡的力量。
就在渊明的家乡江州就出现了大力提倡经学的学者范宣、范宁以及戴逵等。
《晋书?范宣传》：“范宣，陈留人也。
……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诵读为业。
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
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博学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
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
”而当时渊明正值少年之际，“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饮酒》十六），他所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可见一斑。
但又不可否认的是渊明毕竟生活在玄学盛行的年代，他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也是不争的事实。
袁行霈先生说：“他（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
‘好读书，不求甚解。
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传》）。
将孔子道家化。
受老庄和魏晋玄学影响，但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
”渊明的思想熔铸了儒道两家的精华，圆融无碍，并结合自身的生活实践，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视点和特色，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把思考生活的结论用来实践，以实际行动反过来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
可以说正是在儒道两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渊明独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矫糅，中和而不偏激，旷放而不任诞的独特性格，鹤立于两晋文人之林，屹立于古代诗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