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概述一、芈姓部落的迁徙及其文化渊源《史记·楚世家》说芈姓源于祝融部落，祝融源于颛顼，其后人分为八姓，其中芈姓季连一支流落到南方蛮夷之地，成为后来的楚贵族。
既然芈姓贵族是从中原移居蛮夷的，它的传统文化应该和中原文化没什么两样。
所以姜亮夫先生主张楚国属于夏文化，更多的人主张楚属于商文化或周文化。
芈姓成为楚人是在成王时。
据《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也就是说，终有商一代，芈姓部落一直在中原居住，至周初被封于荆蛮，与中原文化有了隔阂。
那么楚贵族的传统文化不是周文化，而是夏商文化，以商文化为主。
二、周公变革与周楚文化差异由商而周，人们在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亲眼看到曾受天命的殷商王朝，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他们从这次革命中终于意识到了天命靡常，一场文化变革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它完全偏离了商代的文化传统，礼乐从此成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根本标准，成了人们安身立命的前提。
夏商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巫祭和鬼神，从国家大政到生活琐事，都要问诸鬼神，按鬼神的旨意办事。
周公的变革突破了夏商二代的原始宗教文化，使得周代社会开始为理性的光芒所照耀，它的意义极为重大，它把人的理性从鬼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中原民族从蒙昧社会步入文明社会。
但遗憾的是，楚贵族因为地理和自身的原因，与这次文化变革擦身而过。
重重山水阻隔了它和中原文化的交往，且周楚一直处于一种相互敌意的状态中。
文化上，楚也有意拉开和周的距离。
所以，楚贵族由于没有经历周公的文化变革，又有意无意排斥周文化，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楚贵族的文化传统，则主要是商代文化。
三、楚文化和楚淫祀之风楚贵族立足于夏商文化尤其是商文化，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留这一文化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在不断的交往过程中，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逐渐影响融入楚贵族文化。
所以，楚文化是以楚族的传统文化为主，以中原周文化为次，兼有其它土著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
那么楚国保留浓郁的巫鬼祭祀之风，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到了屈原时代，这种崇尚巫祭的风气任然没有改变。
怀王兵败地削，不思自励，却将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
一代巫音把楚国的前程葬送的一干二净，但从它的废墟上，却生长出一丛绚丽灿烂的鲜花——楚辞。
汉赋一、定义典型的汉赋，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
它是汉代文学的正宗和主流。
二、汉赋的起源《文心雕龙·诠赋》：“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者也。
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赐名号，与诗画境。
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述主客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1、赋自《诗》出出自《文心雕龙·诠赋》。
意思是说，赋体之名是从《诗经》六义中分离出来的。
赋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诗经》某些表现手法和某些传统精神。
2、《骚》为赋祖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铺陈之。
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
”汉赋对于《楚辞》的学习，主要就在于描写铺叙的奇诡华丽。
《楚辞》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浪漫主义色彩也直接影响了汉赋，这在《诗经》中是没有的。
3、出入战国诸子章学诚《文史通义》中云：“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
假设问答，《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
”三、汉赋的发展阶段1、汉初骚体赋骚体赋作为汉初的主要体式，形式上接近《楚辞》，多用“兮”字舒缓音节，文采绮丽华美。
骚体赋继承了《楚辞》便于抒发个人情感，特别是忧愁、悲哀情感的特点。
代表人物是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
2、散体大赋它是汉赋的代表体式。
它之所以称为“大”，首先是因为它的篇幅长大，这是它的外表特征。
其次是它的内容，它以大手笔描绘出汉代盛世社会的大气象。
“劝百讽一”：汉大赋的内在结构是“劝百讽一”的模式。
“劝”是鼓励，是大赋主要描绘的部分。
“讽”是劝止，内容非常少，象根小尾巴附于后面。
枚乘的《七发》是标志汉大赋体式成立的第一篇作品。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是汉大赋成熟期的代表作。
其后有扬雄四赋：《羽猎赋》、《长杨赋》、《甘泉赋》、《河东赋》。
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
西晋左思的《三都赋》是大赋的遗响。
以后大赋就很难形成气候了。
3、抒情小赋东汉中后期的辞赋，最重要的现象是抒情小赋的兴起。
张衡的《归田赋》，标志着抒情小赋的真正兴起。
这之后到建安时期，产生了大量作品，抒情小赋取代了大赋的霸主地位，形成了繁荣的局面。
抒情小赋彻底摆脱了大赋的那种铺张扬厉、堆砌辞藻的习气，从外部空间的描绘转入人的内在心志情感，表面上看，是向汉初骚体赋的一种回复。
它在语态、句式上继承了汉大赋的经验和手法，如相对整齐的四字句，逐渐增加的对句等等，在形式上促进了向骈赋的转化。
两汉乐府诗一、乐府诗的界定1、“乐府”的内涵“乐府”最初是汉代主管音乐的机关。
秦时就已经存在，汉武帝时期兴盛起来。
汉人把乐府机关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就是最初的汉乐府诗，也就是乐府“本辞”，其题目就是后世所称的乐府“旧题”。
魏晋六朝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不管合乐与否，一概称为“乐府”；唐代则出现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些特点而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
2、乐府诗的界定文学史上的乐府诗，首先应是指汉代兴起的那种入乐可歌的“歌诗”，其次包括后世文人模拟乐府旧题或自创乐府新题的作品。
二、乐府诗的兴起乐府诗是随着汉武帝时代乐府机关的建立而兴起的。
班固《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
乐府民歌作为民间创造，是非主流的存在。
这种非主流的民间文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到文人，吸引文人加入创作，促使诗歌蓬勃兴起，最终取代了辞赋在文坛的地位。
三、乐府诗的特点1、诗题乐府诗题同一般诗歌题目有不同，它原先不仅是歌辞的题目，还兼指歌辞的声谱，有点类似后来的词牌名。
因此乐府诗的题目，明显带有音乐性的标识。
郭茂倩《乐府诗集》：“汉魏之世，歌咏杂兴，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艺之余也。
”2、形式结构乐府诗最初的可歌性在形式结构上也留下了一些音乐标记，我们现在部分乐府诗中仍然可以看到的“解”、“艳”、“趋”、“乱”、“和”、“送”等。
以上这些音乐标记，在当时同乐府歌辞密不可分，构成乐曲的重要成分。
后随着乐府诗与音乐的相脱离，才逐渐失去其重要性。
后世的文人乐府诗，绝大多数已不顾及这些。
3、内容风格作为一种诗体，乐府诗的内容同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乐府民歌，更是广泛反映了社会现实，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因而它又成为历代诗人反映社会生活时最常用的诗体之一。
四、《乐府诗集》中的汉代乐府诗现存汉乐府诗数量不多，几乎全部收录在《乐府诗集》中。
主要见于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四类1、汉郊庙歌辞郊庙歌辞是封建帝王郊祭时颂扬天帝、庙祭时颂扬祖宗的乐歌歌辞。
《乐府诗集》里郊庙歌辞收有用于郊祭的汉《郊祀歌》十九章，和用于庙祭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2、汉鼓吹曲辞鼓吹曲在汉代原是军乐，声调雄壮。
乐器主要有鼓、萧和笳。
“鼓吹”即是击鼓吹箫笳之意。
《乐府诗集》载录的《鐃歌》十八曲，是汉代仅存的鼓吹曲辞。
3、汉相和歌辞相和歌，其曲调源于民间，演唱时“丝竹更相和”，所以被称为相和歌。
“丝竹”即指弦乐器和管乐器，如笙、笛、琴、瑟、筝、琵琶多种。
现存汉相和歌辞32首，是汉乐府诗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4、杂曲歌辞杂曲歌辞是因其曲调性质、歌辞内容都比较庞杂，故而得名。
汉代的杂曲歌辞数量较少，仅存十多首，风格内容与相和歌辞极为相似，《孔雀东南飞》即列其中，代表了汉乐府诗的最高成就。
屈原列传伟大的殉道者形象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
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屈原列传》论赞：“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屈原既死之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屈原列传》论赞：“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之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史记评林》引杨慎：“太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
其论作《离骚》一节，婉雅凄怆，真得《骚》之旨趣也。
”《报任少卿书》：“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
”“拳拳之忠，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
”“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一、绿橘辉映中的壮志少年屈原名平字原，约生于楚威王元年或楚宣王29年（前341年前后）。
此时代正距离吴起变法失败五十年，楚国朝政再无当年那样的兴盛气象了。
相反，西方的秦国却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商鞅变法中崛起，正成为雄视天下的强国。
屈原的家乡在湖北秭归的“乐平里”，这个地方盛产橘树。
这南国的橘树正有与众不同的习性，皇天后土生养它在江间，它就矢志不渝的爱上了这片国土。
面对家乡的可爱绿橘，少年屈原突然悟到了人生立命的重要哲理。
一股深切的恋国之情，由此化为对橘树的赞美，他的早期名篇——《橘颂》由此诞生。
二、崛起于振兴楚国的大潮中大约在楚怀王九、十年间，屈原只有二十二、三岁，就担任了楚国的“左徒”。
怀王当政前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他重用并信任屈原。
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这是屈原政治生涯中最为光芒四射的时期。
君臣相合，楚国朝政由此蒸蒸日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气象。
三、上官大夫的背后一箭但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却不能容忍触犯他们利益的改革，以上官大夫为代表的贵族权臣，在怀王面前中伤屈原，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
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为也。
”这就是上官所施的背后一箭。
屈原蒙受了不白之冤，竟然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便被从左徒之位赶下台！一场由屈原推动的改革从此中断了。
四、谏会武关，流放汉北屈原被黜之后，楚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逆转。
怀王十六年，秦使张仪诈楚与齐国绝交。
怀王大怒，出师伐秦，先后在汉中、蓝田大败，楚师由此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