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姓名：张丽周班级：2010级历史学专业学号：20100301056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佛教初输人中国，以后汉为中心，约当西元第一、二世纪，这时期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外来的文化。

第二期是瑰晋南北朝，约第三到第六世纪，佛教逐渐兴蛊起来，成为中区文化，这是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

第三期以唐朝（西元六—九到九〇七年）为中心，佛教大蛊，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有力而创新的内区文化。

那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是如何发展的呢？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一、佛教的传入（一）佛教输人中国的原因中国在佛教传人之前，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发达。

从传说中的五帚、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段墟甲骨、铜器、铁器的古物出土，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有相当自主而系统的承脉。

昕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都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汉朝又是声威远播的时代，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能整个融入中国，甚至影响住后千百年，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实非偶然。

第一，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越山航海的传教热忱。

其中，尤以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西元前二六四年～二二七年），继承孔雀王朝的正统，更是佛教的保护者，派遣高僧分赴叙利亚、埃及、锡兰、西藏和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对后世影响深远。

佛教也就随著高僧的脚步传遍西亚、中亚各国，最后来到了中国。

第二，交通的便利。

古时交通和传播异常不便，后经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出使大夏，身历大宛、月氏、大夏、康居四国，甚至葱岭以西的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葱岭以东的乌孙、于阗、楼兰、车师五国。

匈奴降伏后，各国使节往来不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几乎无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西交通也因此大开，较古昔更为便利。

当时西域已经有许多佛教国家，张骞闻身毒国有浮图教，即为佛教。

东汉明帝与和帚时，班超征服西域各国，更架起中西、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通更为方便。

第三，魏晋时代，五胡南移，元瑰入主北中国，北方胡族多信佛教，于是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当时边境胡汉杂居，佛教便渐渐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正式的信仰。

第四，虽然中国本身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佛教输入时，儒学已混合了阴阳五行和谶讳之学，成为有宗教意味的学术，与民间追求神秘境界和超现实的心理相通。

同时，汉代哲学也有宗教迷信的一面，讲趋吉避凶，当时的道教兴起，也讲吐纳守一，吃药飞升以廷寿命，混合了先秦方士的思想。

佛教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它所提出的人生观、因果关系，不生不减和极乐世界等思想，系统严密，仪式隆重，足以填补当时以谶讳、神秘为主的思想空虚。

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佛法，只把它当成民间信仰，以为佛就是中国所谓的神或超人，将佛教夹杂在中国原有的信仰和思想文化中。

（二）佛教的输人与流布佛教输入中国的时与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有人以为最早可能在周朝末年。

例如《列子》说：“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

”说明周末已知西方有圣者。

又如，《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说：“秦王政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

”《魏书》释老志也说：“按汉武帚元符中（西元前一世纪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臬兰，过居廷，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

护其金人，帚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

金人率丈余，不祭祀，但烧香拜佛而已。

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

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

”（注一）汉明帚求法的故事更多，大概来说：明帝因梦见金人，知道西方有佛，因而遣使到西域求法。

使者在印度取得经像以后，并邀请两位印度高僧来华，在洛阳建寺译径，《四十二章经》即为当时昕译。

另外，在东汉桓帚时，有两件大事与佛教有关。

一是帝王已信佛；《后汉书》载襄楷上疏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二是佛教的译经运动已正式开始。

根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安息人，名清，桓帚初年到中国，译《安般守意经》等经论三十九部。

为安世高任笔受者，有临准人严佛调，敏而好学，自撰《十慧经》一卷。

（注二）在东漠灵帚、献帚时代，译经的人更多。

以上所举佛教进入中国的时代，从春秋至汉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中，以东汉明帝时代最为可信，这些故事虽然缺乏历史的确切性，却不能说没有文化的真实性。

至于最初佛教输人的地点，向来治佛教史者，总以为佛教经西域陆路传人中国，先盛于北方。

康僧会则由交趾人吴，为江南有佛教之始。

初期东来的西域高僧，以大月氏、安息和康居三国最多。

安息善海上贸易，安士高行迹逼达九江、会稽、广州一带。

至东汉，日南檄外从海外兽贡，会稽、交趾均有海上贸易，交趾牟子著论为佛法论辩。

故初期佛法输入中国的交通有二：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海道之开辟，或更在西域之先。

伯希和曾说：“旧日传说或以佛教轮入，事在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注三），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十八年间（六一至七五），皆属传说而非史实。

《后汉书》天竺书传，志明帝感梦事，亦为传说之一种，殆出袁宏《后汉纪》，亦非实录。

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

”（注四）可知，南海道是佛教输入的要途，南海的交趾，犹如西域的干阗。

佛教输入初期，多流行于民间，汉代上流社会人士，如楚王英、汉明帝、桓帝等人因好黄老术，于是兼及浮屠。

在帝王、大臣的推广下，使得佛教的流传加入了强有力的力量。

文人学士如襄楷、张衡，擅阴阳术数，略为述及佛教，其它如北方的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大规模译经，南方则有笮融大起佛寺，会者万人，到了东汉末期，佛教才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

二、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终东汉一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及至汉末，由于战乱迭起，广大群众备受摧残，为宗教的传播造成了有利条件。

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由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走入了绝路，失去了控制思想的作用，正是儒家以外的思想及宗教传播的良好时机。

故汉末三国时期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此期间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

曹魏统治者并未禁止佛教，至其中期，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节译了戒律一卷，汉地始有正规戒律授戒度僧。

由于曹魏正始中兴起的贵无论玄学，与佛教大乘般若学的性空说相类似，一些佛教僧侣就有意以般若学迎合玄学，大讲《般若经》。

而当时《般若经》的翻译还很有限，沙门朱士行遂首次西行求经。

孙吴时期，有祖籍西域的支谦、康僧会先后到了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译出了大批佛经。

蜀汉虽无佛教传播的记载，但从本世纪40年代以来，四川境内不断发现汉末蜀汉的佛教出土文物，说明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深受佛教的影响。

西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更为流行，当朱士行从西域派弟子送回《放光般若经》后，即在僧俗人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僧侣、士人都纷纷宣讲、传诵此经。

西晋的佛经翻译，以竺法护翻译的最多最重要。

竺法护于晋武帝时来到中原译经，至西晋末，共译佛经84部188卷。

这些译经范围广泛，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西晋佛教的传播已比较广泛，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以至边地少数民族，都有信奉佛教的。

在民间已有持斋和设斋会之举。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

在北方十六国中，尤以后赵、前后秦和北凉最为突出。

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他们虽也接受汉文化，但对外来佛教却有特殊的感情。

后赵石虎就曾说：“朕出自边戎，……佛是戎神，所应兼奉。

”加之至后赵的西域僧佛图澄精于法术，遂使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深深崇信。

石虎还正式下令取缔汉魏不许汉人出家的禁令，佛教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前秦苻坚崇信佛教，在夺取东晋襄阳后，迎得高僧道安。

道安是学识渊博很有影响的名僧，在襄阳时已受到晋孝武帝及朝野名士的崇敬。

至苻秦都城长安后，便成为秦国的学术顾问和政治顾问。

但道安在长安的主要活动，还是弘传佛教与研究佛学。

他对《般若经》特别重视，坚持每年宣讲两遍，并将搜集到的不同译本对比研究，撰成《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一系列着作。

道安对其他佛经也广为研究，整理撰写了《综理众经目录》。

道安在组织译经中，还总结了前代译经的经验教训，提出“五失本”弊病和“三不易”作到的准则，不仅对当时的译经有指导作用，对后世译经也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故有意两次分散徒众，使之遍布于大江南北，这对佛教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秦姚兴更崇信佛教，在他即位后，为了得到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竟派兵西伐后凉。

鸠摩罗什至长安后，姚兴即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鸠摩罗什在长安主要从事于译经。

在姚兴及其臣僚的大力支持下，鸠摩罗什在长安的11年中，译出大量佛经（包括新译和重译），经现代学者刊定，现存尚有39部313卷。

这些译经主要是大乘经论，对后世影响较大。

其中尤以《般若经》和四论（《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影响最大。

鸠摩罗什所译经论质量很高，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

现代学者也说他的译经，不论技巧和内容正确程度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

《肇论》以般若为中心，对魏晋以来的玄学和佛学的主要流派作了系统的总结，建立了较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秦弘始中还设置了僧官，管理全国僧众，正职称僧主（即僧正），副职称悦众。

在此稍前，北魏与东晋也先后设置僧官，但三方设置的时间很近，可能都是各自设置，没有相互影响。

北凉之佛教，以天竺僧昙无谶至凉州后最盛。

昙无谶在凉州翻译了《大般涅盘经》、《方等大集经》等11部117卷。

其中《大般涅盘经》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极大，使佛教学者从研究般若学转到了涅盘学。

东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进一步与玄学相融合，士族名士谈玄论释成为时尚；加之皇权衰弱，士族势盛，故东晋诸帝多崇信佛教，因而佛教高僧也备受尊崇。

如高僧竺道潜、支道林等均受帝王与名士的崇敬。

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

又因般若学者将玄学的不同意见反映在般若学中，便出现了般若学六家七宗的不同派别。

这标志着佛教的逐步中国化，发展到后世，便出现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宗派。

东晋后期，慧远在庐山建立了南方的佛教中心。

慧远原是道安的弟子，在道安于襄阳分散徒众时，率弟子数十人到了庐山。

当时一些僧侣钻营私利，奔走权门而遭到社会指责，慧远却能在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聚集了不少僧徒和清信士在庐山讲学弘教，使庐山成了南方的佛教中心，为佛教在南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所倡导的弥陀净土信仰以及念佛三昧的禅学，对后世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东晋后期，兴起了一股西行求法热，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法显。

法显回国后撰着的《佛国记》，对西域、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地理、文化等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记载，是研究5世纪初这些地区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