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1 伴随着战争的洗礼，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华夏大地上开始出现了最初的国家和法，这个过程在时间上是相当缓慢而在程度上又是相当激烈的，国家和法可谓是血与火的产物。
②以战争为手段而形成的国家，以压迫为方式的进行的统治，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的形态开始确立起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各种法律的出现都是围绕着惩罚而定。
总体上可以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早起启蒙阶段；2.成文法及“法治”阶段的传统法律文化发展阶段；3.法律儒家化的传统法律文化成熟阶段；4.法典与案例结合的传统法律文化完备阶段；5.近现代法制出现的传统法律转型阶段。
以上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
1.启蒙阶段夏商周上古三代在中国历史上统称为青铜时代，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萌芽时期。
青铜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化，标志着史前的结束，原始社会的终结和奴隶社会的到来。
而以征战为主要手段而融合成的国家揭示了中国古代国家与法的直接成因。
由于社会共同体规模的扩大，财富和阶层分化的加速，导致了原来管理部族或氏族内部的原始习惯也就是“礼”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为了确保“礼”的权威必须要与战时所形成的刑罚想结合成了“引刑入礼”。
礼在当时起的作用是约束作用，也是一种规范准则，其强制性远远低于当时的刑，如果说当时的礼是法律性的话那是因为它得到了刑的支持而获得的。
③那么所谓的“出于礼而入于刑”的思想已经确立出来。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开始萌芽。
2.发展阶段春秋、战国和秦朝是我国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重大历史时期，同样也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要的发展时期，成文法、法典的编篡以及秦统一国家后所实施的“法治”方针为后世的法律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萌芽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打下了铺垫。
3.成熟阶段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高度发展时期，自汉朝开始，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入法律，到《唐律疏议》的指定颁布实现了礼教与法治的彻底融合，中国古代法治趋于成熟，中华法系就此形成。
4.完备阶段宋元明清时期，法律内容在隋唐法制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变化，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者的统治，加大人治的作用，但是变化却不是很大。
虽然在法律形式上有了很大的突破，使法律更加完备规范，但也不能排除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此时已经鲜有发展，对法律的研究也开始逐渐衰落，所剩下的仅仅是对以前法律文化的继承，使传统法律文化更加完备而已。
5.转型阶段从战争以后到现在，西方文化的侵入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趋于接替，近现代法制开始形成。
战争以后，中国的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救亡图存的危难年代，大批前清的人士和晚清的知识分子为变法图强的愿望所驱使，对法律和律学学术有了一种使命感，这使得晚清的律学和从西方引进的法学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中首次占了重要的位置，这次法律文化的发展严格来说是西方法学在中国的开端和传统律学的终结。
④也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和解释都受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都是基于西方文化的背景和视角，都采取西方法律文化的学术话语和分析规范。
⑤这一时期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终结和转型的时期。
中国拥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从上古夏商周开始，作为统治阶级重要的工具法律，已经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一直延续到清末变法，中国传统法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着自身丰富的、独特的、自成体系的发展，突出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在法律思想上，统治阶级由最初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演说成权威，从而获得统治者的思想基础，从早期的“天命”、“天罚”等神权思想到后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观念，都体现出了统治阶级蓄意构建的权威，特别是自汉代以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在强调权威方面最为突出。
在法律制度上，礼入于法，礼法融合。
礼是等级的标准、伦理的支柱、法律的准则、修身的规范，因而具有治国、理家、律己的特殊功能，是独特的社会整合理论。
礼以“别”为本，以等差著称，礼以“齐”为本，以公平闻世、礼的等差式的规范与法的公平性的衡量是矛盾的，但两者又具有统一性，因为礼与法不仅同源，而且都以维护等级特权秩序为目的。
在法律适用上，中国传统用法律文化最大的特点是行政兼理司法以及立法。
皇帝是最大的立法者，也是最高级别的审判者，这种以皇帝为立法和司法上最高权威的制度，直接成为古代社会司法和行政混为一体的基础。
随着战争的爆发，闭关锁国的清政府被迫开始接受与国外的交流，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给这个古老的国度代了巨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西方法律文化更是震撼了维系千年的旧中国的法律体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开始打上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烙印。
西方的法治原则以及法律制度，从内容到形式都能为现代社会所需要、所认同，而这些东西也恰恰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欠缺的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量引用了或者移植了前苏联的法律，进而经过文化大革命又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得到了很大的挑战和摧残。
尽管不能否认人类各民族文明之间的交汇，势必融合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⑥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脱节现象，国外法律的精华以及他们在构建其法律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成功经验，无疑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那么如何使我国法律文化的脱节感予以消除，如何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连接起来，如何更能适应中国公民的需要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民族和民族文化从隔离到融合是法律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⑦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有效继承，是我国现代法律文化更加成熟和完善。
首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上要摆正心态，要有全面和客观的认识，时过境迁，不能否认某些传统法律文化已经落后，是不适用于现代的社会的，例如，刑名部分、重实体而轻程序，统治意识为主导，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看到的也需要有体恤老幼妇残、呵护弱势群体、可持续和谐发展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的现代化价值，是依然值得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其次，推行“礼法并举”的法律文化演进模式，在注重法治建设的同时，着力加大对思想层面的深度挖掘。
法律的指定、颁布、实施过程中，依靠“礼”的辅助作用，促进“法”的拘束功能，同时，通过“法”的制约性，加深对于“礼”的引导和转化。
第三，着力构建以中国特色的农村法律文化为代表的多种文化层次。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现代法治建设还是有许多的精华所在的，充分的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对我国法治建设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使中国现代的法律文化更加能够与中国传统接轨，更能够使中国公民所接受和认同，更能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为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和走向宪政道路实现中国梦提供能好的养分。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中华民族自夏至清四千多年来所形成的源远流长、别具风格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系统，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礼法并举、伦理为本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基本的特点。
礼产生于中国原始社会的祭祀仪式，西周时周公制礼，使礼系统化、规范化。
周公制礼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尊尊”和“亲亲”。
“尊尊”即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人人必须服从一国之君;“亲亲”即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
尊尊为忠，亲亲为孝，前者是等级原则，旨在维护君权。
周公制礼的实质是确立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和制度，礼的作用体现为明贵贱、序尊卑。
法产生于礼之后。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百家争鸣。
儒家在继承和发展西周“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的法律观念，并以“复礼”为奋斗目标。
秦汉以来，儒家思想逐渐在立法、司法领域占据主流地位。
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为中国法文化的核心思想，在儒法的思想争论中，儒家的法治思想日益占据主导，并在吸收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礼法结合，礼法合一的格局。
“礼”作为一种差别性的规则体系，被奉为治国之道，形成了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道德成为社会的主要调整手段，法律只起到对道德的辅助作用。
(二)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历代统治者治国安民都很注重刑罚惩处的警戒作用与礼教的教化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不同的朝代，这两种手段先后、轻重有所区别，但是总体而言，“德”为“刑”纲，“刑”受“德”制约，德体刑用，以教化为先，刑罚为辅，刑罚为道德服务，并且统治者明德慎罚，彰明刑罚，辅以礼教，用刑法晓喻人民，使人们都知法、畏法而守法，以达到教化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由儒家学说长期影响形成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即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维护等级伦理、纲常关系为原则、以德体刑用为特征。
(三)法自君出、人良法行“礼乐征伐皆自天子出”，古代司法制度和司法体系的核心是皇权，尽管平等也曾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中最重要的社会理想之一，但是终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
君主掌握着国家最高的立法权和最终的司法权，其意志就是天意、法律，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等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并且“狱由君断”，一切重案、要案、疑案由皇帝最终裁决、批准。
皇帝还可以法外用刑、法外施恩，法律是皇权的附庸，在立法、司法过程中，作为断狱者的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法律条文的作用是第二位的。
皇权有时也会受到官僚体系的制约，社会上一直以来就对那些不顾个人荣辱、生命安危的耿直臣子褒奖有加，敢于直言、刚正不阿的官员一直在人们心中占据着崇高地位。
人们习惯于期待着从明君清官那里获得基本的公平正义。
(四)宗法本位、义务本位宗法制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
儒家就是以血缘情感为心理依据，以宗法人伦为基本内容制订了三纲五常等学说，其核心是以宗法道德来决定血缘尊卑、身份贵贱，决定权力、财产分配。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礼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