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王田田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基本的特点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古礼产生于中国原始社会的祭祀仪式，西周时周公制礼使礼系统化、规范化。

而古代的法律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经历春秋战国至秦朝时，礼和法各自发展、演变。

汉初是引礼入法的一个起点，为礼和法的融合开辟多种渠道。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礼法的结合不断深化和完善。

至唐朝，礼法结合已臻于成熟和定型。

自此，“引礼入法、礼法合一”的传统彻底贯穿于整个传统法律文化，并成为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点。

关键词：礼的产生法的产生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中国）之一，以国家的形成作为文明起步的标志的话，中国古代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王朝。

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传统法律文化更是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传统法律文化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儒家学说与实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系列富于浓郁东方农耕社会特色的道德价值观念逐渐渗透其中，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塑造出一种富有特色的“伦理法”。

“伦理法”的最本质核心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这是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于其他国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

所谓“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是指在中华传统法律中，中国的伦理道德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完全一致。

1这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许许多多的体现。

那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中，礼和法是怎么产生的？礼和法又是怎么结合的？这些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有着重要意义。

一、礼的产生礼是古老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西周前的礼称为古礼。

礼不仅起源早，而且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所谓“礼也，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2“礼”字的初文，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即作“豊”；战国以后加上加上了“示”旁，作“禮”；后来简化称为“礼”。

“礼”字的初文从双玉、从鼓之形。

3古代中国人最初“行礼以玉”，祭祀时往往以鼓作乐；古籍中又说“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4这表明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祀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玉和鼓则是中国古代祭祀礼仪活动的代表物。

《礼记·礼运篇》对于礼产生于祭祀有以下描述：“夫礼之初，起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饮，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这种充满宗教性的原始习俗，就是礼的起源。

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文化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生老病死都充满了神秘感和敬畏感，因此古礼与天地鬼神相通是很自然的。

由于礼具有迫使人人遵守的普遍强制性和约束力，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礼被统治者改造成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

夏商朝的主要法律思想为“恭行天1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许慎：《说文解字》。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罚”，夏商的统治者一方面以“服天命”自诩，极力通过致孝于鬼神把礼改造成代表其阶级意志、符合国家统治需要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将礼与神权紧密结合，使天上与地下、神与王联系起来，“上事天，下事地”，建立起天人合一的宗教政治观，为王权和贵族政治服务。

这样，礼的内容也由单纯的习俗仪式发展成规范君臣、血统、婚姻的行为规范，体现了神权、族权与君权的统一性，并逐渐被制度化、法律化。

礼的系统化、规范化，始于西周的周公制礼。

周初，周公姬旦鉴于商后政治关系变动、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激化、文化冲突尖锐，需尽快稳定国家、巩固统治，于是“制礼作乐”，将分散凌乱的礼进行整理、修订、补充，把夏礼、商礼发展成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并制定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成为“法度之通名”。

一般称之为“周礼”。

后来儒家将之发展成“为国以礼”的“礼治”。

5据《尚书大传》描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由此可见，周公制礼效果之佳、意义之重大。

周公制礼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尊尊”和“亲亲”。

“尊尊”即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一国之君；“亲亲”即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

尊尊为忠，亲亲为孝，前者是等级原则，旨在维护君权，所谓“国无二君”；后者是宗法原则，旨在维护父权，所谓“家无二尊”。

亲亲和尊尊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孝”和“忠”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

6这种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理论，就是礼的思想基础。

周公制礼的实质是确立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和制度，正如《礼记曲礼》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左传隐公十一年》也说，礼起着“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重大作用。

总之，周公制礼，使得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贵贱有别、长幼有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各种行为纳入礼所调整的轨道。

后儒家为渲染礼的神秘色彩，增加礼的规范作用，把礼与高深不可测的天地相联，以天人合一来辩护礼治国、礼治民的符合天道。

正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所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由于天是不变的，因此，为天地所生成，则天行礼，也是永恒的，违礼即违天，违天即要遭受天罚。

明礼、行礼便成为中国古代帝王贯穿几千年的治国方针。

综上，礼由体现原始社会习俗的带有宗教性质的礼仪，发展成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由法律保障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是原始社会氏族民主制解体、阶级社会形成的产物。

随着礼的政治作用的不断强化，礼的原始含义已经湮灭，礼的作用已体现为明贵贱、序尊卑，为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服务。

二、法的产生马克思关于法的起源的一般理论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关于法的起源有如下观点：（一）法律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这是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法律产生的共同规律之一。

其中，国家的出现是法律产生的最本质的条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有关国家的产生有四个最基本的标准：1．公共权力的设立；5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按地区划分国民；3．捐税、赋税的存在；4．国家权力外在机构的出现。

如军队、监狱等的产生。

中国从夏代的开创者“启”开始，便正式进入文明社会，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

夏代中央有“牧正”，掌管畜牧；有“车正”，掌管造车；有“大理”，主掌审判，等等。

7这些都是公共权力的体现。

《汉书》中有关于禹“铸九鼎，象九州”的记载，这表明从夏朝时变开始按地域划分居民，“芒芒禹迹，划分九州，经启九道”，并铸造九鼎以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

为维持国家的运转，夏代也已经有了贡赋制度，《史记夏本纪》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此外，夏朝的圜土即为监狱。

所有的这些恩格斯所说的国家的特征，夏代均已具备。

可以说，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而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

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法是落后于礼而出现的。

（二）法律的产生过程有一个从氏族习惯到习惯法，再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过程。

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从夏朝建立起，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更多的是王命和习惯法。

王命是夏王发布的命令，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

习惯法即为古礼，包括一些传统习俗和禁忌。

（三）法律产生的过程受宗教道德的影响。

因此刚刚产生的法律几乎总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道德痕迹。

宗教礼仪作为最早的行为规范，是中国法律产生的渊源，同时也是礼和礼治的滥觞。

这使得礼和法之间存在了共性。

三、引礼入法礼和法虽然各自独立，但礼所具有的规范人们行为规则，调整社会秩序的特殊功能，是属于道德层面的内容。

这就使得引礼入法是必要的。

但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引礼入法最首要的一个途径，是从儒法对立到儒法合流。

从儒法对立到儒法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那是因为儒家和法家之间存在着一个高度的契合点，那就是维护巩固君主权威。

当儒法对立的障碍被排除后，引礼入法的门户便自然敞开了。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百家争鸣。

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代表了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他们在继承和发展西周“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念，并以“复礼”为奋斗目标。

先秦儒家认为治理国家需要三个层次：第一，强调“仁”。

“仁”的含义包括，一方面需要自我约束，另一方面需注意与他人的交往中的他律，即“仁者爱人”。

第二，提出“践仁”，即实践仁道。

强调“克己复礼”，以成君子，同时也提出君子需怀刑。

这里君子怀刑包括自身守法和治国用刑两方面，但儒家学者并不支持法治在国家治理中占主导作用，他们强调的是慎用刑罚，主张德主刑辅，反对不教而诛。

第三，认为为政者是圣人王，支持贤人政治，提出“惟宜仁者在高位”的政治思想。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要求圣人王再推仁于民，使人民都得到教化，使整个社会节用富民，最终使国家进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

以李悝、商鞅、韩信等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代表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推翻旧的血缘等级制度。

春秋时期的成文法运动是法家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法家思想的实践来源。

春秋末期“铸刑鼎”事件的出现，便标志着中国古代成文法的产生。

法家流派从地域上划分，可分为晋法家和齐法家。

晋法家是以三晋文化和秦文化为基础产生的法家派系，也是法家的主体，其思想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

晋法家思想的特征是：重农抑商，严刑峻罚，否认道德教育作用，极端夸大刑罚的作用。

齐法家是以齐国文化为基础产生的法家派系，其法律思想主要反映在假托管仲之名的《管子》一书中，可以说是管仲思想的发挥。

齐法家思想的特征是：重农而不抑商，重法而不全盘否认道德的教化作用。

8由上可见，儒法两家的对立，是明礼等差与奉法齐一的对立。

引礼入法作为一个过程，是在经历战国、秦至两汉时逐渐深化的。

汉初是引礼入法的一个起点，也是礼法结合的一个起源。

汉初引礼入法的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从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中为引礼入法制造舆论汉初，著名思想家贾谊鉴于秦朝仁法仁刑之弊，认为只有礼才是“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9的根本。

但也不应该废弃法律，因为“缘法循礼谓之轨”10，否则治国、理政、驭民都无轨可循。

但礼和法应该有所侧重，认为：“夫礼禁于将然之前，而法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

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

”11贾谊的主张，是在徒法为治，蔑礼用强的秦王朝灭亡之后，提出以礼为治之本、以法为治之用的第一人，为引礼入法制造了最初的舆论。

儒家学说真正受到重视是在汉武帝时期。

为适应汉武帝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政治抱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论，并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