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索与发展（XX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农十二师分院赵刚*海继锋**）附条件不起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的具体体现，从1992年起，我国基层检察机关就开始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成效，虽然，仍面临众多的争议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当前我们需要做的一项紧迫的工作是借《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契机，对如何建构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提出立法建议和意见。

在立法上明确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使检察机关工作机制层面的附条件不起诉立法化，以推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建立和发展。

一、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探索附条件不起诉是指对于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 附条件和附期限地暂时不予起诉, 后根据被不起诉人的表现来决定是否终止诉讼程序。

①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附条件不起诉也被称为“暂缓起诉”或“暂缓不起诉”。

我国部分基层检察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附条件不起诉的试点工作，出现了许多典型性的做法,其发展轨迹，根据掌握的资料，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探索时期和阶段。

（一）探索初创时时期。

1992年初，XX市长宁区检察院就开始在个案中以“诉前考察”的形式，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暂缓起诉”展开探索，2000年，XX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实行暂缓起诉；2001年5月，XX市长安区检察院出台《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开始实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暂缓起诉制度；暂缓起诉被司法界一度视为对失足青少年的帮教、挽救手段。

（二）发展推广时期。

2002年10月22日，XX市检察院出台《检察机关暂缓不起诉试行办法》，在这一办法的指引下，2003年，全国* XX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农十二师分院检察长。

** XX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农十二师分院公诉处处长。

①兰耀军：《论附条件不起诉》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5期。

首家“在校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在浦口区成立，XX浦口区检察院将暂缓不起诉的适用对象扩展到在校大学生。

2004年5月21日，市海淀区检察院、区公安局、区妇联、区团委联合签署实行暂缓起诉制度协定书，对犯罪事实清楚、犯罪情节较轻、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嫌疑人系初犯、偶犯且有悔改表现的未成年人案件，适用暂缓起诉。

考验期为1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考验期间内由海淀检察院等共同设立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委员会负责落实具体的帮教工作。

这一时期名称为暂缓起诉或暂缓不起诉。

适用对象也从未成年人扩大在校学生案件、轻微刑事案件。

（三）理论和程序日趋完善，蓬勃发展阶段。

2005年6月，XX 省桐柏县检察院对一高中生持水果刀故意伤害致死同学的案件作出了“暂缓起诉”的决定，因为本案案情并非偶犯盗窃之类的轻微犯罪情节，该院把考验期暂定为一年。

该案后被媒体内称之为“中国暂缓起诉首例命案”。

2006年，XX市检察机关在全国率先提出“平和司法”的理念，在这一理念的倡导下；2007年至2008年8月，XX省蓬莱市检察院先后选择了13起具体案例，对一些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初犯、偶犯适用了“附条件不起诉”。

2007年8日，XXXX市双台子区检察院对一高二学生的敲诈勒索案附条件不起诉。

检察院邀请区政法委、区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学校教师等各界代表，召开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终结听证会。

2010年7月，XX省XX市北仑区检察院让一名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做交通协管员，以考察其悔罪表现，再决定是否不起诉。

被媒体解读为“以善代刑”，同年，市海淀区检察院在全国第一次在附条件不起诉案件采用了公开咨询制度。

对拟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召集公安、学校、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家长、社会人士，听取各方意见，决定做出是否起诉决定。

这一时期，根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基层检察院就附条件不起诉开展进行了积极的试点。

②2010年11月，高检院理论研究所等单位先后组组织在XX省蓬莱就附条件不起诉展开探讨。

标志着附条件不起诉改革创新的探索逐步走向了理论和程序日趋完善，蓬勃发展阶段。

②X广三：《犯罪控制视野下的暂缓起诉裁量权》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6期。

综观各地的实践，可看出目前各地试行的附条件不起诉的改革探索主要有以下特点：1．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适用X围。

多为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且系初犯、偶犯的轻微刑事案件，但有个别检察机关将之推广适用到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重刑案件中，对象多限于未成年人，特殊情况下扩大到已成年的在校学生和成年人。

2．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期限。

各地附条件不起诉的最短考察期限规定比较一致，大多为三个月以上，但是关于最长考察期限的规定不一致，在六个月至十二个月。

通常是确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考察期，必要时延长三个月。

3．附条件不起诉阶段的义务。

综合各地的做法，主要是为犯罪嫌疑人设置了遵守法律规定、书面悔过、接受帮教监督、定期汇报情况，积极赔偿等义务，值得注意的关于修复关系、实践性的义务。

4．附条件不起诉的操作程序。

一般是由承办人员对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就提出意见报部门研究，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经检委会研究决定后实行，除此之外，有的地方规定，应先告知犯罪嫌疑人有申请附条件不起诉的权利；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应制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并公开宣布，及时送达被害人、被不起诉人及其所在单位，以利于群众监督5．在社会参与方面。

有的是在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前召开听证会，由政法委、人大、公安局等多部门代表参加，听取多方意见后作出决定；有的是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做出前召开听证会；在帮教方面，由案件承办人担任，由考察对象的工作、学习或劳动单位以及居住地的居委会、公安机关等有关人员组成。

由担保人或者法定监护人担任。

具体有四方帮教委员会模式和检察机关牵头负责模式。

总体而言,各地附条件不起诉试点工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限内能够认真履行规定的义务，其重新犯罪率几乎为零，被害人无一上访和申诉，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了诉讼案件的审前分流，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这些试点案件，积累了非常宝贵的实践经验, 为我国从立法上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二、对我国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实践探索引发争议观点的评析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附条件不起诉在基层检察机关一经试点，便引发广泛的学术争议，时至今日，尽管全国人大目前已将附条件不起诉列入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视野之中，但在学术界和实务界仍然存在争议和不同意见，因此有作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一）关于确定制度名称的争议实践中，就附条件不起诉的称谓，我国学术界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暂缓起诉还是暂缓不起诉, 其文意与实际制度都不甚贴切, 若望文生义还会产生误解，称之为“附条件不起诉”比较符合。

③另一种观点认为，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质是注重帮教，暂缓起诉这种称呼相比附条件不起诉更为科学。

因为他确定的是一种待定状态，而不是结果。

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如何确定其名称，使名称与试点的制度内容相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④笔者认为，附条件不起诉本质的特征, 就是附加条件, 让本来该起诉的案件最后不进入起诉程序。

这一制度的设立宗旨在于不起诉, 而不是起诉。

还是把这一制度叫做附条件不起诉更为科学一些。

因为它确定的不只是一种待定状态，而是结果。

其核心在于“条件”，落脚点是不起诉，而暂缓起诉的核心则为暂缓，落脚点是起诉，本应当提起公诉，而暂缓进行起诉，有借鉴缓刑制度的内容之意。

因而有将缓刑提前的嫌疑，而附条件不起诉却是一项相对独立的制度。

我国早期实践探索中所试行的暂缓起诉或暂缓不起诉，实质应是附条件不起诉。

从各地检察机关的实践来看, 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作了不起诉处理，所以我们的落脚点应在不起诉上,“附条件不起诉”这个名称能更准确地表达其内涵与价值取向, 更贴切。

附条件既有利于鼓励被起诉人认真履行义务, 从而改过自新，经过一段时间能够有一个定型，争取不起诉处理，也便于安抚被害人及其亲属, 让他们明白, 这种不起诉是附条件和期限的, 被不起诉人只有在条件成就时, 才能获得不起诉利益。

应当说，附条件不起诉和法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共同构成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上完整的不起诉体系。

（二）关于各地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试点工作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争议③陈光中：《关于附条件不起诉问题的思考》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4期。

④引自孙力：《关注暂缓起诉的理论与实务》载“京师刑事法专题论坛”第 16期。

质疑的观点认为，附条件不起诉并无法律明确规定，是一种游离于刑事诉讼之外的“XX试验。

⑤对此，笔者认为，首先，一个事物的合法性是从形式法治的层面进行评价，它具有明确的规X作为依据，那么就认为它是合法的。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所以在我国基层检察机关推行试点，是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动的结果，换句话说，现行的刑事司法政策是附条件不起诉试行的规X依据。

附条件不起诉的试点工作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响应了我国目前大力倡导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要体现在实体上,更要贯彻到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上，对那些罪行比较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设置相对复杂严格的诉讼程序,对那些罪行轻微、案情简单的案件设置简易程序或利用审前诉讼程序终结诉讼, 使检察机关在今后刑事诉讼的整体运行中真正发挥“调节器”的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试点工作的初衷，正是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起诉处理上新的运用，将一部分移送其审查但不必起诉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消化掉。

其次，从总体上讲，我国的司法改革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这样做的优点不用多言。

但是法律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在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本身面临着重重困难和其本身存在诸多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过于强调法律的稳定性而不顾社会的实际情况，那恐怕是机械而片面地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也有悖于当前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最终会因实质上的不公正而对公民和社会利益造成损害。

固然任何一项改革都应当在合法的限度内进行, 不能离开法律搞试验田突破法律, 搞制度创新。

问题在于, 如何认识制度创新与突破法律的关系。

在法律没有禁止的情况下, 对某项制度作适当的调整, 使其与时俱进, 适合现实需要, 是否就是对法律规定的背反? 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的话, 那么当前正在进行或者已经付诸实施的诸多改革措施: 如证据开示、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等, 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依据的XX试验。

最后，从实证的角度来讲，“存在就有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