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政治权力如何取得经济主导权《盐铁论》一书，正是中国轴心时代过后，经历数纪战乱，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时候出现，乃千古一书，其中妙旨，于今视之，意义可观。
而侯外庐先生亦有言直接从经典阅读为思想史研究之基本，由此，作此笔记，以不才之心，揣测前人遗说，作如是观。
本文之基本观点,力求说明盐铁政策之于汉帝朝实行乃是内忧外患导致财政吃紧之必然结果,而其中桑弘羊君之作为,不可不提.。
而盐铁专卖之得失，于当时有其必要，于今亦有其公论。
一盐铁会议前因秦灭六国，为四海作统一之制，全然是为汉朝开路。
而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
而中国之体制与治国理念，基本于汉代定型，所谓“百代皆行秦政事”，汉亦是多有创获，汉武帝时候更是基本开创中国第一大封建帝国之盛况。
武帝好大喜功，后人褒贬不一，而对于其内政外交，皆赖帝国财政之倾力支援，其中之功，则首推理财家桑弘羊推行之盐铁政策，所谓盐铁政策主要就是把本来属于民间的盐铁业收归国有，由国家专营，同时兼有均输平准改革币制等经济措施，国库由此获利良多。
盐铁新政，一因触及豪族大贾实际经济利益，二因意识形态上宗法管仲公与法家之轻重说，与儒家黄老皆有背谬；三因专卖政策实施上的技术问题，百姓对官方盐铁的质量多有不满；所以民间亦有颇多怨声。
武帝时，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名义上接纳，而其中关节，到底还是外儒内法，宣帝所谓…吾家家法，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此中意味正如黄仁宇所谓“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 1997年4月）武帝朝，武帝强势过人，凡是反对盐铁政策者都受到打压，如颜异竟以“腹诽‟‟见诛，而职位仅次于丞相的御史大夫卜式也以此贬逐（二人事迹详见《史记·平准书》）。
武帝驾崩，而幼主昭帝立。
所以西汉昭帝浦立，双方矛盾迅速公开激烈化，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60余人至长安，“问以民所疾苦”(《汉书·食货志》)。
而贤良文学“祖述仲尼”，把民间疾苦之因直接指向盐铁政策，所以与朝廷主持盐铁政务的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贤良文学并非今人所理解之文学家之流，乃是汉代选拔人材之科目，贤良乃是有功名之人，文学乃儒者，是以研究儒家经典为生的专业人士，所谓“善礼乐典章”。
而推行盐铁政策的主管桑弘羊则于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舌灿生华，为盐铁官营等措施辩护。
此会议结果是仅仅是由商弘羊主动提出解除酒专卖，“后罢榷酤而盐铁则如旧。
”..但是盐铁会议的象征意义则更为深远，因其中双方之往来交锋诘难，使得讨论问题不断深化，（“当面相诘难，颇有其议文”《汉书车千秋传赞》）范围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之基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亦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最后一次公开大论战。
二汉武帝之财政危机盐铁会议谈论当时经济政策，除了盐铁专卖，榷酤官营就去涉及很多经济措施，如均输，平准，而今天则着力讨论盐铁之政，举桑弘羊之说为本，而兼涉及其反对派之言论。
说盐铁之政，不得不谈论汉代财政。
胡寄窗先生论说中国封建时代，说起土地兼并、财政困难和货币问题是其一直挥之不去的三大威胁。
其中尤其以财政问题最为突出，因为土地兼并与货币贬值都是对财政的极大威胁。
汉代创国之初，因为赢政暴政流弊，以及连年征伐，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国力贫乏，甚至连天子出巡也不能乘坐四匹毛色纯一的马车，只能乘坐牛车，《史记·平淮书》:“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互乘牛车,齐民无藏。
”高祖刘邦与惠帝吕后都是采取休养生息的黄老之策，国税定在“什五而税一”，文帝参加籍田大典以视重视生产，可见当时以农业经济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汉代的财政状况并不起色。
直到景帝，此时汉代经过六十多年积累，终于出现传说中的“文景之治”“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景帝甚至实行“三十而一”税（《史记平准书》）。
《汉书·食货志上》:“……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京师之钱累百万钜，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但是这仅仅是在既定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当时有以前君主从未遇到的因素让武帝的财政陷入危机。
首先根据史书记载，在武帝执政期间河南关东等地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灾荒，两次比较大的水患，赈灾费用每次都在数十亿之多。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
汉初自从白登大败之后，“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同时采取屈辱性的和亲政策，单是匈奴并未停止对边境的骚扰。
根据黄仁宇的年降雨量十五毫米的标度，在边陲地区，灵活而且好战的匈奴是占据了很大优势的，而战争拼的更是财政，每次战争成本以及赏赐抚恤花销将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钱，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根据据现代人的估算，当时一个正常年份的田租，刍稿税，更赋，算赋，卖官鬻爵、赎罪等财政盈余约在四十亿到八十亿之间，所以文景之治之后国库充盈的记载已经往事。
以上两点是财政困境的主要原因，而推动盐铁政策的还有其他因素。
第三点原因则比较隐蔽。
众所周知，封建主义一词脱胎于西欧社会，欧洲从9世纪到大约15世纪建立在以封地采邑的形式占有全部土地，及由此而建立的领主与封臣的关系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体系，以佃农的效忠、服兵役以及没收财产为特征。
梁漱溟认为中国自战国就脱离封建制度，所以形容中国几千年来政治其实并不贴切，仅仅是名词而已，秦朝以后的则是“家产官僚制”。
在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提出，先秦之前是封建制，而秦汉之后则是“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
所以秦汉以来，中央集权之趋势越来越强烈。
同时汉代的行政基本按秦的郡县制，曾经有设立过州，但多是虚级，所以地方财政基本还是郡县两级，详见马大英先生《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汉代财政史》。
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
”中央政府与下层之间缺乏有效的中层机构，作为活动之枢纽，因此黄仁宇批评说“因此皇帝的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
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来说，到达他心目中的盛世的惟有对权力的无限集中，通过推行经济政策，可以全面掌握行政权力——今人评价汉武帝所谓“鹰击为治”，全民运动。
每有外患，往往成为最高统治者揽权的最佳时机，这好象是中国历史的惯性。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过程。
规则、习俗和传统会内化在人们的精神和行为中，成为一种稳定性的、支配性的力量(North,1990)，因此在是偶发性的矛盾第一，二个因素之后，加上第三个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因决定了盐铁制度出笼，同时武帝认为“而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史记平淮书》不堪帝国财政负荷之重的武帝采用桑弘羊之盐铁专卖政策。
三盐铁会议争议据传最早是周厉王实行盐业专卖政策，而日人加藤繁则认为盐铁专卖始行于汉武帝元狩年间。
春秋时代，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为增加齐国财政收入，即有“官山海”之说，“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
汉武帝元狩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
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
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
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据《汉书·地理志》统计，西汉政权先后在27 郡设有盐官35 处；在40 郡设有铁官48 处。
而在重农抑商的汉代，武帝以工商户掌握天下财政，以他们打击商贾之同时亦表示最高统治者与商人资本的结盟，在封建土地私有的逻辑上官营商业必然结果。
桑弘羊其人，(前152～前80)，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13岁入侍宫中。
自元狩三年(前120)起，其政治生涯贯穿武帝之世，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掌管天下财政大权四十余年。
此外，还组织了60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
这些措施都缓解了经济危机，连不同意他观点的司马迁也评价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盐铁会议开场，贤良文学不问盐铁政策实行缘由，即从利义之别，本末之情请求罢免盐铁之政“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
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这点也是他们论战的基本论调:贵义贱利，重本抑末，主张教化。
而桑弘羊则力陈盐铁政策是为边防筹备费用:“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
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
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
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而贤良文学的对策竟然是:“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
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
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
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
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
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本议》希望用教化来感化匈奴以及割据势力，实在是迂腐。
“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忧也。
”也是实情。
和亲怀柔政策都应该建立在基本的实力上比拼上，而正式汉武帝的一系列文治武功，在军事上占据了优势，才让后来的皇帝与匈奴有议价的本钱。
讨论第二点是因为桑弘羊认为盐铁政策可以打击豪族。
因为采盐仅仅是经济上与政府对立，但是采铁常聚集与深山，“鼓铸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
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
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
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
‟由此观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虑亦远矣。
”聚众深地，政府鞭长莫及，所以是对政府的一个威胁——而豪族是威胁国家的大害，侯外庐尝论中国地主，一为素族地主，一为豪族地主，霍光王莽当属后者，而豪族一直是与皇权的一大威胁。
“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
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
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
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今者，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他同时认为，“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