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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翻译思想On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Zhang Cuiling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张翠玲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100192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和学者，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其翻译思想。

一是翻译与救国，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强国之路。

二是翻译的方法，梁启超针对当时社会上的翻译弊端提出了翻译方法和策略。

三是翻译与佛典，主要讨论梁启超对翻译文体、佛典翻译与一般文学的关系等的看法。

关键词：梁启超；翻译思想、佛典翻译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 one of the greatest revolutionaries and scholars in modern China.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a strong China.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In the third par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utra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v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style and vocabulary.Key words: Liang Qichao; translation theory; Sutra translation1. 引言提起梁启超，多数人会首先想到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其次会想到梁启超丰厚的学术著作。

他出色的才华，超人的精力和勤奋精神都值得后辈汗颜。

他一生著述多达1400多万字①，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史学、文学、经学、法学等领域。

梁启超在翻译领域的论述也颇有见地，很多见解和看法堪称翻译理论之滥觞。

梁氏的翻译思想集中在《论译书》（收于《变法通议》）和《翻译文学与佛典》之中，细读之后，深感他对翻译本质认识的深刻，实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之瑰宝，现将其翻译思想分三部分总结如下。

2.翻译与救国梁启超（1873-1929）生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腐败没落的年代，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全国一片颓败，国破民哀。

而此时，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

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发起了维新运动，他们上书朝廷、痛陈改革之必要和迫在眉睫，并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扬变法。

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强国第一义”，并把翻译事业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把翻译西方之书看作救国之道，看作开启民智的途径。

他在起草的由李瑞棻上奏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见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其中“开译书局”写道：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今与西人交流而不能尽知其情伪，此见弱之道也。

欲求知彼，首在译书。

近年以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译出刻成已百余种，可谓知所务也；然所译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

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诸事，今日所亟宜讲求者，一切章程调理，彼国咸有专书，详哉言之；今此等书，悉无译本。

又泰西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月异岁殊，后来居上；今所已译出者，率十年以前之书，且数亦甚少，未能尽其所长。

今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论时局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不厌详博，随时刻布，廉值发售，则可以增益见闻、广开才智矣！梁启超在这里强调，想要了解西方，首要之选是翻译西方的书籍。

近年来，中国的同文馆、制造局等部门已经翻译了一百多种西方书籍，但多数都是关于艺术的，关于政治和管理的书太少，这对于中国的政体改革益处不大。

中国的教育、农业、商业、铁路、邮政等诸事的管理，西方都有专门的书籍，我们应该全部翻译过来为我所用。

而西方社会发展迅速，我们所翻译的书跟不上西方书籍更新的速度，所以他倡议设立译书馆，将西方之书分门别类进行翻译，并廉价销售，以扩大国人见闻，启迪民智。

但这篇奏章没有引起当局重视，1897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义》，在第七章《论译书》里又对翻译的作用进行了强调：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谅哉言乎！中国见败之道二，始焉不知敌之强而败，继焉不知敌之所以强而败，始焉之败，犹可言也，彼直未知耳，一旦情见势迫，幡然而悟，愤然而兴，不难也，昔日本是也。

尊攘论起，闭关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遂有今日也。

在这篇《论译书》里，梁启超开篇仍然强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强，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外国的强大，二是不知道外国为什么强大。

他用日本国的例子说明，中国要想强大，首先要了解西方，要想了解西方，应效法日本，学习西方：“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

中国人不知彼，而西方却对中国很了解。

自明朝互市以来，西人已经将中国经史记载译成了拉丁、英、法各文。

康熙年间，法国人还在巴黎设汉文馆，专译汉书。

西人比中国人自己还要更了解中国，以至于中国人还要借助于西人的著作，重新翻译过来去了解中国。

面对这种了解的不对称，这种彼知我而我不知彼的情况，梁启超指出两个解决的方法：欲救斯弊，厥有二义：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斯二者不可缺一。

”这其中，第一义让儿童自小就习西文，效果较慢，须十年以后才可见效。

而第二义，则能在数年之间见效。

第一种方法是从小就让儿童学习西文，以便长大后掌握西方的先进知识，但这种方法效果较慢，须等到十年以后，儿童长大才能实施。

第二种方法就是将西方有用之书全部翻译成中文，这种方法数年之内就能见效。

他列举中国明清强盛时期的皇帝，太祖高皇帝、太祖文皇帝、高宗纯皇帝、宣宗成皇帝等，都特别重视翻译外族文献，并说这些皇帝如果生活在当今中国，肯定也会非常重视翻译，“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

”②梁氏认为世界各文明强国莫不是受益于翻译：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

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

俄罗斯崎岖穷北，受辖蒙古，垂数百年，典章荡尽，大彼得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

日本自彬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洎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

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

梁启超认为欧洲各国，都将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翻译成本国的文字，全民学习，才有今日之发达的文明。

俄罗斯、日本也都是因为大量翻译了外国的书籍，而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3. 翻译的方法梁启超指出当今的翻译质量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当今的译者，要么西文不精通，不能将原文的深奥微妙的本义译出，要么汉文不精通，译出来的东西诘屈聱牙，粗俗鄙陋，读起来让人生厌。

要改变这些毛病，梁启超认为需从三个方面入手，那就是译本的选择、译名的统一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③“择当译之本”指的是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

外国书籍林林总总，数量繁多，译什么，不译什么，先译什么，后译什么，总要做出选择，中国翻译外国的书籍并不算少，但相对于外国书籍数量，只是九牛一毛，我们的翻译速度远远跟不上西书更新之速度。

中国官局译的书籍，多是有关兵学之书。

因为官方认为中国屡败于西方是因为西方兵法强大，所以如果能将西方的兵学学为我用，必能反败为胜。

梁启超认为这是错误的思想，西方军队强大，但强大只是果，而不是因。

“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④。

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的是其强大的原因，而不是强大的后果。

所以在选择所译之书时，应该选择其“所以强”的书，梁启超将西方这些书分成分成八大类，一一列出。

首先是西方章程之书。

因为中国的例律往往一成而不变，可行与否、奉行与否，一概不管。

而西方各种章程，都经过了几百年几代人的不断修订，所以，中国要想施行新政，应当将西方的章程，全部翻译过来，为我所用，这是第一要紧的书籍。

其次是西方学校的教材，各个科目，各个年级，都应翻译过来，让各级学校使用。

第三类是法律，因为中国新政的当务之急是修改宪法，应将西方各国的宪法、民法、商法、刑法等书，全部译出。

第四类是历史书籍，应将西方诸国的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书，选择重要的几本进行翻译，以借鉴他人的经验。

第五类是农学之书，包括种植方法、灌溉方法、畜牧方法、渔泽方法，以及各种农具的书，这些书更新速度极快，都是当务之急应该翻译的书。

第六类是矿学之书，即关于炼矿和察矿方法的书，也应补充翻译。

第七类是工业书籍，如果能广译，也是多多益善。

第八类是西方哲学，主要是古希腊哲学，为近代哲学鼻祖，应选精要部分译出。

翻译伊始，如果范围太广不能一下子同时都译出，则应当按照急需程度列出顺序。

“定公译之例”讨论的是译名统一问题。

梁启超认为翻过来的书之所以难读，是因为名称不统一。

同一样东西，书与书不一致，同一书中前后不一致，让读者眼花缭乱、不知所从。

所以梁启超认为当务之急就是编写一本统一译名的专书，把所有译名统一，让译者共同来遵守。

他对西方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度量衡、纪年的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翻译方法一一进行了探讨，并给出翻译建议，他的这些关于译名统一的理论大多为后来的译界所遵循。

具体而言，梁启超主张将佛教的内典作为当今翻译的标准进行模仿，即意译的方法，只要保存了原文本的意义，“茍其义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则可以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增减和颠倒。

“养能译之才”讨论的是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

梁启超认为好的译者应该三通：通母语、通外语、通所译之书的专门知识。

“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

”而译者的这三项才能中，又以专门知识最为重要，其次才是语言才能。

《几何原理》译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译者也都精于数学。

他引用马建忠的话，指出当今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比须自设翻译学堂，培养翻译人才。

将学堂里的学生分为两班，一班是已通晓西文的，让其每日边译书边读汉文。

一班是天资好、擅长汉文的，让其每日习读西文，入学堂一二年后以译书为其功课，这样学堂出来译成的书也很可观了，是翻译人才培养的最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