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研究：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作者：储小平 | 原创 | 2005-05-16 15:50 |据众多课题组的调研报告和专家们的研究：今日中国的私营企业，普遍采用家庭家族拥有的形式，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上广泛存在着家族制管理。

可以预料，家族企业将越来越多，其活动会日益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

不仅私营企业普遍存在家族制管理，而且其他类型的企业，如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民营承包企业等也大量存在家族制或泛家族制管理。

长期忽视对家族企业的研究，是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的一大缺陷。

只是在近几年，学界才开始重视家族企业问题，并引发一些争论。

一、家族企业研究：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家族企业是一种落后的企业形式，用家族的规则来管理企业也是一种落伍的管理方法。

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族企业都大量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

据克林·盖尔西克等人的研究，最保守的估计也认为由家庭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在全世界企业中占65%至80%之间。

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由家庭所有或经营。

家族企业创造了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雇佣的劳动力也占一半。

在欧洲，家庭公司支配着中小规模的公司，并在一些国家里占较大公司的大多数。

在亚洲各国，家庭公司大都居主导地位。

在拉美，由家族建立和控制的大型企业在绝大多数产业部门中都占主导地位。

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也指出：大部分企业——包括美国的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的——都是由家族控制和管理的。

进而，德鲁克还指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关管理的书籍和课程却几乎完全是针对公共的和专业管理的企业——它们难得提到家族经营的企业。

由此可见，家族企业的研究往往不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课题，几乎被人们忽略了。

近代以来，我国家族企业已有一定的发展。

随后，由于外敌的入侵和政治的因素，家庭、家族、家文化、家族企业受到强烈冲击。

改革开放前，大陆的家族企业已绝迹。

如今，促使人们逐渐重视家族企业研究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90年代以来，港澳台及分布在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企业及其经济成就特别令世人刮目。

约翰·奈斯比特不无耸言地说，世界华人经济对日本的经济地位大有取代之势，华人企业家团体“把亚洲经济推向巅峰”，“并逐渐侵蚀着西方经济领域”。

虽然海外华人所处的环境并不相同，“他们却都一样地发展并保持了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有时从表面上看，海外华人的新的跨国集团和其他企业完全一样，比如，它们按公司方式组建，有董事会和公司职员。

但它们的运行方式和世界经济中任何东西都完全不同，描述它们的最好方式也许是把它们当做一起营运操作的家族。

(2)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大陆平地涌起家庭经营的浪潮。

周其仁比较充分地认识到“家族经营再发现”的学术与实践意义，“家庭这个古老的组织形式，在今天和明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中，正在并将继续焕发出它所容纳的全部活力”。

但是，周其仁并没有把他的研究延伸到“家族制与企业组织”这一课题上。

由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并由德国著名学者何梦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陈吉元教授共同主持的大型研究项目“中国乡镇企业的领导与决策：文化和经济转变模式”，对家族规则和现代的商业规则的包容问题作了很有价值的探讨。

但相关的研究依然很少。

李新春敏锐地看到，中国经济学者对家族制度研究的漠视是令人惊异的，“在缺乏对家族制度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企业组织的发展将是难以准确把握的”。

对我国而言，研究家族企业有着特殊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是一个家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度，台湾著名学者李亦园认为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杨国枢进一步认为：“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

汪丁丁指出“从那个最深厚的文化层次中流传下来，至今仍是中国人行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

费孝通主张要重视家庭的重要作用，“这个细胞有很强的生命力”，农村中“真正有活力的就是家庭工业”。

虽然解放以来家文化、家族组织受到强烈冲击，但是，中国的现实表明：“家族主义”或“泛家族主义”倾向在中国的各种组织或单位中都惊人地相似，并普遍地存在着。

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最鼎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只不过是以一种变相的或潜伏的形态存在。

在体制转轨时期，家文化与家族企业的勃然复发应是不足为怪的。

正如爱森斯塔所言，虽然现代化会削弱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集体认同。

在中国社会转型状态中，计划经济体制规则渐渐失效，健全的市场经济规则还在逐步的建立之中。

因此，家庭与家族规则自然就成为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创建和发展的支撑构件。

杰纳曾深刻地指出，20世纪的中国历史固然伤痕累累，惟一比其他机制更强韧、更蓬勃的就是父系制度的中国家庭，因为家庭一向是中国人对抗外在险恶政治环境的避风港。

从学理背景看，家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几千年家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对企业的组织与经营行为、对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因此，重视对当代中国家族企业、包括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加深对华人企业组织制度形式与组织行为以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变迁关系的认识，可以引发我们去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规则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则以及现代企业制度规则的衔接点、结合点，进而可以从学理上探讨富有效率的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言，家族企业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家族企业组织的合理性及其效率人们对家族企业的歧见，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这种企业组织的合理性及其管理效率有不同的看法。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1)对家族企业持消极的评价。

认为现代工业和传统家庭是相互抵触的，传统的中国家庭制度下孕育出的裙带关系对高效率的工业制度是一最大的障碍。

家族式经营不能摆脱传统规范，他们要想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就必须改变“企业家族化”的状况。

家族主义会妨碍企业现代化、不能考虑事业的长期发展，因为过分重视私利，不肯也不愿多花研究开发费用，在技术更新上不能有创新与突破；用人为私，排斥家族圈外的人才，没有制度，造成较高的流动率；建立在家族关系和传统行为模式上的企业结构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原则。

(2)肯定家族企业的积极意义。

认为注重家族血亲和同乡关系，而不注重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家族式组织和企业网络是亚洲经济组织的一种特征，这种特征本身是效率中性的，即家族式组织不一定是低效率的，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比市场或科层更有效率和竞争力。

家族企业不是落伍的代名词，家族成员的参与常常是创业最需要的低成本组织资源；家族成员更易建立共同利益和目标，从而更易进行合作；家族企业的性质更能保证企业领导的权威，有更强的凝聚力。

作为一种企业制度的家族制，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初创阶段。

(3)对家族企业持一分为二的评价。

大多数学者既肯定家族企业在特定条件下存在的积极意义，又注意分析其消极的一面。

对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深有研究的雷丁从纵向合作、横向合作、控制、适应性四个方面探讨了华人家族企业组织形式的优点和缺点，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既是一种高效的工具，也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

李新春指出，1978年以来，大陆的家庭制度不是限制、而是大大地加速了改革和为改革做出了贡献，但是家族内外有别的伦理关系会造成企业组织内部的帮派体系和组织内耗，因此，也可能出现效率低下的状况。

有的人简要概括为一句话“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上述每一种见解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不胜枚举的案例予以佐证，而对家族企业组织的合理性与管理效率持不同看法的学者大都没有深究家族企业的定义，大概是认为家族企业就是企业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都归家族所有。

但这种认识过于笼统，另一些学者则对家族企业做出了界定。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定义是：“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

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

从钱德勒的定义看，这种家族企业并不是指由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而是一种大部分和基本掌握上述两种权利的企业组织形式。

这个定义未将家族企业的全部外延包括进来。

潘必胜认为当一个家族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经营权时，这个企业就是家族企业。

他还根据家族关系渗入企业的程度及其关系类型，把家族企业分为三种类型：(1)所有权与经营权全为一个家族所掌握；(2)掌握着不完全的所有权，却仍能掌握主要经营权；(3)掌握部分所有权而基本不掌握经营权。

这个定义的外延较宽，不把家族企业看成一个固定的模式。

台湾学者叶银华根据以前学者的研究，提出以临界控制持股比率将个别公司的股权结构的差异性与家族的控制程度纳入家族控股集团的认定，于是，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就可认定为家族企业：(1)家族的持股比率大于临界持股比率；(2)家族成员或具二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3)家族成员或具三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公司董事席位超过公司全部董事席位的一半以上。

这个定义比较精确，而且从股权和经营控制权的角度把家族企业看成是一个连续分布的状况，从家族全部拥有两权到临界控制权，都是家族企业。

一旦突破了临界控制权，家族企业就蜕变为公众公司。

从上述家族企业的定义分析看，实在难以确定哪一种状态中的家族企业组织形式是不合理的和低效的。

即使是最极端的类型——家族拥有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也难以对其作出上述判断。

在给定的条件下，如特定的规模要求、产品特征、技术特性、资金需求等，只要家族企业资源能满足这些特性和要求，那么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管理也是有效的。

不能简单地从王安将总经理座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导致企业破产等案例而断定家族企业组织是不合理的、管理是低效的。

因为中外大量的案例也表明企业控制经营权在家族成员内传递也是相当成功的。

同样，根据部分家族企业的衰亡而断定“成也家族，败也家族”也不能深化人们的认识。

因为即使是建立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每天都有衰亡，每天都有成功。

判定家族企业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和管理效率的标准可以借用哈耶克的一个思想，即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

大量的案例表明：家族规则有利于创业，不利于发展。

当市场竞争的各种条件要求家族企业突破自身的界限，需要以家族资本去有效融合社会的财务资本，需要与非家族成员共享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时，或者甚至需要完全放弃家族控制时，家族企业主不能与世推移，依然在家族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封闭圈子内运作，依然用家族的规则来管理企业，那么这时的家族企业组织就是不合理的，其管理也必然是低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