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论文试谈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摘要:关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内涵和关系的探讨历来是管理学领域关注的焦点所在,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本文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产生、发展、演变历程入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和界定。
关键词:公共行政;公共管理;政府;范式“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是管理学领域的两个核心概念。
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是政府管理模式新旧交替,前后承接的渐变过程。
然而,学界对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二者的关系始终存有争议,并在长期争论中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
本文首先介绍从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历史沿革过程;其次针对学界存有争议的二者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一、从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历史沿革19世纪20年代,西欧国家早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封建体制之外的公共领域,公众对于公共领域的自治需求产生了公民社会,并由此导致了公共行政的萌芽。
早期公共行政以私人权力为主,是封建皇权下服从与被服从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非我们所认识的以法律为基础的现代公共行政体系。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存在行政上的“政党分赃制”,从而产生政府更迭频繁、立法与行政的冲突等等,并最终导致早期行政模式的改革。
早期行政模式改革出现在英国,19世纪中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与议会改革观念对美国公共行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1887年以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为代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正式诞生。
1900年古德诺发表文章《政治与行政》,进一步完善二分法概念,指出政治与行政均存在所有政治体制中,并发挥着国家意志表达和执行的作用。
此后,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与韦伯的官僚制、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结合,形成了著名的威尔逊――韦伯范式,并以此奠定传统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
20世纪20年代前后至70年代早期,是传统公共行政发展的黄金时期,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普遍的经济危机和“滞胀”现象使传统公共行政面临巨大危机,各国纷纷进行政治改革,以谋求解决问题之道,新公共管理运动悄然兴起,并使“公共管理”一词进入大众视野。
从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成为历史必然,然而对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概念及二者关系问题学界始终存有争议。
二、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之争一公共管理从属于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的兴起与传统公共行政面临危机,公共政策学派的崛起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调抽象概念和原则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在面对诸多社会矛盾时表现出了政策制定困境和执行力明显不足的问题,用政策视角探讨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公共政策学逐渐兴起。
公共政策学作为多学科交叉领域,注重经济学理论与数理方法的结合,与传统公共行政过分关注抽象概念和原则不同,公共政策学更多关注实际,主张将其放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大框架下分析,以培养能够进行宏观政策制定、分析和批判的政策分析家为目标,而不是单纯听从命令,被动执行命令的政府办事员。
然而,以公共政策理念培养出的政策分析者并没有预想中的完美无缺。
在经济学上,他不如专业经济学者的竞争力;在社会需求上,对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和政策执行者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对政策分析者的需求,公共政策学派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困境,将公共政策学与公共行政学联系起来而使之又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就显得尤为迫切,“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据此提出。
以罗森布鲁姆和克拉夫丘克为代表的行政学家将公共管理看做隶属于公共行政的子域,并以此界定公共行政是运用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来实现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指令,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管理与服务职能。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管理作为实现行政目标的手段之一,是被认为具有工具理性的技术而不是独立的部分。
因此,公共管理被认为是公共行政的子域。
二二者的对立关系无论是从政策分析还是从公共管理途径研究公共问题,都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失效或过时的一种反应和替代,都与传统公共行政产生了竞争,这是学者们所持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欧文・休斯认为,行政与管理在本质内涵方面就存有差异,这种差别通过行政和管理前面的“公共”一词就可以体现出来。
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活动,着重在政府工作人员的执行力上,即公务员只是被动执行上级的命令,以服从任务为主,强调程序及将政策转化为行动的过程,而公共管理在于政策执行的技术性手段,强调执行的结果及承担的相应责任。
根据以上分析,他认为建立在行政概念基础上的公共服务与建立在管理概念基础上的公共服务是不同的,即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是不同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它们应该被看做两个互相竞争的典范。
同样,在国内,张康之教授首先提出了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认为公共管理是一种基于服务倾向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服务为主,而非以公共行政的权威为主,公共行政更多表现出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二者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治理模式,在内涵上并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目前,关于公共管理中公共服务功能的作用现在已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但据此将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对立,并认为公共管理已然取代公共行政的观点仍是部分学者的看法,关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关系仍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所在。
三、总结关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学界始终存有争议,众说纷纭。
基于以上对各个学者观点的综述,笔者认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可以用“范式”的概念加以区别。
在这里,首次我们要厘清“范式”的概念,范式是指一种相同等级关系模式的集合,在该集合内的事物必须满足该等级关系的要求,满足程度不同,即为不同的范式。
简而言之,范式是反映一定关系模式的概念。
因此,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就可以看做是一个关系库中满足不同程度要求的不同范式。
这里的关系库指“行政”与“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学界对于“公共行政”及“公共管理”关系的探讨就是在这一关系库范围内,不同学者为解决不同社会管理问题所提出的不同看法,因而形成管理学领域内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之争。
笔者认为二者并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即不存在从属关系,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是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公共问题所提出的管理概念,拥有不同的管理内涵,二者是前后相继、顺势承接的关系。
具体来说,在概念的丰富性和内涵的充分程度上,公共管理比公共行政更进一步,更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但并不是说公共行政已被当前的管理实践淘汰,相反的,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的补充,与公共行政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应用于当前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之中。
传统公共行政已然成为过去,但现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正在发挥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认清二者内涵和相互关系是我们进行管理学习和管理实践的基础和关键所在,管理学的序幕已经拉开,有更多的知识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参考文献:[1] 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第三版.张成福,王学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5-21.[2] 薛冰.历史与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184.[3] 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5-44.[4] 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张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91.[5] 董晓宇.公共管理的由来及其与公共行政的内在差异――由传统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研究之一[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1.论公共行政中的行政伦理摘要:随着西方公共行政思想和理论的引入,颠覆和改变传统中国几千年来的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圈方式的行政伦理,对当下中国行政伦理形成巨大冲击和改变,为了梳理现代社会的行政伦理思想,结合中国本土化的行政思想,重新拾回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传统又符合现代时代气息的行政伦理。
公共行政伦理包括公平正义、责任意识、协调与利益整合、服务精神等伦理精神。
关键词:公共行政行政伦理组织和个人1.公共行政伦理的来源和涵义公共行政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舶来词汇。
最早的文官出现在英国,叫做“宫廷的仆人”。
以“仆人”定位公务员,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之后,便有一个更需明晰的问题――在为主人服务的时候,需要秉承哪些服务理念,遵循哪些行为规范。
此时,行政伦理以一个职业伦理的形象展现出来。
与此同时,“为谁服务”的问题则体现出行政伦理的价值角度。
公共行政伦理,指的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主体为确保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民主性而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提供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总体伦理准则和规范,以及所应确立和坚持的道德价值取向”。
[1]公共行政伦理体现的是一种行政精神,是公务行政中正义、奉献、责任、利他的精神和品德的具体表现。
公共行政的作为一种管理实践,它的核心内核为职业价值取向,最初出发点的层面上解决行为的动机和理想;更外一层表现为公务员的职业精神,如公仆精神,奉献精神,服从精神等;进一步外化为公务员职业道德修养;而具体到公务员的工作上表现为公务员某一职业行为。
因此,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是最行动最根本的初始起点,同样,研究公共行政的初衷和行政理念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正如著名哲学家康德曾指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随之而来的结果所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所构成。
重要的是动机,而且这种动机必须是特定种类的。
重要的是,我们要因为一件事情是对的去做这件事情,而并不是由于某些隐晦不明的动机去做它”。
2.公共行政伦理的品质公共行政伦理的品质并非一种强制行约束规范,也不是伴随公共行政发展的社会历史性价值追求,而是从公共行政诞生伊始,公共行政伦理的品质就天然内生于公共行政的本质。
公共行政的伦理品质包括公平正义、责任意识、协调与利益整合、服务精神等。
2.1公平正义从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角度来看,公共性是指政府的公共所有的属性。
公民个体让渡一定的私人权利组成国家权利,因此,政府存在的目的与合法性就在于维护与保障公民的权利。
正如哈贝马斯所所言:“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
它之所以具有公共性,是因为它肩负着为全体公民谋幸福这样一种使命”。
[2] 因此,与以效率价值为导向的市场制度不同,政府终极的价值目标应当是公平正义。
政府的权力运行中应秉承“以人为本”的权利本位理念。
由此也决定了,政府不仅要为人们表达公平正义的渴望提供广阔的渠道,而且要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公平正义而努力。
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引下的公共性,就是要有效地增进和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
正如罗尔斯所言,“在一个由公众承认的政治正义观念加以有效调节的秩序良好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接受相同的正义原则。
”[3]继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理论后,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从此逻辑起点出发,在此之后,马克斯・韦伯精心打造的官僚理论在技术层面上将威尔逊的思想赋予更多的实践意义,使公共行政走向专业化、科学化,此后新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作为典型代表,将公共行政价值追求从片面追求效率变为公平前提下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