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长之的《鲁迅批判》（1936年）是中国鲁迅学术研究史上第一部由个人写成的鲁迅研究专著，其批评的角度和方法极富特色，展现了李长之早期的批评思想。
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运用整体审视的批评方法；着重分析文本语言的艺术性；进行感情的批评。
关键词：李长之；《鲁迅批判》；独特性李长之（1910-1978）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
他一生著作甚丰，26岁就完成了《鲁迅批判》。
这本不足八万字的小册子，作为中国鲁迅学术研究史上第一部由个人写成的鲁迅研究专著，其独特的批评方法和思想，在浩如烟海的论文著述中有其独立的价值意义。
作为早期鲁迅研究的集大成者，李长之第一次全面地搜集了鲁迅的小说、杂感文、翻译作品、书信、编辑文章等等，在整体把握鲁迅的方方面面之后，再重点从艺术的角度来集中评价鲁迅的创作。
可以说，《鲁迅批判》是第一部系统完整的鲁迅创作论。
李长之还运用整体审视的批评方法，把鲁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人生经历和精神进展的过程、所创作的具体文本糅合在一起来分析，得出了不少新见解。
当然，李长之并不是凭空想出这种批评方法的，他曾说：“自从读了宏保耳特的《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提醒我对一个作家当抓住他的本质，并且需看出他的进展过程来。
于是写过一篇《茅盾创作之进展的考察及其批评》，……现在批评鲁迅，当然仍是承了批评茅盾的方法，注意本质和进展……”可以说，《鲁迅批判》就是移植了宏保耳特批评席勒的方法，把鲁迅的生平概括为“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划分并不像一般的社会历史批评那样，以某些社会历史事件为标志，作家的活动经历只是作为陪衬，相反，每个时期的历史事件是作为背景意义而存在。
同时，他创造性地把鲁迅精神进展的六个阶段与其杂文创作六个风格各异的时期进行了比照分析。
如1881年鲁迅出生到1917年，李长之视之为鲁迅精神进展的第一阶段，“这是鲁迅精神的成长和准备期”，“他的启蒙思想还没有形成”，与此相当的是，此时他还没有什么新的白话文字。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不少随感录，这标志了鲁迅正式开始他的新文学生涯。
李长之则把1918年到1924年划为第二阶段，是鲁迅“实践了作‘精神界战士’，开始向封建文化攻击”的时期，“由于思想空洞些，所以《热风》的文字也单纯”。
到第三个阶段（1925-1926.8），由于女师大的杨荫榆校长事件，使鲁迅确定了以“人情世故”为斗争的目标，这时的杂文创作如《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就有针对性地攻击到古文明国的人情世故了，显得曲折、细微。
到第四阶段（1926.9-1927.9）鲁迅离开北京到达厦门，后来又到了广州，“生活上感受到了异常不安定与压迫”而至“沉默”的时期，此时创作有《而已集》《三闲集》，李长之评论道：“事情是琐小，而有种待人揭发的意味，所以文字也便出之以尖酸。
”第五个阶段（1927.9-1931），是鲁迅精神进展上达到顶点的一个时期。
1930年他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这是“表现他最健康，最富有生气的时代”，表现在创作上是《二心集》的写作与出版，“健康，深厚，而有活力，是那一期文字和思想的共同点”。
1931年后为第六个阶段，鲁迅更深刻攻击国民性，并开始明显抗争帝国主义，因为这时有九一八事件和一二八事件，杂文集有《南腔北调集》，在思想上是由理论而入了应用的时期了，文字就含蓄，而凝整，此时他的精神生活似乎停滞在某一个地点了，故有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中所偶尔流露的困乏。
这一大段比照分析体现了李长之整体审视时代环境、作家、作品之间复杂关系的批评方法，具有独创性。
“文艺的特质，在整体审视鲁迅作品的基础上，李长之着重分析文本语言的艺术性。
他说，应该向语言里去寻。
”并且强调要对批评对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如老吏断狱，铁面无私。
”在写作《鲁迅批判》时，他较少探讨鲁迅作品在政治或思想层面的价值，而把重心放在分析鲁迅作品的艺术性上。
他详细地逐篇考察鲁迅的文学创作，认为《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把它们称为“完整的艺术”，有“永久的价值”。
同时他指出鲁迅小说创作上的失败之作的失败之处，如《在酒楼上》“单调”，《端午节》“沉闷”，《孤独者》“抒情的笔调颇好，通体上却沉闷”等等。
这些论断都是李长之通过严密地分析文本结构、行文语言的特点而得出的。
值得指出的是，他也把《一件小事》归入鲁迅写得不好的作品之列，指出《一件小事》“故事太简单，称之为小说呢，当然看着空洞；散文吧，又并不美，也不亲切，即使派作是杂感，也觉得松弛不紧凑，结果就成了‘吗也不是’的光景……”这与茅盾的判断有天壤之别。
早在1927年，茅盾就完成了《鲁迅论》，对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为人进行了全面的评论。
但他和当时很多左翼知识分子一样，主要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来研究鲁迅作品的思想价值，所以，茅盾特别喜欢《一件小事》。
他说：“《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其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
”他还直言对于《一件小事》是“感到深厚的趣味和强烈的感动”的。
茅盾感兴趣的是从社会思想领域去分析鲁迅，关注鲁迅对旧中国人们现实生活的如实写照。
而李长之相反，他是从《一件小事》的形式是否具有美感的角度来评价作品，重视的是作品的艺术价值。
同样，李长之观照鲁迅杂文的方式也与此类似，着重分析杂文行文的技巧和审美价值，并注意到“鲁迅的笔常是扩张又收缩的，仿佛放风筝，线松开了，却又猛然一提……一张一弛，使人的精神有一种快感。
……他用什么扩张人的精神呢？就是那些：‘虽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如果’，‘却’，‘究竟’，‘竟’，‘不过’，‘譬如’，‘而且’……，他惯于用这些转折字，这些转折字用一个，就引人到一个处所，多用几个，就不啻多绕了许多弯儿，这便是风筝的松线……可是在一度扩张之后，他收缩了，那时他所用的，就是：‘总之’。
”这里，李长之通过分析鲁迅杂文中虚词的用法来探讨其杂文引人入胜的原因，得出了非常新颖独到的结论。
在整个批评的过程中，李长之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的是感情的批评。
他是带着自己人生的全部体验和感情来品评鲁迅和其作品的。
他说，“对作家、作品、文艺现象的观察和分析，绝非一种冷静的旁观，而是一种投入自身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的一种‘印证”。
他还倡导“感情的智慧”，要有“跳入作者的世界里为作者的甘苦所浇灌的客观化了的审美能力。
”《鲁迅批判》很好地实践了这种思想。
例如，他评价鲁迅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和一种粗暴的力”，性格是“内倾的”，“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在灵魂的深处，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但“为人极真”，有一颗“单纯而质实的心”，“永远对受压迫者同情，永远与强暴战”等等，这些都是对鲁迅的性格和为人比较中肯的评价，是他通过调动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投入活生生的情感去理解鲁迅而得出的结果。
另外，他通过考察鲁迅小说的艺术得失，“感情地”去体验作家隐藏在作品中的情感是“悲哀与愤恨，寂寞同倔强，冷观和热情”以及“同情在奚落与讽嘲下受了伤害的人物的创痛”。
李长之与鲁迅作品的交流是在鲁迅作品的抒情性上达到的。
他认为，广泛的讲，鲁迅的作品可说都是抒情的。
别人尽管以为他的东西泼辣、刻毒，但他以为这正是浓重的人道主义的别一面目，和热泪的一涌而出，只不过隔一层纸。
在强调作品的抒情性原则指导下，李长之认为鲁迅小说中有八篇可称得上是“最完整的创作”，即《孔乙己》、《风波》、《离婚》、《阿q正传》、《故乡》、《社戏》、《祝福》、《伤逝》，而且后四篇的情感是“更直接的，更畅快的，更毫无遮掩的”，它们“更清楚地代表一种主观的、伤感的、浪漫气氛的东西。
”李长之特别推崇《伤逝》，认为“《伤逝》可以代表鲁迅的一切抒情的制作”，是鲁迅“以那最擅长抒情的笔，所写了的最真实的‘寂静和空虚’之感”。
他同样用抒情性这个尺度来评价鲁迅的杂文。
与梁实秋等自由知识分子对鲁迅的创作采取“褒小说，贬杂文”的态度不同，他认为“就鲁迅自己而论，杂感是他在文字技巧上最显本领的所在，同时是他在思想情绪上最表现着那真实的面目的所在。
就中国十七年来的新文学论，写这样好的杂感的人，真也还没有第二个。
”对于鲁迅的杂文给予很高的评价。
以抒情性来衡量鲁迅的杂感文，他更喜欢充满着“美妙的回忆的《朝花夕拾》”，而不是作为“斗争的礼赞的《野草》”。
李长之提出完整的抒情性作品的两个标准，即内容上情感要真挚，技巧上情感的抒发要从容含蓄。
在这两个标准的衡量下，他肯定鲁迅作品中情感含蓄、富有生命意味的文章，而不看好一些感情激烈直露、讽刺泼辣的文章。
他认为《阿q正传》之所以称得上是完整的艺术，是因为鲁迅用从容的笔传达了最热烈、最真挚的情感。
“因为真，所以《阿q正传》这篇东西，是一篇有生命的东西，一个活人所写的一个活人的东西。
”而且鲁迅在写作这篇东西时，是“没夹杂任何动机，任何企图，任何顾忌。
……没受任何限制的，”因此能够从从容容地完成。
相反，《高老夫子》中有些文字“有时讽刺太过，太露骨，变成了浅薄”。
而鲁迅杂感文的失败之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执笔于情感太盛之际，遂一无含蓄”。
综上，《鲁迅批判》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李长之早期的批评思想，在当时盛行社会历史批判的鲁迅研究界是独特的。
可以说，《鲁迅批判》的写作对李长之其后的“传记批评”和“感情的型”等批评思想的发展与成熟起了奠基作用。
注释：①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②③④⑤⑥⑧⑨⑩⑾⒀⒁⒂⒃⒄⒅⒆⒇(21)(22)(23)(24)郜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第103页，第11页，第103页，第103页，第347页，第48页，第75~80页，第75页，第104页，第391页，第108~110页，第120~126页，第7页，第62页，第67页，第82页，第88-89页，第57页，第78页，第26页。
⑦李长之：《语言之直观性与文艺创作》，《李长之文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85页。
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1913-1983年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989年版，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