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内级别最高、最古老的城隍庙———都城隍庙都城隍庙在成方街路北。

成方街在复兴门内大街以北，东起闹市口北街，西至复兴门北顺城街，明代称城隍街，正是以都城隍庙而得名。

清代称城隍庙街，民国初按谐音改称成方街至今。

城隍神之名，最初见于《北齐书》，南北朝时期，城隍庙尚局限于江南一些地区，唐代中期以后，逐渐普遍，进入宋代，全国州、府、县城皆建有城隍庙，并列入祀典。

老百姓把城隍庙里供奉的神，称城隍爷，是人们心目中的城市保护神。

他能够守护城池、保佑百姓、除暴安良、惩恶扬善。

历史上有名的忠臣文天祥、杨椒山是正义的化身，他们都曾被封为北京城的城隍爷。

明清两代北京有四座城隍庙，即都城隍庙、宛平城隍庙、大兴城隍庙、江南城隍庙。

其中，这坐落在成方街的都城隍庙，级别最高、历史最久。

都城隍庙，始建于元代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关于都城隍庙建设的始末，在“大都城隍庙碑”中有详细记载：“（至元）七年，太保臣刘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贞……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请立城隍神庙。

上然之，命择地建庙，如其言。

得吉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庙，设象而祠之，封曰祐圣王，以道士段志祥筑宫其旁，世守护之。

自内廷至于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祷，莫不宗礼之。

尔来六十有余年，国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

”从以上文字中可以看出，元代宫廷对于城隍的尊崇与信奉，上至内廷、下至百官庶人，不论是水旱灾害，还是疾病祸福，都要求城隍保佑，而且将“国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都归功于城隍所赐。

大都城隍爷，俨然成为国家的保护神。

到了明代，都城隍庙的地位更为显赫。

朱元璋建国后，鼓吹城隍神能鉴察民之善恶，行善者得福，作恶者受惩，用以震慑臣民，巩固统治。

于洪武二年正月，大封京城和天下城隍，将城隍神分成都、府、州、县四级，京都的城隍神，位于这一等级金字塔的顶端。

明永乐年间，重修都城隍庙，其后又于正统十二年、嘉靖二十七、万历三年三次重修。

都城隍庙对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北京的庙会即始于都城隍庙庙会。

他是北京最早，也是明代最大的庙会。

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商贩云集，庙会自成方街到闹市口、旧刑部街，列肆三里，最盛时绵延十里。

庙会上不仅日常用品齐全，还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如苏绣、蜀锦、徽墨、宣纸及名窑瓷器、玉器珠宝、古玩字画等各类奇珍异宝。

庙会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还吸引了外国商人。

《谈经》一书描述了“碧眼胡商，飘洋番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的情景。

清代，除了每月三天的庙会外，每年农历五月十一日，还由太常寺官员在此举行祭祀城隍的盛大活动。

届时，香客络绎不绝，小贩高声叫卖，热闹非凡。

清代在雍正四年、乾隆二十八年曾对都城隍庙几次重修。

但在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一场大火烧毁了都城隍庙的大部分殿堂，后来仅修复了仪门及寝祠，鼎盛达600年的都城隍庙，逐渐衰败。

又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侵袭，古老的庙宇，已残破不堪。

2005年，都城隍庙迎来了他百年来的首次大修。

经市文研所进行考古勘探后，依照旧制，精心修复，修缮工程持续近一年，投入达430余万元。

现在，修复一新的都城隍庙寝祠，矗立在原址，面阔五间，前出轩三间，殿檐为五彩斗拱，旋子彩画，殿顶为黄顶黑琉璃瓦剪边，整座建筑气势巍峨。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岳母创办的幼儿园在成方街中段路北，有一所漂亮的幼儿园，园门口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亲笔题写的园名“洁如幼儿园”。

这个园名是怎么来的？洁如是什么人？洁如姓董，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母亲。

董家在天津是名门，大盐商。

董家小姐董洁如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与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刘清扬同班。

她后来与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农商总长的王槐青结婚，生下了王光杰、王光英、王光美等8个子女，这些子女大都投身于革命。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很多领导同志和双职工，无暇照顾幼小的子女，在刘少奇同志的启迪下，董洁如拿出自己的积蓄，于1949年8月办起了幼儿园，起名“洁如保育院”。

她家当时住在旧刑部街32号，是一个三进的大宅院，幼儿园就办在了这座宅子里。

后来，董洁如又把这座私宅无偿献给了国家。

从办园之初，洁如老人就坚持“一切为了孩子”的办园宗旨，探索总结了一套科学育儿的经验，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赞扬和肯定。

国庆十周年前夕，在幼儿园原址上，建起了民族文化宫，幼儿园搬到了按院胡同并改名，交由北京市卫生局领导。

1989年9月恢复原名。

在金融街的建设中，在成方街29号为这个幼儿园选了新址，占地3400平方米，投资1500余万元，建成了一座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的新园。

2003年1月，新园正式投入使用，并更名为“洁如幼儿园”。

■高楼旁的吕祖宫———道教全真龙门派在北京的著名宫观金融街现代化的大厦旁，在一片绿阴中，有一座不大的红色庙宇，这就是坐落于复兴门北顺城街15号的道教宫观———吕祖宫。

吕祖宫始建于明代，原为“火神庙”和“地藏庵”两部分。

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道教居士蔡河仁出资，将其合并重修为吕祖宫，以供奉道教纯阳祖师吕祖而得名，是道教全真龙门派在北京的著名宫观。

现在经过精心修缮的吕祖宫，坐西朝东，山门的石门额上书“古刹火神庙”。

山门内，西为火神殿三间，北为文昌殿三间，南为吕祖阁三间，火神殿后有娘娘殿三间。

2006年9月24日，北京市道教协会为吕祖宫举行了修缮竣工、神像开光及宗教场所颁证庆典仪式。

北京市道教协会会长黄信阳道长表示，吕祖宫恢复道教活动后，将为弘传道法、教化信众、促进首都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我几次路过吕祖宫，院落里传出阵阵丝竹声，知道里面在进行道教特有的宗教仪式。

在这车水马龙的紧张的城市氛围中，听着这悦耳静穆而又有些神秘的乐声，不觉身心放松……■难忘母校北京八中难以忘怀北京八中，因为八中是我的母校。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中学时代。

当时我家住在宣武门外，每天从长椿街往北，穿过一个城墙豁口，顺闹市口大街走到太平桥大街，拐入按院胡同进入八中。

放学时，却出旁门沿花园宫胡同往南，穿过笔管胡同、鲍家街，再拐入闹市口大街、长椿街回家。

在这条路上走了六年，路旁的每一个住宅、店铺，都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北京八中的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四存中学，以“尚实习、尚实学、尚实行”的求实精神为校训，课程设置中西兼备，极为重视教学质量。

1936年全市国文会考，四存的学生包揽了前六名，张学良将军特赠银盾一尊，以资嘉奖。

1949年7月，四存中学与始建于1947年的北平八中合并，名为北京市市立第八中学，校址在紧靠中南海外墙的府右街南口东侧。

为学校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政府出资在按院胡同为北京八中建新校舍。

八中的新校舍红墙红瓦，校园内绿树成阴。

是当时北京最好的校舍之一，也是按院胡同这一片最新、最高的建筑。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找出了珍藏几十年的一张八中上世纪50年代的照片。

拍的是刚进校门的情景：一条宽阔的甬道通向圆形花坛，两旁是龙爪槐和树木草坪，花坛中繁花盛开，中间竖立着高高的旗杆。

再往前是宽敞明亮、格局独特的教学楼群。

照片背面是少年的我写下的对学校的感言：“正是在这所美丽的红楼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年月———童年、少年的最后几年和青春的最初几年———生命的这些年月，也许是心灵最容易感动，感情最易于唤起，对人生最充满热爱，对未来最富于幻想的岁月！这所学校给我打开了宇宙秘密的最初几扇门，她教给我怎样对待世界和人生，她将把我送进生活……”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北京八中一直是全市教学质量最好、且最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中学之一。

但在几十年的使用中，校舍陈旧了，面积也日显狭小，限制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金融街的建设中，按照金融街的总体规划，八中旧校舍全部拆除，在原地重建。

现在，一个达到国际水平、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北京八中重新矗立在按院胡同南侧。

■以明代衙署命名的三条胡同成方街以北，有三条以明朝衙署命名的东西向胡同，从南向北依次为：巡按察院胡同、提学察院胡同、屯马察院胡同。

明代时这三个衙署分别设在这三条胡同内。

明代的都察院，简称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

又分十三道，设置监察御史、巡按州县，考察官吏，是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

以上三个衙署是都察院的下署分支机构。

到了清代，三条胡同被简称为按院胡同、学院胡同、屯院胡同。

后来，屯院胡同又被讹称为屯绢胡同。

在这三条胡同内有许多大宅门，住过近现代史上的名人。

中国近代工商实业巨子———周学熙的宅院谈起中国近代工商实业的发展，不能不提周学熙（1866-1947年）。

他是光绪年间的举人，1903年创办直隶工艺局，任总办。

1906年后先后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等企业。

1912年任财政总长，为袁世凯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并设立烟酒公卖局和清理官产局。

1918年后在唐山、天津、青岛等地开设华新纱厂、耀华玻璃公司等企业。

他是民国初期北方财政、实业界的代表。

他在北京的一处宅邸在屯绢胡同内。

与他的名望和财力相比，这座宅院并不大，外观也不显赫，但设计得当，布局精巧，装修考究，这也反映了他不重名而更务实的为人吧。

满族学者董鲁安的祖居抗战时期是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活动点抗日战争中，日军占领北平时，在屯绢胡同有一个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活动点，是地下接头站，常常接待来往的中共党员，传达中共党组织的指示，研究抗敌策略，帮助许多进步人士逃离敌占区，到敌后参加抗日斗争。

这个活动点就在屯绢胡同18号，它是满族学者董鲁安的祖居。

当时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将自己的家作为中共燕大地下党的活动点，掩护了许多革命同志。

1942年他也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北平，到达晋察冀边区根据地。

后来当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按院胡同65号曾是著名学者吴宓的住宅吴宓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

我最早知道他，是在中学时代读鲁迅的杂文。

鲁迅批判吴宓主编的《学蘅》杂志，说他们标榜国学，却缺乏基本国学根底，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

到了新时期，研究吴宓的文章越来越多，才知道他终生充满矛盾与传奇，同时也屡遭社会与舆论的误解。

他绝不仅是个“国粹派”那么简单。

他早年留美，又游学西欧，学贯中西，一生在学术方面有很大贡献。

他最早把比较文学引入中国，在外国文学的研究上成绩卓著，他还是有建树的红学家和诗人。

他又是教育家，一生在多所大学任教，特别是和清华大学有不解之缘。

他于1911年16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学习六年多后，于1917年赴美留学。

1925年清华大学部成立，吴宓出任研究院主任，以后历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

吴宓在清华（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任教近20年，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包括钱钟书、曹禺、吕叔湘、季羡林、许国璋等大师级人物。

吴宓在北京时住在按院胡同65号宅中。

在《吴宓日记》中常有“归按院胡同寓所宿”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