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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与现代语言学_吴格明

课程·教材·教法2001年第12期语文教学与现代语言学江南大学师范学院 吴格明【摘要】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就有什么样的语文教育观。

传统语言学把语言研究局限在句子、至多是句群的范围内,较为孤立和封闭;现代语言学注重研究语言的交际单位——语篇。

传统语言学注重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的静态研究;现代语言学注重动态的语用研究。

现代语言学还从符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把语言不仅看成基础学科,而且看成先导学科。

语文教学应当吸收现代语言学思想和方法,从语形、语义分析的层面提高到语用分析的层面,切实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也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语文教育的困境。

【关键词】语言学 语用学 语文教学【中图分类号】G 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01)12-0034-04[收稿日期]2001-02-27 当我们在世纪之交这个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来思考语文教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应当赋予语文教学以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

这种时代精神须以崭新的理论作为支撑。

因而,了解和研究与语文教学关系密切的各种理论,特别是研究现代语言学,将使语文教学获得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角度的方法论启迪。

一、篇章语言学与语文教学传统语言学认为有五级语言单位,即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因而将语言研究局限在句子,至多是句群的范围内。

现代语言学则突破了这种局限,把语言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篇章,称之为语篇。

语篇研究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被称为篇章语言学。

语篇是语言的交际单位。

小到仓库里的一条标语“禁止吸烟”,大到一部长篇小说,都是语篇。

语篇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真正从生动的语言交际过程来研究语言。

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只有在交际中才能真正把握其本质和规律。

传统的五级语言单位都是静态的。

即使作为“使用单位”的句子,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游离于交际过程之外。

只有语篇才能实现交际目的,才能完成一个具体的语言行为,才有完整的语言效果,词和句子也只有结合语篇才能获得全方位的研究和把握。

“篇章语言学”的术语是原西德语言学家魏因里希1967年提出的。

这个学科一经建立,立即得到迅速发展。

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数澳大利亚的韩礼德。

我国的廖秋忠先生从70年代末开始研究篇章语言学,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丰硕成果。

廖先生的语篇研究不仅水平高,而且富有汉语特色。

篇章语言学对于语文教学的指导意义,首先在于为语文教学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我们知道,目前的语文教学大多是进行课文分析。

然而诚如叶老所说,语文就是语言。

也就是“语”为口语,“文”为书面语,“语文”则是口语与书面语的统一,语文课需要让学生学习文学作品,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如果把语言限定在句群和句子之下,那么人们要问:“课文分析讲的是语言吗?”现在,篇章语言学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课文作为语篇,自然是语言分析的对象。

其实学生口语病句很少,却难于写整篇文章、作像样的发言。

这一状况正说明了语篇教学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说,语文教学从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实际需要出发,走到了语言理论的前面。

现在,篇章语言学的理论支持将使我们的语文教学更加自觉,更具科学性。

篇章语言学对于语文教学更具有实际的意义,在于指导我们正确把握课文分析的内容和要点。

篇章语言学重点研究的语篇的连贯与衔接应当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诸如连接成分、指同成分、管领词语及其管界等,可以启发我们如何教学生阅读和作文。

例如连接成分。

像《思考的威力》中的逻辑衔接:“首先……其次……其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中的方位衔接“碑身东面……碑身的后面……碑身的西面……碑身的正面……”《依依惜别的深情》中的时间衔接:“志愿军的行期仍然是一天天地迫进了……离别的日子,终于不顾人们沉重的离情来临了……部队集合了……出发号响起了……”《晋祠》中的列举分承:“晋祠的美,在山,在树,在水……这里的山……这里的树……这里的水……”都应作为教学内容。

这样的内容,既易学,又管用。

它对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作用是明显的。

它可以引导学生迅速从整体上把握课文,也便于学生回过头来对各个部分或某个部分做深入的分析。

科学的阅读方法对于提高阅读效率具有决定性意义。

同时,学生可以将这种阅读能力迁移到写作中,提高谋篇布局的能力。

篇章语言学给予语文教学的启示还在于语篇的多样性。

美国学者哈里斯曾列举过很多的语篇样式。

如歌剧、摇篮曲、欢迎词、演说、贺词、会话、午餐会、打电话、讨论会、口试、法庭判决、律师辩论、总统国情咨文等。

这些样式基本上都可以编入教材。

具体地说,像“中美联合公报”“廖承志给蒋经国的信”“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电视剧《车间主任》中“张一平厂长在北重中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彗木相撞”“蒋筑英与外商谈判”等都可以作为教材篇目。

这些丰富多彩的语篇样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体会不同的言语风格,了解语篇的共同规律,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强学生使用语言时的交际意识。

而我们现行的语文教材语篇样式较为单调。

学生的写作水平较低,与他们接触的语篇样式少不无关系。

学生的讲演稿还要老师代写,甚至学生在教师节庆祝会上的贺词也要教师代写,这种状况是发人深省的。

在教材篇目的选择方面,好多同志提出过中肯的意见。

如考虑思想内容多,考虑语言规律少,传统篇目多,时文少。

其实,语篇样式的单调同样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展示语篇形式的多样性,不少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作出了切实的努力。

比如,于漪老师教说明文《晋祠》时,把《中国名胜词典》上的“晋祠”词条拿过来,让学生与课文进行联系、比较,使学生体悟不同语篇样式的言语风格和语言规律。

这种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二、语用学与语文教学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将语言分为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

三要素的语言学理论对于我们搞清楚语音、词汇、语法的内部结构及其规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然而这种研究基本上是静态的、孤立的、封闭的,对于语言交际的分析和指导不够深入。

现代语言学将语言研究区别为语形、语义、语用三个层面。

卡尔纳普指出:“如果在一个研究中明白地涉及了说话者,或者换一个更为普遍的说法,涉及了语言的使用者,那么我们就把这种研究归入语用学的领域中,如果我们不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而只分析表达式和它们的所指谓,我们就是从事语义学领域内的工作,最后,如果我们也不考虑所指谓而只分析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从事语形学的工作。

”[1]语用学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语文教学应当从静态的语形、语义分析发展到动态的语用分析。

语法教学历来是语文教学的难点,学生觉得枯燥,不感兴趣,学不会。

其实,这原因之一就是停留在静态的分析而缺乏实用性和生动感。

如果我们从语用的层面上来进行语法教学,情形也许会大为改观。

例如,讲状语可以以《鞠躬尽瘁》中的句子为例:“那一年他才42岁。

”教师首先说明,这里的“才”是状语,由副词充当,表示一种时间关系,表达了说话者对焦裕禄同志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

去掉它试试:“那一年他42岁。

”立刻变得冷冰冰的,纯客观的,似乎对焦裕禄同志的生死漠不关心,由此可见状语的重要。

再换一个状语试试:“那一年他已经42岁”。

这更糟糕,似乎嫌他活得太长了,人们会觉得说话者精神不正常,由此可见状语的运用须准确恰当。

这样教学,抽象枯燥的语法就变得生动了,有血有肉,字里行间充满了思想情感。

学生不仅学习了语法知识,而且懂得了怎样运用知识,同时也激发了学习探究语言的盎然兴趣。

张志公先生早就强调语法教学应当“精要,好懂,管用”。

张老讲得简洁,其实,里面就蕴含着深刻的语用学思想。

多年来,语文界对这一原则的理解老是不够深刻,缺乏语用学的理论指导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原则不仅指教什么,更指怎样教。

如果不从语用学的角度教,语法怎会好懂?怎会有用?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同样需要提高到语用的层面。

例如《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文章结尾有两句话:“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如果停留在语义分析的层面,只能说明主语后的停顿表示强调,而如果上升到语用的层面,就可以说明这里的停顿使作者臧克家对闻一多先生的景仰之情跃然纸上,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油然而增敬意。

又如《背影》,朱自清这位语言大师笔下的父亲形象有“肥胖的背影”,他“蹒跚地走过铁道”,“努力”“攀”上月台。

这里面有作者对半生艰辛的父亲挚爱儿子的深刻体验和理解。

教师可以由此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自己笔下的人物老是“一寸免冠照片”?这原因就在于没有把自己的情感融入语言中去,而这种语言与作者情感分离的文章是很难成功的。

《背影》中写道:“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

”为什么不写南京见闻?也只有从语用的层面上才能说清楚:祖母去世,父亲赋闲,心绪不佳,自然无心观赏。

这样写,也正是为了赋予文章这种哀伤的基调,从而使离情别绪更加浓重。

文学作品中人物对话,更需要语用的分析。

电视剧《人间正道》中严副市长在修路的动员会上说:“没有困难,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如果这句话是一名共产党员说的,那么情况一般。

而严副市长偏偏是党外人士。

所以他又补充:“对不起,我不是党员。

”他补充的原因在于他的话违反了“会话原则”中的真诚原则。

然而,正是因为他无意中违反了会话原则,才使我们感到,在他的意念中,已经完全把自己当作共产党人,融入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事业中,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真诚。

连客观性很强的说明文的教学,也应当贯彻语用的思想。

也就是说,说明文教学除了让学生了解被说明事物、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外,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研究在具体说明什么内容时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为什么要运用这种方法、是怎样运用的、运用效果是什么。

例如《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说明宴会厅的面积时,用了列数字和作比较的方法:“它的面积有七千平方米,比一个足球场大。

”列数字是为了说明得清晰准确,作比较是为了读者直观地了解,因为一般读者对于七千平方米究竟有多大并不太清楚,而与足球场相比,就有了一个熟悉的参照。

语用学中的语旨、语境、预设、索引词等许多重要概念都可以对语文教学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例如语境。

语用学认为,词句应当由语境获得解释或者获得全面的解释。

这同样应当成为语文教学的一条原则。

有一位中学生在学习了鲁迅的《一件小事》之后,仿写《一件小事》时写道:“这些年来,耳闻目睹的国家大事在我心中都不留痕迹,独有一件小事却记忆犹新。

”这种对比的句式是从课文学来的,但显然这位学生没有真正理解课文中“国家大事”的含义,他也不明白,他所写的“国家大事”由于语境的不同而意义不同。

中学生,甚至大学生忽视语境的情形是很普遍的。

比如写信封,总要在前面写一个“寄”或“邮”字,在后面写一个“以”字等。

他们不明白,就国内的信件而言,一个地址写在信封的上部就获得了收信人地址的意义,写在下部就获得了寄信人地址的意义(美国的信件正好相反),因而写上述说明性的文字就成了多此一举。

学生的失误也从反面说明了语境分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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