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美国的陪审制度喻贵英西北政法学院副教授上传时间:2008-3-1 浏览次数:2478字体大小：大中小关键词:陪审制度/陪审团/陪审员/辩诉交易/绝对要求回避权内容提要:具有鲜明美国诉讼制度特征的陪审制度被认为是美国法治民主化的标志。

但是有关其公正性、民主性究竟如何,是否能够有效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应该得到其他国家的过分青睐,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虑的问题。

人云亦云,一味地高唱赞歌,只会误入歧途,使法律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公正、民主难以实现。

因此,客观地看待美国的陪审制度十分必要。

陪审团是美国诉讼的重要组织和制度基础。

反映了美国诉讼制度的特性。

在一般人甚至是法官的眼里,陪审制度最具诱惑之处在于民众的参与,它被认为是美国法治民主化的标志。

我国乃至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为其灿烂的光环所迷恋甚至试图移植引进。

[1]那么,美国的陪审团审理究竟亮点在哪里呢？在其光环下面又有什么样的内涵呢？下面,笔者欲通过分析其客观现象探究美国陪审团审判的本质,以便对其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客观了解。

一、享有陪审团审判的情况分析首先应当明确的是,作为联邦国家,美国各州的刑事司法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

例如,美国大部分州保留有死刑,而有些州则废除了死刑,还有部分州从未适用过死刑。

有些州统一指派公设辩护人处理无能力负担辩护费用的刑事案件,另一些州则依赖于委派私人律师介入此类案件。

某些司法辖区,法官被委以终身制,而另外的司法辖区,法官则需选举产生,且每隔几年必须重选。

[2]至于在有陪审团的诉讼中,陪审团与法官的分工不同,他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陪审团认定案件事实,法官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即陪审团负责裁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法官则负责在陪审团认定有罪的基础上判处刑罚。

法官只能对陪审团予以必要的法律指导,无权左右或诱导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裁定。

法官的基本作用体现在控制诉讼程序上,而不是对案件事实的裁定上。

美国的司法制度对陪审团审判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除了最轻微的刑事案件外,均采用陪审团审理。

与此同时,其他采用陪审团审理的西方国家如英国、丹麦、挪威等只对谋杀、强奸、绑架等性质极为严重的刑事案件,采用陪审团审理。

[3]1968 年,美国最高法院与路易斯安娜州意见相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邓肯（Duncan）诉路易斯安娜州案在审判邓肯时没有采用陪审团审理。

[4]1970 年继邓肯案之后,最高法院又裁定了另外一件有关陪审团审理的重大案件,鲍得温（Baldwin）诉纽约州案。

[5]该案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被告可能被判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是否均应经过陪审团审理方能定夺？众所周知,美国的犯罪率之高在世界上都是令人瞩目的,被告可能被判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层出不穷,几乎每天都会有不少这样的案件产生,大城市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如果此类案件均要求陪审团审理,可以想象美国的司法机关将不堪重负,无法运转。

但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却偏偏裁定,美国宪法要求保证所有的刑事被告,无论是面对轻罪指控还是重罪指控,均应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陪审团审理诉讼成本很高。

如果要求所有的刑事案件都要有公民参与,进行陪审团审理,简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么,设想司法耗费较小的审判形式是否可行呢？比如采用大陆法系由专业法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案件的方式,或者像英国一样由治安法官审理轻罪案件。

应该肯定,该设想具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节俭诉讼成本。

但是,说则容易,做则难。

美国宪法不允许最高法院进行这样的选择,可供参选的只有由专业法官组成的法官审判制或者由非法律专业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理制。

由于认为只有陪审团审判才符合正当程序条款（dueprocess） , [6]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只好选择陪审团审理制。

那么,这种选择在实际运作中的结果如何呢？1996 年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报告表明,在州法院仅有4 %的重罪案是经过陪审团审理定罪的, [7]而绝大多数则是辩诉交易（plea bargain）的结果。

[8]可见,大部分刑事案件非经陪审团审理结案,只有少部分案件是经过陪审团审理结案的,即司法实践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被告能够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不争的事实表明,所谓被告可能被判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均应经过陪审团审理只可能是一种纯理论的构想。

相反,不论对陪审团审理案件在充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方面进行怎样的渲染,这种选择实质上恰好从立法上给予控方以更多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由于现实的原因将对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十分不利。

关于此,笔者将在下面的论述中加以阐明。

二、陪审员的挑选当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的数量明显少于实际应进入该程序阶段的情况出现时,律师和法官对此的解释避重就轻,认为这是当事人选择了辩诉交易的结果,而当事人选择辩诉交易的主要原因则是出于经济考虑。

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笔者认为,要想探究真实的原因,最佳途径则须依其源头,寻其运作足迹,即从陪审团组成成员的挑选上着手为宜。

我们都知道,挑选陪审员的程序比较繁琐。

首先由审理法官的助手从当地的选民登记手册中随机抽出候选人名单,法官根据案件的情况确定候选陪审员人数。

挑选公开进行,候选陪审员按抽签确定的编号坐定,法官和双方的律师均出席法庭现场。

经法官同意,其他人可以在法庭内旁听。

筛选以提问的方式进行。

某些普通法系国家将问题限定于案件的性质与可能的证据上,双方律师几乎没有询问侯选陪审员的机会。

美国的做法与此相反。

虽然各个辖区的程序各异,但双方律师在挑选侯选陪审员这个问题上却均起绝对的主导作用。

他们享有无须说明理由而请求某侯选陪审员回避的绝对要求回避权（peremptory challenges）。

至于一桩案件能使用几次这种权利,要依照案件的重要性程度以及各个辖区的具体规定来确定。

例如,对于一桩盗窃案,双方律师各使用5 次或6 次这种权利剔除他们不想留任的侯选陪审员亦是常见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被剔除的侯选陪审员并非属于太偏激或持有偏见不能公正审判的人。

他们也可以以一定的“回避理由”被剔除。

一般而言,除了种族歧视不能成为回避的理由外,其他都可以成为回避的理由。

美国法律除了赋予控辩双方绝对要求回避权外,还赋予了双方一种需要说明理由的要求回避权。

它是一种相对于绝对要求回避权的任意要求回避权,法律没有对这种要求回避权的提出加以次数限定。

可见,双方律师影响陪审团组成的最佳方法是使用绝对要求回避权,因而他们都青睐于获得绝对要求回避权的有关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决定提出绝对要求回避的请求。

通过在挑选陪审员的程序中向侯选陪审员提问,使得他们可以获得这种机会。

有时,为了加快这一过程,侯选陪审员需要先回答书面问卷。

问卷一般会涉及个人信息,比如职业、身份、阅读的报纸与杂志、宗教和政治信仰等。

有钱的被告还可能聘请资深的社会学专家担任顾问,去查询侯选陪审员的档案,作社区调研,从性别、种族、年龄和宗教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帮助出庭律师选择最有利于辩方的陪审员。

有时,学心理学的顾问也可能就坐于法庭,从侯选陪审员的形体语言和言语方式上判断,哪些应该留任,哪些应该剔除。

绝对要求回避权意味着这种权利经过精心使用之后,如果某一类侯选陪审员的人数不多,即没有超过使用绝对要求回避权回避的人数时,控方律师或辩方律师有可能将这一类人全部剔除出陪审团。

例如,对一桩复杂的刑事欺诈案,辩方律师有可能将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熟悉公文的人剔除出陪审团。

对于一桩涉毒案,控方律师可能将所有年轻人都剔除出陪审团。

如果绝对要求回避权的使用是基于种族的原因,这在美国还会引起不小的社会问题。

曾几何时,在白人警察殴打黑人案中,当辩方律师使用绝对要求回避权将几乎所有的黑人剔除出陪审团时,引起了一场不小的社会骚动。

[9]前面已经指出除了基于种族的原因外,双方律师可以寻找各种理由使用其要求回避权。

虽然法官有权决定是否批准这种回避权,但是法官却难以知情候审陪审员的被剔除是基于种族的原因,还是别的其他什么原因,因为双方律师可以寻找出各种除种族以外的原因来掩盖其基于种族的原因。

1986 年最高法院审理的巴特森（Batson）诉肯塔基州案就是最佳例证。

• [10]在这个黑人被告案中,控方律师剔除了所有的黑人侯选陪审员。

当时,最高法院曾试图阻止控方律师使用基于种族原因提出的回避要求,但是未获成功,巴特森终被定罪。

如果在陪审团的挑选过程中,遇到个别侯选陪审员假借能够公正、客观地审理案件,实则另有所图,又将产生新的麻烦。

因为除了两个州外,美国陪审团裁定刑事案件还要求裁决一致。

• [11]虽然这不是宪法要求,但却是美国的一项重要传统。

1997 年克罗拉多州就出现过这种事例。

有一名陪审员在接受侯选提问时,隐瞒了自己反对食用毒品犯罪化的观点,结果陪审团以11 对 1 的有罪裁定被宣告无效,案件不得不重审。

• [12]出现这种情况的比例并不高,但有逐渐攀升的迹象。

在某些州,这种情况从30 年前的5 %正以两倍甚至是四倍的速度递增。

• [13]不仅初审法院十分重视陪审员的挑选,上诉法院也是同样如此。

一旦挑选陪审员过程出现某种错误,案件必须重审,而此时不论证据有多么充分确凿,被告受到的审判又有多么公正均将无济于事。

例如,多尔斯倪（Doleszny）上诉案的重审就是因为辩方律师绝对要求回避权的使用次数不足。

• [14]安妮刚妮（An2nigoni）上诉案的重审则是因为审理法官错误地否决了一次辩方律师的绝对要求回避权。

• [15]三、对陪审团裁定能力的评析复杂的程序规则主导着美国的审判制度,复杂的证据制度令人眩晕。

虽然美国的诉讼对陪审制度依赖性很大,但是当论及陪审团的裁定能力时,美国人的态度与观点却十分矛盾。

一方面认可陪审团的智慧；另一方面却像对待孩子般对待陪审团。

只是担心他们不能进行客观裁定,就封锁他们的信息来源,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一方面赞美陪审团做出的裁定完全出于自然的公正理念,另一方面却害怕陪审团“对法律的否定”（ to nullify the law）。

• [16]美国的陪审制度建立在所有的公民都有能力完成陪审任务的信仰上,但是并非人人都具备陪审员资格。

况且法庭不是一般的地方,它的威严甚至使法律工作者都承受着一种思想压力,更何况普通的公民呢！期盼未曾受过法律训练,没有法律工作经验的普通公民能够出色地完成法律任务,恐怕只是一种乐观的愿望。

另外,虽然担任陪审员是公民应尽的一项义务,但是人们往往不愿意担任陪审员。

承载长达几日、一星期甚至几星期的审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身兼要职的人脱不开身,店员、小时工、单亲父亲或母亲又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8 至15 美元左右的陪审员补贴不足以贴补家用。

而法官通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苦衷。

因此,当他们向法官坦陈了自己的无奈,经过允许,往往能够逃过其职责。

• [17]刑法学家边沁（1748 —1832）早就提出了法律的公认原则:认为立法应当尊重以往传统；应当为人所知,使人易于了解,并注意一贯性,即符合公认原则和一般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