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华政策渐变的思想根源渠长根内容提要　19世纪后半叶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

西方势力的强力渗入打破了幕府的锁国政策,对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形成了巨大压力;幕府的倒台与明治政权的建立,集中实现了社会变革的价值;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的渐次解体,则为日本的变革与崛起提供了双重动力———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激发了日本发愤图强的意志和决心,清王朝的腐朽堕落激起了日本步西方后尘走对外扩张之路的野心和行为。

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日本对华态度和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亲和膜拜理念,加入了疏离、贬抑的色彩,继而采取窥视、试探的手法,最后孤注一掷地发动了甲午战争,向中国的权力和权威挑战。

导致这种渐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日本社会各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以不同的方式炮制出了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扩张思想主张,并最终付诸实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

这些扩张思想来自于日本社会的不同层面和领域,对明治政府的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它们通过酝酿、传播,或包容于政治家、学者、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社会权威人物的言论作品里,或流布于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评判、社会规范之中,或潜藏在民间人士的野史絮语中,甚至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里。

它们间处杂陈,相与为进,共同写实了侵略中国基调下的近代中日国家关系。

关键词　日本　19世纪后半叶　对华政策　思想根源 19世纪后半叶日本渐改传统的对华政策,从一种状态走向一种极端,其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渐次加深的过程;也不是无端的、随意的,有一个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激发、诱导的历史背景。

其中,越来越明朗、系统、坚定化的离华、反华、侵华思想是极其重要的精神性因素。

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华政策的渐变19世纪后半叶时值日本江户幕府末期和明治天皇政府的确立和鼎盛时期。

众所周知,19世纪上半叶之前的中国一直处于东方文化的中心地位,引领着整个东方世界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方向,成为该地区公认的权威和顶礼膜拜的对象。

地理上孤悬汪洋、独处一隅,疏离于中国中心而处边缘的日本,源于文化的后起和荒陋,对繁盛的中国恭诚遥望,崇尚有加,主动交通,从中国汲取了大量的文化涵养。

因此,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东亚政治格局里,中国始终处于上势主导地位,日本处于下势依附地位;而且,在中国的传统国际视野里,日本的地位和影响是极其微弱的,甚至比朝鲜、越南、印度、阿拉伯等其他亚洲国家都要逊色得多。

但是,自从中日发生邦交以来,两国基本能够和平相处、友好交往,形成了友好敦睦的历史传统(除却13世纪忽761必烈东伐和16世纪丰臣秀吉私欲膨胀至极而致短暂的脱轨之外)。

总的来看,在19世纪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日本是在充满对中国的敬畏和尊奉的心理定势下,谦恭地与中国进行沟通的。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扩张深入到东亚地区,野蛮如洪水般的资本潮流冲击着亚洲,也逐渐打破了东亚地区的常态。

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天朝上国的权威被撕裂,坚固的宗藩体制摇摇欲坠,东亚地区地动山摇。

此时,海中的日本也未能幸免于西方的蹂躏,继中国之后也成为了资本扩张的又一个牺牲品。

但是,就是在这个民不安、国自危的历史转折时期,相似的命运没有勾起日本与中国患难与共的深度默契和一致对外的坚定信念,相反,日本对中国的敬重态度反而开始发生细微的变化。

这种变化随着中、西拼杀力度和深度的增加而发展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急速,从疏远、孤立中国走向轻视、蔑视中国,到19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对中国已经彻底从友好的邻国、敦睦的邦交走向了对立。

日本逐步改变对华态度和政策的过程是明晰的。

从主体的角度看,它是从一部分了解中国的武士、知识分子开始,逐步影响到越来越宽泛的精英阶层的;从空间区域的角度看,它是从一些面对中国的大名、领主藩地逐步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执政范围里的;从转变的强度上看,它是从个体的、散乱的思想认识慢慢汇聚、上升为群体的、多层次的对华理念,最后演变成国家的对华政治决策和邦交理论的。

首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真相,令日本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

并无任何明显征兆的鸦片战争的突然爆发给日本的民间武士、知识分子和地方执政者以至幕府以极大的震动,甚至于相当大的打击,而中国的最终败绩更让他们如感晴天霹雳。

日本社会的精英们急切地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其中的原委。

大批介绍鸦片战争的书籍被引入,日本的知识分子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各抒己见。

当然此时的这些活动主要还是出于对中国的关切。

毕竟积久以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一直就是一个极其强盛和辉煌的国度。

只是由于后来江户幕府颁布了“锁国令”,在200年左右的时间里日本对中国的接触和了解越来越少,且多是间接的,主要借助于固有的文化典籍和朝鲜半岛中介,总好像是隔着一层面纱。

1862年,幕府派商船“千岁丸”号前往上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

此行目的有二:一是尝试与中国展开贸易,二是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

随船前去的人员有两类———幕府官员和各地派遣的武士,著名的有高杉晋作、中牟田仓之助、名仓予何人等。

他们在上海共计逗留了59天,贸易活动进展不大,但对中国社会的考察却取得了巨大成果。

回国之后,他们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报告、日记、随笔、游记等考察作品,如《游清五录》、《长崎到唐国上海航海日记》、《清国上海见闻录》、《支那见闻录》等。

上海之行的中国印象出乎其意料之外,他们不仅看到了殖民地贸易的发展给中国沿海租界地区带来的空前而畸形的繁荣,还看到了鸦片的泛滥、官场的腐败,以及殖民者的傲慢无礼与清政府官员的奴颜面目,而上海的市政混乱、人心惶惶和麇集的难民,更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的病态。

“清国当今,岂止心腹之病,病像已露于面容,显于四体,一指一肤,无有不痛之处。

以上海一地而推查十八行省,大概可知矣。

”①“嗟乎,殷鉴不远,就在一衣带水之外,可不令人危惧也!”②———中国已不是一般日本人心目中想像的“天朝上邦”、圣人君子国了,而是蕴藏着大量严重社会问题并且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衰落中的国家。

其次,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引发了日本观察中国、把握中国、交通中国的心理的偏移,进而产生了对华国交的新思维。

由于是在彼此隔绝很长时间后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因此,此次“千岁丸”号成员们关于中国社会的观察体验以及其他有关书面、口头的信息交流和传播,在日本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应,使得幕末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尽管其所见所闻未必就是全面的。

一些政治目光敏锐的人甚至对在列强面前步步退让的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感到了失望和绝望,进而表现出对中国的不尊861江海学刊2006.6以至鄙视,尤其是对中国政治腐败与军事衰弱的直接体验,刺激其中的一些人产生了中国不堪一击,必要时可以牺牲之的欲望和念头———“按兵之要在精而不在众。

然而今之清人,徒以其兵多将广为傲,却不知其已露微弱之耻也。

今次我等到上海其兵营中所观,士兵皆敝衣、垢面、跣足、光头、无刀,人人如乞丐般颓然,无一人而见有英武之气。

如斯之士兵,则我国之一人,可抵其五人也。

若率一万骑之士兵征讨彼等,直可纵横全清国矣!”③“千岁丸”号的中国之行只不过是一次集中的认识中国的行动,进而成为其后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引信和焦点罢了,其实,早在此前就已经有一些日本人在旁观侧思中国的遭遇了。

如1852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皇帝热河“蒙尘”的消息传达日本后,当时的强藩之一萨摩藩主岛津斋彬就对群臣说:“万没想到,清国竟至惰弱如此,真乃柔弱之国也……恐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治也。

”④“想支那之将来,势必安于孤立退婴之旧习,其前途令人不胜寒心。

”⑤总的看来,发生在“千岁丸”号中国行前后的幕末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基本上还仅限于日本社会一部分阶层的一部分人中,并未在全社会广泛传播,也未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但是,它业已为日本新的世界秩序观的提出和新的对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思想基础。

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变化起始于对中国腐败衰朽的哀叹和对中国军力的蔑视,延伸至外交政策的批判,进一步发展到在文化上对中国的轻侮。

关于是继续“锁国”还是“开国”,是“提携亚洲”还是“征服亚洲”,是视中国为外交伙伴还是竞争敌手的大讨论的展开,就是这种转变轨迹的真实写照。

等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文明开化日深,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引进日多,这种争论和变化就有了鲜明的结论和基本的取向,向中国文化一边倒的传统终于转变成了向欧美一边倒的新风潮。

明治前期设计出的清晰的大陆政策,特别是1894年悍然挑战中国,发动甲午战争,标志着日本的离华、反华、仇华态度和政策完全确立了。

19世纪后半叶日本改变传统对华政策之思想渊源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共同欺侮中国,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凭借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优势,在后来的历次侵略中国的行动中日本获利最丰,成为中国人民最为穷凶极恶的敌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并以甲午战争为界限,日本逐步转变对华态度和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前所述,西方势力的强力渗入打破了幕府的锁国政策,形成了日本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巨大压力;幕府的倒台与明治政权的建立,集中实现了社会变革的价值;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的渐次解体则为日本的变革与崛起提供了双重动力———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激起了日本发愤图强的意志和决心,清王朝的腐朽堕落激起了日本步西方后尘,走对外扩张之路的野心和行为。

在所有这些内外因素之中,有一种潜在的精神性因素发展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真切———向中国扩张、侵略中国的思想。

可以说,侵略中国的思想主张,不仅引导、支撑了19世纪后半叶及其以后日本对华的新态度、新政策,而且长期指导、落实了日本的这种态度和政策。

日本侵华思想发源于日本社会的不同层面和领域,首先对明治时代的对华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影响,直到昭和时代挑起侵华战争并最终毁败于自衅,甚至还继续暗藏潜伏于直至今天的日本社会里。

在近代日本不断扩大对外侵略的过程中,占领中国、主宰东亚以至霸占亚洲、分割世界的侵华思想花样繁多、形态各异,成为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略指导和精神支柱,既是号召民众、发动战争的旗帜、动力,又是扩大侵略的借口和根据,它不仅驱使本国民众奔赴战场,甚至让一部分被侵略的中国人也为之蒙蔽,成了近现代中国备受日本侵害的最深厚、最隐蔽的历史根源。

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如果从16世纪末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征服中国的战争计起,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丰臣秀吉多次坦露过吞并中国的远大“蓝图”。

他在1583年说:“……鲧之三韩、琉961论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华政策渐变的思想根源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

今也欲大明,盖非吾所欲,天所授也。

”⑥1587年5月,他在征讨九州的军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