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待明确的几个有关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张建平-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力即丧失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

规定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督促债权人积极主张权利，保持民事流转关系的稳定性。

在民事诉讼中，债务人常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对抗债权人的权利主张，在许多案件当中诉讼时效问题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往往是决定诉讼双方当事人胜诉或败诉的关键问题。

我国把诉讼时效制度纳入实体法范畴，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及相关实体法中，《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制度规定得比较笼统、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人民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过程中对涉及诉讼时效制度理论缺乏统一认识，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有关诉讼时效问题存在一些争议。

笔者在执业过程中碰到过一系列有关诉讼时效的棘手问题，针对这些频频出现的实务问题，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着理论上的研究，本文拟在归纳、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人在从事律师实务中的一些体会，提出对一些问题的粗浅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关于我国现行法律有关诉讼时效起算标准；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都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

笔者认为该规定存在以下问题：1、在一些情况下，侵害事实发生后债权人可能马上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无法知道具体的侵害人，或是无法确定债权的具体数额（如损失无法很快确定），此时债权人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如何认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笔者认为对类似情况，就不宜从债权人知道权利被侵害而开始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始时间，否则必对被侵害人不公；2、“权利被侵害”做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过于狭隘，无法包含其他“权利未被侵害”时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等问题。

如在无因管理之债中，就不存在谁“侵害”了谁的权利？这种情况下如何适用权利被侵害的标准？3、人民法院在适用“知道”或“应当知道”标准来认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有很大随意性，“应当知道”包含过多主观判断的内容，易依发争议；我国部分的民法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民法典的起草中采用请求权产生或可行使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如中国民法典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篇条文建议稿》第193条第1项就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时效依以下规定开始计算：（一）时效期间自权利能够行使时开始计算”，笔者认为这样的表述能避免如前所述的不足，且更符合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较之现有规定更趋科学；二、关于无履行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在该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主流的观点（同样也是司法实践当中多数情况下适用的观点）是：就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债权而言，履行期限自债权人第一次主张权利之时或债权人确定的一定的宽限期到来之时届满。

债权成立后，履行期限没有届满，债权人的请求权就没有发生，当然亦不存在对权利的侵害，这时候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开始起算的规定相悖。

只有在债权人催讨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才构成对债权人权利的侵害，而在此之前不存在对权利的侵害的问题，不应计算诉讼时效。

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在债务人未同意履行债务、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请求过清偿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

崔建远是这一类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其所著的《无履行期限的债务与诉讼时效》（见《人民法院报》）一文中有如下表述：“给付义务可分为原给付义务与次给付义务。

原给付义务本身有履行期限、合同的存续期限制度管辖，诉讼时效制度备而不用，不直接发生效力。

只有在原给付义务被违反，形成次给付义务的情况下，诉讼时效制度才实际发挥作用。

次给付义务生成之时，也就是违约行为发生之时，构成民法通则所谓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

”2004年1月12日发布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第三条作出的规定与上述主流观点基本一致，其规定如下：“债务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根据以下情形确定：（一）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并向债务人明确债务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二）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明确表示拒绝履行的，诉讼时效从债务人表示拒绝履行之日起计算；（三）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了履行债务计划，债权人没有异议的，诉讼时效从履行计划载明的最后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但对于无履行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应从债权成立之日起算，持该观点的以台湾学者居多，如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就认为，“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债权人得随时请求清偿（第315条）。

是此项请求权自债权成立时即可行使，应自债权成立时起算。

”我国台湾另一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债权人得随时请求清偿，为民法第315条所明定，此类请求权，自债权成立时起即可行使，依民法第128条，其消灭时效应自债权成立时起算。

” 台湾民法学者黄立先生也有如下论述：“基于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在债权成立时，债法上请求权之时效即已开始，而与义务人之拒绝给付无关。

我国台湾民法也是以“请求权可行使”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

持此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正是由于我国民法通则采用“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误导了这种特殊情形下的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

相比较两种观点而言，笔者认为前一观点更务实，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但笔者认为后一观点更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

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督促债权人行使权利，债权人对于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债权自债权成立之日就可主张返还，换言之其权利即可行使，诉讼时效自应开始起算，否则在一般的借款合同中如果未写明还款期限，在不超过民法通则关于20年最长时效期间的前提条件下，权利人就可按照自己的意思不管什么时间都可主张，岂不使诉讼时效制度形同虚设？此外，欠条、借条内容大致相同，只因“欠”、“借”一字之差而适用不同的诉讼时效必将导致不公，如果公民都来用此作法来规避法律，例如把所有的欠款都写成或者合法的转变成借款关系，此种情形下的诉讼时效制度还有什么存在意义？三、关于分期履行的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起算。

分期履行的合同，其诉讼时效应按每一期的期限届满日分别起算还是从最后一期届满后起算，存在争议。

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合同约定分期履行的情况下，实际是将整体的债务分割为若干个数额、履行期限，甚至是法律后果互不相同的、相对独立的债务。

债务人应当在各相对独立的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履行义务，否则构成违约，亦即构成对债权人相对独立的这部分合同权利的侵犯。

根据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的规定，应按每笔相对独立的债权履行期限届满时分别起算。

但也有观点认为：尽管合同是分期履行，但其义务的设定是依据同一份合同，其义务内容是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相对人的权利内容，权利人基于该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同样也是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其主张合同权利也是对整体权利的主张，故权利人可以在该项作为整体的权利最终到期而未能实现时，才就该项权利提出主张，诉讼时效自然应从整体义务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开始计算。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就规定：同一笔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从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更为可取，该观点更符合司法效率的原则，不会给当事人增加讼累，也可以防止法院就同一问题多次进行审判，甚至作出不同的判决；四、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1、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对象；按《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债权人提出要求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一个法定理由。

但债权人向谁提出要求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法律没有作明文规定，因此司法实践当中经常容易产生争议。

笔者认为债权人主张权利当然应直接向债权人提出请求，但在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权利请求有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向下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也同样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一是债务人的代理人，包括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二是债务人财产的保管人；三是为债务人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四是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其他债务人；五是有关单位，如有权处理或调解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纠纷的民间组织或行政机关。

2、催讨公告的效力；在债务人分散且众多的情况下，或是债务人有意躲避的情况下，权利人是否可以以公告的形式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有待明确。

我国现有司法解释仅有条件的确认了以公告形式主张权利具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法函（2002）3号《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明确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笔者认为依据这一规定的精神应扩大对公告的适用范围，以更好的保护债权人所享有的合法债权，防止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3、邮寄催讨情况下的举证要求；在以挂号信或特快专递形式邮寄催告函的情况下，部分法院认为债权人除提供其将催讨函交寄邮政部门的证明外还应提供证据证明义务人收到了主张权利的函件方可主张时效中断；另有部分法院认为只要债权人提供了其将催讨函交寄邮政部门的证明，而债务人不能证明未收到邮件及所邮寄的内容系与主张权利无任何关系，法院即可认定该邮寄系主张权利的函件债权人即可主张时效中断。

笔者更赞同后以处理方式，因邮局的记载大多超过半年就不保存，而挂号信或特快专递在邮寄过程中丢失或不能送达给收件人的比例微乎其微，在权利人能够提供其向邮局交邮且邮寄内容系催款函的情况下，应对其主张予以采信。

在目前社会信用缺失，债务人逃废债务现象严重的情况下，法院在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方面，不能对权利人过于苛刻。

实践中，权利人为避免举证的困难，往往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时进行录音、录像，甚至请公证机关公证，导致行使权利的成本提高。

不可否认，这一现象与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对权利人的举证责任的苛刻要求有一定关系。

五、关于法院可否依职权主动适用时效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法院是否可以不基于当事人的主张而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因此各地法院在处理此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有部分地方法院认为法院可以依职权审查诉讼时效是否届满，无需当事人主张。

而多数法院认为法院无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

笔者认为多数人的观点更为可取。

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而不能由法院主动援用是罗马法上就有一项重要原则，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继承了这一原则，禁止法庭主动适用诉讼时效。

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23条规定：法官不得主动援用时效的方法。

日本民法典第145条也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

瑞士债务法第142条也规定：审判官不得以职权调查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