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法律与道德长久以来相互依存，如黑夜之于白昼，看来截然两端却又无论如何难以分隔，他们息息相关且相互影响，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关系也跟着成为永恒的话题之一了。

法律与道德两者相互以螺旋状作用并上升发展，正如人类历史以不可阻碍的步伐前进。

法律与道德在相互磨合中彼此渐渐的区分了开来，但无法避免的是，随着观念的转变，道德标准的更改，法治的进步，法律与道德又开始相互磨合以彼此适应，然后又相互区分。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并且是以螺旋状上升并且发展的。

虽然法学家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一直颇有争议，但道德对于法律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即便许多人极力的回避这一问题。

法律是道德的下限，也就是说，当一种行为侵犯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秩序，仅靠道德约束和谴责已不足以制止时，就需要将该道德规范确认为法律规范，运用国家强制力来予以实施。

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诚实信用道德规范已不能有效遏制信用严重滑坡时，就需要将诚实信用确认为《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法律原则，并通过对欺诈行为进行制裁来保证该法律原则的实施；而当民事制裁已不能有效制止欺诈时，就需要运用刑罚手段来打击诈骗犯罪。

但是，法律的下线仅仅是就法律的制裁功能而言的。

法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激励。

这就涉及到法律的上线问题。

即当对一种行为的赞赏或奖励，仅靠道德评价或社会评价已不足以支持时，就需要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国家强制力来予以支持。

北京市和四川省分别制定的《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和《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和努力。

然而我们就是鼓励道德对法律的作用了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涉及道德的案件全然的用法律来解决还是以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方式求解，争议声此伏彼起。

但不可回避的是我们的确将道德规则置入了法律条文，如“公序良俗”、“诚实信用”。

我们似乎确立了一个道德对法律有绝对掌控权的法律体系，当然是涉及到有关方面的时候。

一旦涉及到与此有关的案例，忠实与“法律就是法律”的法学家们坚决摒弃道德对与法律的过于干涉而有些法学家坚持引用所谓的“公序良俗”、“诚实信用”。

我们来看以下几则案例：其一，“麻旦旦案”。

这则2001年引得全国注目的陕西“处女嫖娼案”其审判结果如下：一审判决麻旦旦仅获赔偿74.66元，二审判决增加了误工费等（合计9135元）。

判决结果既出，大众惊诧于没有给予精神赔偿也没有要求原告公开道歉。

与法判决并无任何不妥之处那么何以公众反响如此之大？道德二字在法律施行中以舆论的方式给其莫名的压力和阻力。

其二，2002年，西南某大学以违反校规“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为由，对未婚先孕的女大学生李静及其男友李军作出勒令退学的处罚决定。

这对恋人认为学校的做法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将母校告上法庭。

该事件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学者们认为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重要权利，学校仅凭自己内部处罚条例就剥夺公民的受教育权，其合法性令人质疑。

有学者在分析这一事件的背景时指出，这一广泛关注的事件其实质是教育道德化还是教育法治化理念冲突使然。

其三，2002年轰动一时的发生在四川泸州市的“二奶”争遗产案件。

二审最终判决第三者败诉，这是否说明道德战胜了法律？法学界对此至今争论不休。

但道德对与法律的力量在中国的法学界无疑是巨大的。

且不论公众，道德在公众的心目中的作用的根深蒂固是有其历史性的；当法律人也高举道德的旗帜时，我们应当深思。

法制国家不是不允许道德的存在和作用，而是应当制止道德对于法律的过度干涉。

这势必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什么度才能被视为是合适的？又是一个主观性课题，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涉及到了道德。

那么看来我们陷入了一个循环：道德对法律的作用其合法性需得用道德来证明。

在此我们不得不得以重提一个关于道德和法律之间被讨论了无数次的问题：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区分和联系。

从细微处其不同点谓之繁浩，其主要的不同之一在于产生的条件不同。

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

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其二在于法律与道德两者是否有强制性措施保证其施行。

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实施的保证是法律规范的突出特征也是其与生俱来的固有特征。

而道德所能依靠的仅仅是个人的良心谴责与社会的舆论压力。

其三，法律是外化的，道德是内化的。

法律仅仅规定外部行为，对于行为的内在动机所在则并不涉及；而道德其关注点在于内心的动机。

虽然这一区分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我们不可避免的意识到这样的分类有其不足的地方。

法律上的善意取得制度、无因管理制度，甚至是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这些情况下都要区分行为人的内心主观状态，虽然，这种区分是通过对行为人的外在行为进行推断而得出的，并且，即使是道德评价也不可避免要有通过行为而推断内心状态的时候。

如尊老爱幼、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美德并非仅停留在内心体验的层面。

其四，法律是道德的下限，即“法律是社会的道德低线。

”而法律与道德的联系溯其根源则可回到法律的产生和道德的产生等多方面。

道德与法律不可截然分开但在法治社会中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道德，如何看待道德作用于法律，如何能在法治社会进程中走得更平稳，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在具体案件中，怎样适用法律，怎样把握法律与道德平衡度，仍然是一个有待具体分析的问题。

首先，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和灵魂，没有道德，法律就缺乏根基，法律就会成为徒有其表的、没有灵魂的形式，具体来说，这种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在：1、道德是法律的理论基础，它往往成为解决法律诸问题的素材仓库。

道德理论、理念、观点和学说是法律理论、理念、观点和学说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前提。

2、道德是法律的价值基础，是判断、评价法律的基本价值尺度。

道德是衡量法律是否善良的标准，是引导人们进行法律制度、法律建设和改革的指针。

3、道德是法律运作的社会基础。

法律权威、力量以及合法性的发挥和实现是建立在道德这一基础上的。

4、道德是法律的补充。

它具有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

其次，法律是道德的载体。

没有法律，道德就会流于形式，无从落实，体现在：1、法律通过立法，将社会中的道德理念、道德信念、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赋予社会的道德基本价值观念以法律的强制力，进一步强化、维护、实现了道德规范。

2、道德和法律相比，法律是道德的承载物。

它弘扬、发展一定社会的道德理念、道德信条和道德原则，促进社会道德的更新和变革。

3、法律是形成新的道德风貌、新的精神文明，改造和提高人性的强大基础。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通过法律形式把适合社会生活的道德法律会、制度化、规范化，使之成为法律规范，这实质上就是确立和形成了一个法定的道德体系和标准。

而这种法定道德丰富了社会中所存在的非主流道德的合法性、合理性，从而纯洁和提高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人类生存的两根支柱，是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不可缺少的永恒的质素。

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只有法律与道德互助共生，才能真正形成和保持和谐稳定、错落有致的社会秩序，才能真正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石。

"首先“下的第2点补充：没有道德价值观念体系作为基础，法律就会缺乏内在的支柱，法律的合法性也终将会丧失。

因此，法律的制定和评价始终不能脱离道德的标准，法律的制定、运用和实现也不能摒弃道德的约束。

4、道德是法律的补充。

它具有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

当法律出现空白和缺陷时，可以本着法意和法律精神，依据社会中的道德信念、原则和道德规范，处理人们之间的争执，调整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

近代国家一般实行政党政治，无论是一党制国家还是多党制国家，国家政策体现出的是执政党的意志或者是多党意志的妥协。

法律通说是体现国家意志、人民意志。

一政党必定标榜代表某一人民群体或者全体人民的利益，执政党更是宣称代表国家利益。

在代议制民主下，执政党往往控制立法部门或者行政部门，可以将其政策表现为国家意志——法律。

任何一部法律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政策导向性；然而政策必然不同于法律，否则法律亦失去其存在必要性。

法律与政策是既相通又差异，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法律与政策的相通性现代立法程序一般是先形成草案或者议案，然后由立法机关审议通过，最后由国家元首签字颁布。

草案或者议案的形成过程便是政策植入过程，之后便是不同政策的博弈、修改与妥协过程。

在法律实施中，也离不开政策的辅助与补充。

（一）政策是制定法律的依据在我国，在制定法律时，以政策为依据，通过法律形式把党的政策国家意志化。

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

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共中央审批。

在议会民主国家，一般由单个或者多个议员提出议案，经议会辩论、修改、通过。

除却非党派议员，提出议案的议员必在其议案中植入其所在政党奉行的政策，否则不可能得到议会中同党派其他议员的支持。

议员提出的议案亦可能是党内讨论的结果。

可见，若说法律是河，政策便是源。

草案或者议案的形成一般都是政策推动的结果。

法律不可能是无因之果，往往依据于现行政策或者为了将来政策的执行。

甚至法律有时直接冠以政策之名，如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

（二）政策指导法律实施法律制定与实施有与之对应的立法程序、司法程序，这些程序无不复杂而耗时耗力，因为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滞后性。

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一般快速、精准而强有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压倒法律）。

现代社会的发展节奏越来越快，政策在解决不变的法律与变动的社会的这一矛盾方面体现出巨大作用。

一方面，对于法律制定时的纰漏或者不足，可以进行法律解释，法律解释不必经历复杂的立法程序，体现出很强的政策性。

另一方面，政策指导法律的具体应用。

如现在食品安全问题严峻，党中央要求加大整治食品安全力度，最高法即连发通知要求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当然，政策对法律实施的指导应是宏观、精神的指导，而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借口政策而违反法律。

（三）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按政策办事按政策办事体现的是政策对法律的补充作用，实质是政策代替了应有的法律起作用。

这只能是一国建国之初的做法，在新中国建国前后都曾大行其道。

当国家法制健全后，就不能再以政策代替法律，而应以法律原则解决问题。

（四）法律保障政策的实现依据于政策的法律制定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便体现出合法性，可以借用法律的力量对其保障，法律以国家意志属性、国家强制属性、国家规范属性保证政策的实现。

当然，明显违法的政策依然被法律所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