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中的权力观前言《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汉斯·摩根索立论的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的概念。
他所认为的权力斗争表现在国际社会中即表现为一国企图控制他国的行为。
但摩根索的权力观自提出以来遭到了集中在几个方面的质疑。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很多国家都提出了很多超脱与权力之外的外交活动准则，例如中国的“和谐社会”构想。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增强的今天，国家间开展的交往活动不管是领域还是层面上都不断扩大和深化。
国家间开展的这些合作看起来又不能用摩根索的权力观予以解释。
摩根索的权力观忽略了国际交往活动中存在很多其他的组织，例如跨国公司、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等，这些都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
面对这样的一些质疑，我认为，摩根索所提出的权力概念也应当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以应对现实的发展。
在本文中，我想要论述的不仅仅局限于在两极格局解体之前，大国追求的对他国赤裸裸的控制权力或者说是霸权，更想要说明的是现代国际政治中大国所拥有的依靠国际机制影响他国甚至是改变他国思维模式的权力。
这种权力在国际政治中显得更要隐性一些。
当然这里探讨的国家政治的权力观是17世纪以来全球性国际交往的开始以后，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与谋求。
关键词：国家政治权力控制两极格局一、两极格局解体之前的权力在二战结束之前，国家政治中的权力体现在获得自然资源、控制全球版图中战略性的陆上和海上要冲，以及对领土扩张的狂热追求。
在这样的国家政治交往活动中，一国的外交政策似乎赤裸裸地表现为对权力的寻求。
殖民主义扩张时期，西欧大国对殖民地的渴望如淘金者对金子的探求一般执着。
西欧大国认为对殖民地的拥有与控制量便是权力多寡的标准，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依靠殖民地廉价的原材料开展生产活动，赚取原材料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差价是分不开的。
当时的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国的霸权就是依靠这样的方式建立的并维系的。
当时，英国所拥有的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以及海上交通确立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地位。
直到后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摧毁了英国的殖民体系，才导致了英国霸权的衰落。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是对世界霸权寻求的结果。
此时国家政治中的权力即体现为对殖民地的控制、领土的扩张以及国际政治控制力的掌握。
这些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目标，因为这样的目标物质性更为明确，更适合当时国家发展的需求，而这样的权力在当时世界体系下又是得到认可的。
英国所拥有殖民地及开展的剥削在当时国际交往中并没有遭到他国的抨击。
“国家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
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
”“我们在讲到权力时，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意志或行动的控制力。
至于政治权力，我们指的是公共权威的掌握者之间以及他们与一般公众之间的控制关系。
”这里的权力似乎更适合用来解释两极格局中大国所寻求的权力。
此时，国际政治中体现的权力，突出表现为大国对所属阵营国家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
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争夺在此时尤为凸出。
有时为了赢得一个主义在一个国家的执政地位，甚至也会运用到战争的手段。
美国参加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不正是诸如此类，为了寻求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制度中的确立，而不是像二战之前那样绝对物质性的目的。
此时，国家间的交往往往以意识形态为界限，以意识形态确定国家政策，以意识形态确定国家的好恶。
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往往是对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取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正是为了寻求资本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统治地位，防止社会主义的冲击而设置“保护罩”。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国际舞台上各自为自己所信奉的主义辩护，以及对对方主义的抨击。
美国为了防止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的蔓延，提出了“马歇尔计划”，加强对欧洲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这样的援助，显然针对的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时的美国正是在运用物质性的手段去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冲击，以寻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对盟国的控制。
后来，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苏交恶，也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的出现，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差异与矛盾凸显，进而影响了两国的关系。
总之，在这一时段的权力，体现或者说是绝大部分体现的仍然是可见的，不管是物质性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都集中体现在国家外交交往活动中直接所追求的内容。
二、两极格局解体之后凸显的权力两极格局解体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社会主义思潮陷入低谷，大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寻求的绝对控制也趋于消失，美国的霸权地位也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欧盟、日本各方面实力的不断增强，对美国在之前所拥有的控制地位发出了反抗。
发展中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寻求在国际政治中更多的话语权，特别是中国和印度。
经济全球化、核武器的扩散以及高科技战争所带来的巨额花费，使美国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冲突也变的捉襟见肘。
显然，此时的美国或者其他大国已经不具备冷战时期那样的强制控制权。
那美国有采取怎么的手段、方式来维护其权力呢？这时的方式并不再是两极格局解体之前那样直接的、赤裸裸地控制手段。
大国所主导创建的国际机制，在此时凸显出维护大国地位和权力的重要作用。
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但在国际性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只是那几个国家。
就现在看来，一个国家要想使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正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而要想加入联合国必须由安理会提案，这时获得大国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巴勒斯坦寻求建国向美国寻求支持一样。
安理会设有五个常任理事国，这样的常任理事国是与其他成员的权力是不同的。
他们的任期没有时间条件的限制，而且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对安理会的提案有一票否决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各国的投票权是不同的，所以在进行决策时的分量也是不同的。
而且这两个组织的负责人长期以来都分别为欧洲人和美国人担任。
在两极格局期间，由于美苏争霸、意识形态斗争阴影的笼罩，大国斗争更显直白，这些国际机制用来实现国家权力的作用并没用得到广泛的重视与运用。
两极格局解体后，由于经济全球一体化、信息化时代的加速发展，大国运用权力也更趋于理性。
大国运用这些国家机制以维护、体现大国的权力和地位，更易于操纵，也可避免国际舆论的抨击。
这样的权力，在两极格局解体之后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例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正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下开展行动的。
今年的法英美等国对利比亚的空袭不也是有安理会“禁飞令”的授权吗？这样的授权往往是被认为是师出有名的，面对国际舆论指责的风险显然要小很多。
大国遍及全球安全保障性质的盟约，这里的大国更多的指的是美国。
美国有遍及全球范围的盟国，大多数盟国期待美国对自身安全保障方面的承诺。
盟国视这样的承诺为美国对本国的支持，这样盟国在国家政治中的话语权也要大一些，当然这与本身所具有的国家实力也是分不开的。
一些国家寻求美国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帮助，在其他方面可能会有损失的。
在处理国际性问题时，这些盟国往往会跟随美国的态度走，前提条件是美国的态度不会对本国的利益造成较大的损失。
盟约的广泛存在为美国能够成为国家政治中的“领头羊”提供了可能。
美国政策的跟随者和支持者为美国在国际政治中创造了广泛的影响力与控制力，这种是大国权力的体现。
美国的盟约在两极格局期间也存在，但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划界以及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绝对的霸主地位，盟约的作用并不十分凸显。
大国地位确立以后，在世界各国以及国际舆论中所存在的对于解决国际性问题形成的对大国依赖心理，这正是大国对其他国家思维模式的改变。
这样的依赖在两极格局解体之前并不明朗，在此时期，往往是大国将全球各个地区的利益变化都视为涉及自身利益的变化，他们往往是主动占据主导地位去应对、解决问题，以免自身利益受损。
由于在整个冷战期间，这样的模式不断累积到两极格局解体之后，一些国家便养成了这样的思维模式——面对国际性问题的时候，往往会会向大国寻求意见、解决方案。
一个地区出现国际性的危机，国际社会往往会寻求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看法，国家舆论报道的也差不多是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看法。
而一个国际性危机的解决，国际社会也往往依赖美国政府的主导。
1991年，时任伊拉克总统的萨达姆出兵入侵科威特进而影响了海湾地区的局势，这一悍然入侵他国领土的战争行为必须予以遏制。
此时，国际社会的指望也寄托于美国身上，而且正是应为主导的联合国军才恢复了科威特的国土，沉重的打击了萨达姆的侵略气焰，也实现了大多数国家的诉求。
2006年，朝核危机的出现，几乎所有的报道都集中在美国政府的动态以及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动。
而后朝核危机的缓和，也是由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承诺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才得以实现。
三、权力与影响力的探讨影响力在摩根索看来并不是一种权力，他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对二者的区别解释的很简单。
影响力，一般认为指的是用一种为别人所乐于接受的方式，改变他人所乐于接受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
很明显，影响力的大小不能用量化的指标予以确定，但我们仍然可以使用比较的方式来判断不同个体对同一个体影响力的差异。
就美国与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而言，很明显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例如经济制度、政坛影响力、国民的好恶感，可以看出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肯定要大于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
不过，这样的举例从客观性上来讲不符合国际政治的标准。
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影响力不可能用量化的标准予以界定。
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又足以使日本在很多方面做出让步，有时即使会牺牲自身的利益。
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所具有的影响力显然是巨大的，他可以使很多国家改变已有的方针或者制定新的政策。
就我看来，当国际政治交往中，一国的影响力大到足以使他国跟随本国的政策，为本国的政策服务，有时甚至不得不牺牲本国的利益，这样的影响力也是一种权力。
在本文中，我试图对摩根索的权力观在面临新现实的挑战时予以修正，扩展权力的内涵，而不再仅仅局限与那种命令式的控制。
希望这样的一个扩展可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可以为国际舞台是国家间的交往寻求一种目的所在，可以用来解释国际现象。
就我看来，摩根索对于国家间交往活动关于权力目的的认定本身没有错，而只是将权力压缩化了。
我也相信，权力观正是用来解释国际政治的不断变化，权力观正是用来解释国家关系不断演变的一条主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