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文化解读许宗元(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导游系　上海　201423) 摘　要:本文首先立论:日本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对旅游文化有所建树。

然后对芥川氏《中国游记》作“旅游———一种文化体验”等5方面解读,予充分论证。

同时,通过对《中国游记》个案分析,进行了由个案的文化解读来对整体性旅游文化作本质研究的尝试。

关键词:中国游记　文化解读　旅游文化 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以小说家驰名于世。

1935年日本设立“芥川文学奖”亦着眼于此。

我国《辞海》“芥川龙之介”词目即定其为“日本小说家”。

以短短的35岁一生著148篇小说,内含享誉世界的名篇,在日本文坛有很高地位,有国际影响,其小说在中国被鲁迅、夏尊、方光焘、章克标、楼适夷等译介,诚然是著名小说家。

但笔者认为,芥川氏之文化贡献,还在于旅游文化之建树。

对其《中国游记》作文化解读,即可见其旅游文化建树之端倪。

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鲁迅等译的《芥川龙之介集》,内有夏尊译的《中国游记》,本文所引该作原文,皆出于此。

解读之一:旅游———一种文化体验1921年,年轻的芥川氏来中国旅游并即创作《中国游记》。

芥川氏的游记告诉了我们:他旅游中国是为体验中国文化,是文化旅游。

芥川氏此行,目的不是游览中国的名山大川,而是以中国的当代社会为其旅游客体。

《中国游记》从头到尾内容依次为: 1.第一瞥:客轮抵中国码头之情状。

2上海:游湖亭街巷;游城隍庙、观庙前摊肆;看戏,写戏台、戏剧、演员;访章太炎;访郑孝胥;上菜馆,品评菜肴,鉴赏妓女。

3.沪杭车中。

4.西湖:游览重点、记叙重点皆人文景观。

5.苏州:看北寺塔;游玄妙观;逛观前街;描述街头卖艺者;考察苏州文庙;旅店印象。

6.南京:简短的人文景致。

7.芜湖:街市素描,餐馆印象。

8.北京:观雍和宫;访辜鸿铭;游十刹海。

可见,芥川氏的旅游,是文化考察型旅游。

旅游类型的划分,本有不同的标准。

按活动内容划分,有观光旅游、文化旅游、疗养旅游等。

考察世界上主要旅游客源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出境旅游者,均把与当地人交往,了解当地文化、生活方式和状况、精神状态作为出境旅游的主要动机之一。

芥川氏的旅游动机正复如斯。

他的中国旅游的视野端的为人文视野,包括物质旅游文化、精神旅游文化、社会旅游文化、制度旅游文化、民俗旅游文化、宗教旅游文化等。

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游记》作这种文化解读,当予21世纪的我们两点深刻启示。

其一,是对旅游接待地(目的地)、旅游接待国的旅游开发与经营者来说,开发自家旅游资源、兴盛自家旅游业,一定要高度重视人文因素。

其含义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大力开发旅游资源的半壁江山———人文旅游资源。

当然,前提是绝对保护好其自然环境。

忽视人文旅游资源,在我国有深刻的教训。

例如,为把旅游业作为皖南徽州地区的支柱产业,竟于1987年把“徽州地区”改名为“黄山市”。

诚然,黄山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改地名时的1987年尚无此身份),但在游人眼中黄山毕竟是座“五岳归来不看山”的风景名山,其拳头产品是号称“黄山四绝”的奇松、怪石、云海、温泉。

这是黄山的品牌,毫无疑义属于自然景观、自然旅游资源。

黄山只是徽州地区(以前为徽州府,以后可以称徽州市)诸山中的一座山。

徽州地区孕育了世界上典型的地域文化———徽州文化。

黄山的山之文化根本不包括徽州文化。

地名轻轻一改,便把近900年历史积淀而成的辉煌灿烂的徽州文化一刀割去。

而这被割弃的徽州文化的旅游价值乃是一品的。

例如:徽州文化孕育的黟县古村落西递、宏村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只见黄山,不见徽州文77化,可谓一叶障目。

另一方面,是深入开掘风景名胜区的人文内涵。

对于自然风景,除了那些天造地设的奇景,诸如:中国钱塘潮,西班牙太阳海岸,意大利维苏威火山,英国尼斯湖,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加拿大冰川国家公园,一般地说,凡可挖掘或开发人文因素的,应力求形(自然风景)与神(人文内涵)的亲密融合、相互映发。

形神皆备,乃得旅游之真谛。

这既是旅游欣赏的真谛,更是旅游开发的要义。

我们试比较两个同处江南、同具秀美湖光山色的旅游名湖。

杭州西湖是大自然的宠儿,但它并非仅有自然美。

它的自然美景中处处渗透着两千年中华文化的菁华。

一品的人文景观寓于自然美景中,乃有世界旅游胜地———西湖。

清人袁枚一语中的:“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得重西湖。

”皖南太平湖,自然风景极佳,面积是西湖18倍:其水之美,远非西湖可匹。

它位于两座旅游风景名山———黄山、九华山之间,得天独厚,不愁无客流,交通亦方便,本可创与西湖相去不远的旅游经济效益。

但由于它只有自然美的优势,虽是人工湖,却缺乏人文美,所以至今不可望西湖项背。

其二,对旅游主体来说,进行文化体验,才可对旅游客体进行深入的认识,才有自己独具的或可贵的旅游收获,方可谓不虚此行。

芥川氏自幼浸泡于中、日古典文学中,对中国历史、文化颇熟。

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

经过此番深入中国社会,他有了切身的体会、深刻的认识。

尽管这种认识有应予批判的成分,但对芥川氏来说,若非此番中国之旅,这位纯书生在日本是很难有此真切体认的。

他是在中国才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民对日本侵华的仇恨心理。

经过对中国一流大名士章太炎、辜鸿铭、郑孝胥的访谈,对文化中国的认识,应该说他比一般中国人还深得多。

解读之二:游记———纪实与存史芥川氏的《中国游记》,就其大体而言,是一部纪实之作。

所谓游记,概而言之是记述游览经历的文章。

它可以记述旅程见闻,也可以记述某国某地的政治、社会、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等等。

应该说,游记是一种自由的散文文体,从内容到形式并无严格的规定。

笔者以为,它主要有3种风格。

一种是描写名山秀水、古迹名胜,其特征是强调文学性;等而下之者,只是刻意追求文学性而已。

此类游记中之佳者,可以称之为文学性游记,其审美特点是以给人美感享受为主。

多年来,报刊上发表的游记以此类为多,故有人误以为游记就是讲文学性的记游散文。

另一种是纪实性游记。

真正的、成功的纪实性游记,往往能成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真实记录。

其审美特点,重在求真、求善。

第三种是随笔类。

作为纪实性游记,芥川氏《中国游记》是求真的,人体为善却不尽为善。

其第一章为《第一瞥》,第一句便是“刚走出船埠,不知有几十个车夫,就突然把我们围住。

”“这许多车夫从前后左右一齐伸了各种各样的头大声地狂喊着什么,在初上岸来的日本妇人们,似乎要觉到不少的害怕。

就是我,当被他们中的一个拉住外套的袖子时,也竟弄到要退避到那长身的约翰斯君的背后去了。

”这开篇的车夫抢客一幕,既录下当时中国某阶层某范围劳工不懂文明的实况,也表明下层劳动者生计的困顿。

试想,倘生计尚可,车夫们又何至如此抢客?由此亦可见孙中山先生所拳拳于心的民生问题的解决,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何等之迫切。

如果说上述车夫的不文明抢客是出于无奈的话,下面这个当着中外游人的面在上海名胜湖心亭边向湖中小便的成年人,便是丢“国丑”了:“池的周围,用石叠着奇怪的栏杆,我们刚走近这里,有一个着了浅葱色布服,拖着长辫子的长长的中国人悠然在池中小便。

”向名胜撒尿者的边上,一位盲人老乞丐又进了芥川氏的视野。

在上海天蟾舞台看戏,最深刻的一幕不在台上而在台下,那是不卫生到恶心地步的一幕:“席既坐定,就有人来送热手巾、戏单、茶来。

此外如有送西瓜子或水果来,只要说‘不要,不要’就好。

热手巾,自从看到邻座风貌堂堂的中国人把它大揩特揩地揩了面孔又擤出鼻涕来以后,也就暂时改为‘不要’了。

”看戏的风雅国人如此,演戏的名角竟亦如此。

芥川氏在亦舞台看完《玉堂春》,在台房采访演苏三的绿牡丹,恭维、叙谈后,“既而———既而他作甚么呢?我为了他自己,为村田君,都不愿把这样的事向人公开,可是,如果不把这记载,我的介绍,就要失真,这是对于读者很抱歉的。

所以只好用了直笔说———他就横过头去,翻了那红底平金的绣衣的袖子,把鼻涕擤了掠在地板上。

”这里的“直笔”、不“失真”,即纪实性游记的特征。

从理论上说,选材典型的纪实性游记可以存史。

从游记的创作实践上看,亦往往如是。

芥川氏《中国游记》颇有文化史、社会史等史料价值。

例如他采访章太炎,并在这部游记中列专章《章炳麟氏》。

由于作者是位小说家,刻划人物是其特长,所以他笔下的章太炎有芥川氏特有的那份生动、准确、传神,“须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上去几乎像生了瘤。

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87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

”“章炳麟氏振动着那长爪甲的手,滔滔地发他独特的议论。

”在游记中,他摄下章氏之形,又通过动作、细节,取出章氏的神,最典型者是记下代表章氏思想的言论。

所以,芥川氏游记可补史家之不足,把游记作家笔下的章氏与史家笔下的章氏结合起来,当更真实、全面、深刻。

写历史(包括写历史人物),本来就是可以写得生动些的。

这部游记中的专访人物章太炎、郑孝胥、辜鸿铭,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一流的文化名人,且亦为重要的政治人物。

章氏、郑氏自不用说,近20年辜氏亦成为史家研究的重要对象。

芥川氏写彼3位客人被引入郑宅应接室,“那里除画幅外差不多没有别的装饰,壁炉槛左右一对的花瓶中,插着小小的黄龙旗。

”这里的居室细描,实为史笔。

插黄龙旗这一细节,看似淡淡一笔,却直揭郑孝胥遗老本质,无怪乎郑氏有以后伪满洲国反动之举。

“郑孝胥氏在政治上对于现代中国已绝望着。

以为中国要决行共和,就难免永久混乱。

可是即使要行王政,也只有待英雄出现,把当面的难局解决了才能够。

”他摄下了一个真实的郑孝胥。

对名人宅第等等的记述,亦属存史。

游记中《南国的美人》等章,作者写他与友人(主人)入妓馆、下酒馆,以史学的眼光看,实则也是很有价值的中国社会风俗史、饮食文化史史料。

例如:“我的见美人,最多莫过于和神州日报社长余洵氏共席的时候。

地点仍在小有天楼上。

小有天地处热闹的三马路,栏外车马之声不绝,楼上不用说是充满了谈笑声与和歌的胡琴声的了。

我在这喧热中,啜着有玫瑰的茶,看余洵氏在局票上挥那健笔,觉得此身不是在菜馆里。

”这种文字的史学价值,不仅仅是充上海史志的资料了。

至于接着写的主人余氏招沪上名妓梅逢春来陪客那一节文字,则更不可等闲视之了:“这就是林黛玉,行年已五十有八了。

据说,最近20年间政局的秘密,除了大总统徐世昌,知道的就是她一个哩。

现在替你叫了,请你见识见识。

”名妓名到“除了总统就是我”,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丑恶社会的一种讽刺,一种批判。

因此,此等文字绝非一般“品花宝鉴”之流可匹,实为史笔。

必须指出,芥川氏的《中国游记》有应予批判的错误史识,即:把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诬为“排日”。

他记叙主人填写局票以招妓欢宴,“雅叙园的局票,记得确曾在角上附印着‘毋忘国耻’表示排日的气焰的,小有天的幸而不是这样。

余氏在局票的一张里,写了我的姓名,又写了梅逢春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