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商标的变迁——以张元济图书馆馆藏商务版书籍为例张元济图书馆凌晨“商标”一词是外来语,译自英语词汇“TRADEMARK”。
我国《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对商标的定义为:“企业用来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别的具有显著特征的标志”。
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八条的规定,商标是指“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商品或者服务与他人的商品或者服务区别开的文字、图形、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
①“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受法律保护”。
②出版机构对商标的使用,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具体时间因缺少足够资料而难以考证。
早期出版机构的商标是以书籍为载体,一般都刊印在书的封底,它的使用让书籍有了归属性和区别性。
笔者有幸得到张人凤老师的建议,对馆内所藏商务旧版本书籍进行整理,取得不小的收获。
初步整理出了商务印书馆曾使用过的商标的起止时间、衔接与变迁。
现将它写出来请前辈行家共同探讨、指正。
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发行书籍,都只在版权页中写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上“翻印必究”等字样,封底空白无商标。
商务究竟何时开始推出了自已的商标,难以考证。
但可以肯定,商务最早期的商标是一枚印有青龙图案的标志。
据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工作的陈巧孙女士在《出版史料》第一辑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小谈“出版标记”》上说到:她曾见到过一本由吕瑞廷、赵徵璧编辑的《新编中国历史》,是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版的,该书为第六版,封底正中就印有一个颇为不小的青龙图案的出版标记。
据她认为,这应是商务最早使用的商标,也是我国最早的出版标记。
《书之五叶——民国版本知见录》的作者张泽贤在书中也记述了他曾见过1908年出版的该书和标记。
1999年底,在馆藏商务旧版本中,笔者也曾发现此枚商标。
此事同样得益于张人凤老师。
1999年11月30日,馆领导让我前去上海张人凤老师那里取回新购的商务旧版本书籍,共八十多册。
清点完后,张老师拿起其中几册旧版本,书底呈放在我面前,说:“你看,商务早期出版的书籍是线装本,书底空白。
后来,书底的正中开始印上标志,过一阶段换一种……”。
张老师当时就希望我回馆后能在商务旧版本中按年份排列整理出商务曾使用过的商标,以此写篇文章作介绍。
回馆后,我即去商务版本室查找,但终因早期版本较少等多种原因而未整理。
但也有不小的收获,在一本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初版)出版的《世界新舆图》的封底,我发现了“青龙图案”的出版标志。
我曾看过《商务》厂报第二期钱普齐先生写的《漫谈厂名和厂徽》,在文章中得知商务早期商标为“青龙图案”。
粗看《世界新舆图》的封底,正中有一方方正正的标志,青色的,图案相当陈旧模糊。
我把书拿到亮处,仔细查看,依稀可辨是一条盘踞的龙,中间有“商务印书馆”五个篆体字。
我大致断定为“青龙图案”。
后经钱普齐先生看后确定。
当年,因无数码相机而图案相当模糊,无法把它复印下来,所以我花了些功夫将其揣摹描绘完整,现称它为手绘稿。
经此次整理考证,《世界新舆图》是我馆所藏商务旧版本中,带有出版标志图案的出版年份最早的一册书籍,也是唯一册带有“青龙图案”的商务旧版本。
铜板纸做的硬壳书面,书的编纂者为元和奚若。
就此书籍当时的外观包装来看应属精装本。
图案虽已模糊不清,但还能看出图案较繁琐。
据熟悉书业掌故者言,它曾兼作过老“商务”的店徽。
笔者认为“青龙图案”很合乎当时的年代背景。
(原件拍摄)(1909年)(手绘稿)值得介绍的还有《世界新舆图》这册书。
它是本4开大小的地图册,四色套色印刷,印有46幅彩色的世界各地地图以及20个图表。
此书的例言中写道:“我国旧图向用京师子午线……然今日世界大通已公认英京伦敦格林威池天文台之子午线为公子午线……”③所以用的是外国的底图,加上中文的标注。
在收集材料时也是“煞费苦心,殊非直译一家之作可比,共计前后采用中英德法日五国图籍二十余种……”。
④此书的价值不仅因它是宣统元年十一月的初版和印有“青龙图案”的商标,它更是一份记载世界版图、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变迁的珍贵的史料。
里面有关于气候、水文、海洋、动植物分布、人口分布等方面的图,还有介绍世界大学、世界大河、世界各大国商品输出输入、世界七国航业、海陆军等等方面的数据表格。
在这本1909年出版的地图册里,《大清一统图》和《亚细亚洲》将已经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绘成与日本同一个颜色,记录下了由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1895年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史实。
《海峡导报》第38期鉴宝活动中,四川人刘涛将一本祖上收藏的宣统年初版的《世界新舆图》拿来,想请专家鉴定一下它的收藏价值,引起了专家的重视。
这本地图册标价为7块大洋,在当时也算是颇为昂贵的。
最近笔者无意中在一家名为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该店有一本清宣统三年四月出版的《世界新舆图》,现售价为2万元。
继“青龙图案”之后紧接着出现的第二枚商标并非为人们见到最多的由CP美术字组成的商标。
第二枚商标,它形状设计为椭圆形,犹如一块盾牌,中间有一圆弧形大“商”字,“商”字上半部分围绕着呈扇形逆时针散的“商务印书馆”五个字,下半部分则为呈扇形散开的英文“Commercial Press”(商务印书馆的英译名)。
据章锡琛先生所写《漫谈商务印书馆》一文中提到,“商务印书馆”的厂名是商务创始人之一鲍咸恩、鲍咸昌的大姊“依照他们营业的性质所起的”,英译为“Commercial Press”。
笔者根据张泽贤所著的《书之五叶——民国版本见知录》中所提到的31个出版机构的出版标志统计下来,当时标志上标有英译文的,只有三家。
而商务印书馆是最早的,另一家为比它晚两年创办的永祥印书馆,还有一家是1913年创办的上海亚东图书馆。
由此可见,商务是创新的,是领先的,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显示出了这一点。
1910----1913年馆藏商务版本中最早刊印此“盾牌”商标的书籍为1910年出版的《新世纪英文读本》卷三。
在封二页上除书名外,连出版单位名称也标示英译名。
编辑大意中写明“此书为初学英语者所编”。
最晚刊出此商标的书籍是一本名为《日本法规大全解字》。
标明为民国二年(1913年)十二月十九版。
不得不承认这枚商标还是过于繁锁,也许正是这一点,此枚商标商务用了大约三年时间,以一枚五瓣梅花图案的商标将其替换掉了。
该枚商标设计简洁,花蕊是“Commercial Press”英文名的缩写CP,以字母C包住P形成花蕊。
五片花瓣以顺时针方向排列“商务印书馆”五个隶书体字。
很可惜不知此枚商标为何人设计。
据笔者整理发现此商标前后使用了八年,从1914年至1922年。
馆藏中最早刊有此商标的书是一本民国三年(1914年)四月十二版的《英文新读本》,由美国人Boy S. Anderson编纂的。
最晚刊出此商标的是一本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七月再版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丛刊第二种《修学效能增进法》,译者郑宗海。
最有意思的是同样书名的这册书,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第四版时,书后的商标已不再是梅花图案,更换成了一枚完全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篆刻印章样的商标。
此商标圆形,较为简明,就把“商务印书馆出版”七个字以隶书字样,按中国传统篆刻字序从右至左排列在圆形中,远看似一网状球体。
在馆藏中,此商标最晚出现在一本由俞凤宝编著的,民国十四年(1925年)九月(初版)出版的《学校卫生要旨》的封底。
此枚商标太过于传统,缺少商务的领先性、创新性,它前后使用了三年时间。
1914----1922年1922----1925年商务印书馆起用的第五枚商标也就是人们见到最多的著名的CP商标,之所以说它多是因为此枚商标是商务印书馆除现在所使用的商标外,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枚商标。
据馆藏旧版本统计此枚商标从1926年一直延用到了解放后1951年11月,整整使用了25年之久。
之所以说它著名,一是它的外形;二是它的设计者。
它的外形简洁、大方却有内容,它以“商务”的英译名缩写CP英文字母组成一个横菱形样,又如中文的“印”字,中间是一圆形的“商”字。
整体外观犹如一座荣誉奖杯,更似一把挂在那里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
它的设计者——伍联德(1900—1972)广东台山县人。
在广州岭南大学念预科时,和一位名叫陈炳洪的同学共同翻译了一本《新绘学》的美术书,投寄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得到三百元稿费。
因此两人一起到上海玩了一个月,并参观了商务印书馆,从此对出版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读完大学预科,父亲想让他到美国读大学,他自己却想留在国内从事所喜爱的出版事业。
后经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写信把他介绍给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张元济,张元济知道他是《新绘学》的译者,很快就录用了他。
他在商务编译所工作了三年。
主编《儿童教育画》,还为《儿童世界》写美术字,写出了他人从未写过的美术形式,深受小读者的欢迎。
其间,他为商务设计了此枚商标。
因对编务工作有许多设想,他草拟了许多计划,均末被当时的编译所长王云五采纳。
他感到在商务无法施展他的抱负,决定离开。
离开商务后,他与人合作创刊了《少年良友》但并没有收到预期成功,但他有一着股认定目标不肯服输的韧劲。
终于在1926年2月又创刊了《良友》画报,创刊号初版三千,随即,再版二千,不足,又再版二千。
高峰时发行4万余份,全国销量排名仅次于《生活》周刊,位列第二,人称“良友遍天下”。
1926----1927年1926----1951年笔者在整理时发现此枚CP商标有两个版本,犹如篆刻中的阴文和阳文。
一枚是带有阴影底纹,CP字母和“商”字却是空白的;另一枚则无底纹,CP字母与“商”字均为实体,显得更为干净,清晰。
不知是印刷制版的关系还是商标后来再经简化呢?究竟两个版本是同时出现的呢还是有先有后的?据馆藏所查到的是以带阴影的阴文商标出现要稍早些,阳文商标则稍晚。
但阴文CP商标先后只刊出一年多,就不复再现。
一本由日本中岛半次郎著,郑次川翻译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月三版的《教育思潮大观》是最早出现阴文CP商标的书籍。
而最晚出现此商标的书为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八版的《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书的原著者为美国的爱尔乌德,译述者为赵作雄。
阳文CP商标最早出现于由嵇毅復、李味青编纂的高等小学《作文示范》上册,为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月十八版。
一套《新少年读物丛书》中一本书名为《儿童的家》,原著者斯梅科夫,译述者吴继忠,为1951年11月初版,是属于最晚刊印阳文CP 商标的书籍。
1951年12月商务印书馆的商标全部更换成在1951年注册的新商标,注册证是8137号。
(台湾商务印书馆至今仍使用CP商标,因为它是在国民政府注册的)。
笔者查看了1950至1952年间出版的几套丛书得出1951年11月是一个界限,同一套丛书只要是11月之后出版,就刊印成新注册商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