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思想战—日本的帝国宣传》（The Thought War–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 2006,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很有感触。
作者巴拉克·库什纳（Barak Kushner）展示了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日本宣传的全貌。
帝国宣传从1931到1945年，日本不断对外发动战争，可是日本国内却没有人叛逃，多数民众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
日本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有效的宣传。
作者认为，日本的战争宣传是“成功的失败”，不但维持了15年的战争，而且使民众接受失败，积极参与战后重建。
日本战争宣传的主要目标是国外和国内战线的统一，促使民众支持战争政策。
1933年日本提出的口号是“解放亚洲”。
作者认为，日本战争宣传的核心不是天皇，而是所谓“现代化使命”—建设现代化的日本，把文化和进步带给亚洲，让日本成为亚洲的领袖和中心，成为进步、科学、文明的先驱，成为亚洲其它国家模仿的对象。
事实上，日本的帝国宣传早在1890年就开始了，二战期间的战争宣传只不过是帝国宣传的延续。
多元化的宣传活动日本和二战期间的德国不同，它并没有单一的宣传机构，而是依靠政府和民间、军队和民间的合作，注重激发群众的自发性。
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只惩罚了几个军头，没有追究宣传人员的责任。
日本的战争宣传注重官民合作。
政府和军方制定宣传目标和纲领，广告公司承包具体的宣传任务，娱乐公司也支持战争政策，组织演出，以动员民众，提升军队士气。
不少西方人认为，日本政府和军方压制民众，剥夺民众的自由，他们却忽略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主动支持。
战时，日本的青年团体、儿童团体回收废品，支持战争；军人家属收集唱片、书籍，寄往前线慰劳军人；居民协会、村民协会动员本地居民支持战争；民众积极参与舞蹈比赛、歌咏比赛。
很多民众喜欢到火车站欢送日军。
某小镇民众没有得到通知，错过了送别仪式，就写信给警察局表示不满。
1937年10月，有个年轻女性写信给《闪光旅》杂志，她说：看到火车上的日本军人，我感到，这些日本男人变成了神。
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我觉得，我似乎和他们在一起，身体闪闪发光，坚定的穿过中国大地。
旅游与宣传日本认为，日本应该与亚洲其它国家不同，必须摆脱肮脏停滞、破旧不堪的落后形象。
日本注重旅游的宣传作用。
政府改造了城市的厕所，以吸引国外游客。
日本企图让游客相信日本是个热爱和平的伟大国家。
日本邀请美国的杂志编辑到日本旅游，以影响杂志的报道倾向，改变日本形象。
日本还雇佣美国写手，为日本说话。
例如，美国记者弗里德里克·威廉斯（Frederick Williams）写了《中国新闻的背后》（Behind the News in China），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还指控在华传教士捏造报道。
后来，邻居发现他常常去银行存钱，就报告了警方。
1942年6月1日，威廉斯遭到审判，被判有罪。
日本鼓吹，“新京”（中国长春）将会成为乌托邦式的城市。
日本还鼓吹，子弹头火车将要连接日本、朝鲜和沈阳、长春，当然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奥运狂热1936年，日本取得了1940年的奥运举办权。
日本爆发了奥运狂热：东京的商业区升起奥运旗帜；办公室、商场挂起标语；很多公司用奥运符号大做广告；政府估计，八万游客会来日本；有的英语学校声称要“为奥运做准备”；许多女人留起了时髦的“奥林匹克头”，她们把前额的刘海做成五个发圈儿，就像奥运的五环标志。
1938年，由于战争消耗了很多资源，举办奥运的计划不得不取消。
日本的奥运梦到1964年才实现，60年代初，日本参照二战期间的计划建造奥运场馆，子弹头火车也建成了。
特别高级警察特别高级警察与普通警察不同，是战时的思想警察，负责镇压反政府行为，监视国内民众，与“敌人”的宣传炸弹作斗争。
它有权进行新闻检查，还给民营媒体发布指令，影响日本的舆论导向。
特别高级警察的触角无处不在。
某工厂的女工晚上到车站为士兵送行，挨了经理的批评。
第二天，特别高级警察就提醒经理，不要有“反军方的行为”。
当然，特别高级警察也不是万能的。
记者尾崎秀实为间谍佐尔格提供情报，他们并没有及时发现。
对于不同政见者，特别高级警察施压、哄骗、威胁、折磨，迫使他们皈依正统。
特别高级警察还成立“文化营”，利用战俘，进行对外宣传；还通过各种宣传形式，让日本人蔑视战俘，以当俘虏为耻。
战后，不少协助日本进行宣传的西方战俘遭到审判。
战时的性日本的战争宣传强调女性的贞洁。
为了稳定军人的士气，日本需要女性保持贞洁；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日本需要女性参加生产。
因此，日本的宣传鼓励女性扮演社会骨干的角色，男人在国外战斗时，女人应该努力工作，照顾家中老小。
日本的宣传还塑造了淫荡放纵的西方人形象。
战时，日本禁止性用品广告，因为这些广告中含有性信息。
日本军方禁止士兵自慰，却鼓励士兵和慰安妇发生关系。
奢侈是敌战前，日本的广告业受到歧视。
战争爆发后，广告人嗅觉敏锐，将爱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结合，配合政府的战争政策，参与战争宣传活动，力图改善自身地位，获得实际利益。
杂志《前线》强调，战争平凡枯燥，超越个人利益，日本人应该积极参与；还提出了口号“奢侈是敌”，鼓励日本人节衣缩食。
战争后期，《前线》杂志的工作人员焚烧证据，担心被捕，可是，盟军认为宣传是战争的副产品，从业人员不是战犯。
这些人安然无恙，还加入了文化出版公司，继续他们的宣传工作。
随军记者，随军作家随军记者给国内民众提供报道。
在成为记者之前，火野苇平出版了《麦子与士兵》，描写作者在中国当兵的经历，强调了日本士兵遇到的困难。
这本书畅销120万册，影响了日本民意，引起民众对士兵的同情。
1938年，火野苇平成为随军记者，在中国乡村跟随日军作战。
后来，他的作品《大地与士兵》、《花朵与士兵》都成为畅销书。
火野苇平塑造的士兵都是朴素、勤奋、献身的好人。
日本还重视作家的参与，组织了“笔战排”。
刚开始，报名的作家不多，后来有些作家受到高薪吸引，愿意参加。
加入“笔战排”后，作家的月薪是当时大学生工资的两倍，他们还可以发表作品赚稿费，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总共有22个作家参加，陆军得到14人，海军得到8个，他们在亚洲各地，和部队生活在一起，把作品发往国内。
战争期间的喜剧二战期间，日本娱乐业起着重要的宣传作用。
娱乐公司都是私营的，它们组织演出团到国外表演，回国后通过记者招待会、表演、演讲等形式，向公众介绍国外的经历。
二战期间，娱乐公司吉本兴业（Yoshimoto）取得了巨大成功，捧红了很多演员。
它常常派演出团到前线慰问军队。
1931年，派团到中国东北免费演出，去了长春、沈阳。
1932年2月回国后，组织演出，庆祝“满洲国”成立，不但赚了大钱，还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
喜剧演员柳家金语楼（Yanagiya Kingoro）改良了传统的单口喜剧（raguko），创造了“士兵单口喜剧”。
他曾在韩国当兵，退伍后，从事创作，表现士兵生活中的滑稽和多变，刻画不平等的官兵关系，嘲笑军方。
为此，他曾遭到宪兵的警告。
1934年2月，柳家金语楼到中国东北演出，回国后登台表演，他的节目《夜谈满洲》、《满洲经历》很受观众欢迎。
军方主动利用喜剧演员来改善自身形象。
柳家金语楼很火，成为民族象征，按照海军的要求，他写了《一百万次欢呼献给海军》一书；还参加了电影《我是海员》的拍摄，他是个秃头，军方要求导演不要拍摄他的脑袋，导演很为难，最后只好给他戴上帽子。
在电影里，他躺在床上也得戴着帽子。
1938年，“我想让你笑”演出团来到中国，他们的表演充满优越感，嘲笑中国人,把中国人刻画成粗鲁胆小、爱财如命的形象。
女演员花园爱甲被中国游击队击毙，演出期间，她的尸体得到保存。
演出团把尸体带回日本，受到民众欢迎。
东条英机的老婆参加了花园爱甲的葬礼，她的灵位还进了靖国神社。
战时日本喜剧不断固化大众的某些观念。
例如，有个喜剧节目比较了日本妈妈和美国妈妈。
演员告诉观众：日本妈妈了不起，因为她们的儿子是伟大民族的动力，美国妈妈却把白旗放进儿子的背包，希望他们保住性命。
美国妈妈听说儿子被俘，会很高兴，而日本妈妈会说：勇敢战死值得骄傲，喊着天皇万岁死去吧，就像落下的樱花。
有的演出团还给汪伪政府和伪军演出，以促进“中国文化发展”，很多演员认为自己是个兵，愿意面对危险，为战争效力。
战时的喜剧表演宣传至上，内容粗俗化。
战后，多数喜剧演员继续出名，没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
日本在华宣传日军暴行很多，充满民族优越感，对亚洲各国缺乏同情，无论怎么宣传，都很难得到亚洲受害民众的支持。
日本在华宣传的目标是，让中国人相信，日本将“解放”中国，赶走西方列强。
日军散发了大量传单。
有的引用孔子教义，声称如果政府让人民失望，王朝就会毁灭；有的赞扬满洲国的德行，声称日本给亚洲带来和平，赶走了东北军阀、恢复了社会秩序；有的把共产党比作大蛇、害虫，声称“驱除害虫中国才得安全”。
他们提出很多动人的口号，比如：全家安居、老幼乐唱满洲国万岁万万岁、王道实现种族协和、世界桃源满洲国、新国新民欢乐园、安居乐业满洲国、民族奋起建设理想国。
在日军的照片里，中国战俘看上去很快乐。
共产党宣传有力，美军前来取经在中国，共产党宣传有力。
共产党的宣传影响了日本降兵，促使他们参与反日宣传活动。
就连日军也不得不分析共产党宣传的潜在影响。
优待俘虏政策是共产党的重要政策，是对敌宣传的重要基础。
而日军禁止士兵投降，惩罚曾经被俘的日军。
很多日军俘虏不得不使用假身份，这样，日军会以为他们已经战死，他们的家人能够得到补偿，也不会受到伤害和歧视。
很多日本军人被俘以后，觉得自己“再生”了。
1937年到1944年，八路军收容了2400名日军战俘。
到战争末期，八路军和新四军总计收容了6959名日军战俘，比关押在美国国内的日军战俘还要多三分之一。
日军不投降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以投降为耻。
俘虏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士兵如果投降，就会担心家人的利益和安全。
日本人参军时就决心以死殉国，而美军士兵却有完全不同的观念，他们的目标是安全回家。
巴顿说过：打仗的目的不是叫你为你的国家去死，而是让那个杂种为他的国家去死。
美军和日军作战，情报单位很难得到俘虏，一方面，多数日军不愿投降，另一方面，美军心怀愤怒与仇恨，干掉伤兵和俘虏。
个别美军甚至射掉日军尸体的生殖器，还往日军尸体嘴里撒尿。
美军某师出台了奖励措施：抓一个日军俘虏，奖励一箱啤酒或一瓶威士忌。
美军另一单位还有更诱人的奖励：三天假期，外加很多冰淇淋。
共产党的有效宣传让美国人惊讶，1944年7月美军派遣“迪克西”代表团赶赴延安，目的之一是学习中共的宣传策略。
美军驻延安办事处持续到二战结束，他们的调研成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军的对日宣传，比如，美军也学会了利用日军战俘进行宣传。
战后日本宣传作者认为，顺利占领日本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美军的聪明或仁慈，而是日本政府的宣传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