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物权制度之启示
出题老师：陈莉
08法学五班
200830840508 邓旭
耶林在他所著的《罗马法精神》一书中说：“罗马帝国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

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灭，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时最为持久的征服。

”[1]这里所讲的罗马法主要包括公元前6世纪塞而维乌斯图利乌斯改革到公元7世纪为止这整个历史时期罗马奴隶制国家所实施的全部法律制度。

[2]其中罗马私法是最为完备、对后世影响最大，而物法和债法是罗马私法中体系结构最为完整，成就最高，一直影响至今。

罗马私法尤其是物法和债法如此发达，首先得益于发达的奴隶制商品经济。

罗马帝国的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均十分发达，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买卖，借贷，抵押等在社会上、自由人间广泛流行，为物法和债法的长足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罗马法物权制度中的时效取得制度，是指通过一定时间的连续占有而获得对物的市民法所有权制度。

这一制度是为了“使某些物的所有权不致长期地并几乎是永远地处于不确定状态，因为法律规定的取得时效期间对所有人寻找其物是足够的。

”[3]从最早的成文法《十二表法》规定的占有时间：不动物二年，可动物一年，到优士丁尼法规规定的动产物三年，不动产十年或二十年，还有最长时效规定三十年。

还有其他规定，如必须是持续占有，占有人具有起始善意，即占有
人“在交付开始时具有善意，标的物应当是合格物、流通物。

在二千多年前的奴隶制社会，就出现了这种确认所有权的制度，现今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都沿用这个制度，但我国《物权法》却没有规定，算是一个遗憾，使得所有权取得结构体系不完整，出现漏洞。

既然时效取得制度在两千多年前的罗马社会就被规定下来，说明了两千多年前的奴隶制社会就出现了占有人所有权不确定的情况，需要法律予以确定。

毕竟法律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立足于社会现实，法学家的法律思维有多超前都不可能凭空创设一个新的法律制度。

那是不是我国现阶段不存在这种现象，不需要规定时效取得制度，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只是在忽略它、避开它而已，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人们的思想观念还不能接受只要占有一段时间就能取得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么偷来的、抢来的岂不是都合法。

这跟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惯性思维有关，封建王朝推翻了，封建法律废除了，但思想上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

第二，我国的立法机构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不一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立法机关，与三权分立不同，全国人大权力高于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造成了权力的失衡。

全国人大，顾名思义就是由人民组成的立法机构，人民的思维接受不了时效取得，制订出来的法律自然也就没有规定，不管起草的法学家有多努力也是于事无补。

要改变这种现状，一是改变立法机构或削弱其权力，一是改变人们的固有思维，增强法律思维。

第一种方法基本不可能实行，如果实行的话就会破坏整个国家的体系结构，也会破坏其理论基础，就会颠覆国家和危害国家安全。

第二种方法需要加大普法力度，宣传法律知识，逐渐改变人们的固有思维。

第二种方法需要的社会成本更低，也较为温和。

时效取得制度也体现了罗马法重视财产的利用，取得物的所有权才能处分
物，使得物能自由流通。

物权制度的人役权制度也体现了对财产的利用，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劳作使用权全面地涵盖了特定人为其利益使用他人之物的权利的范围。

人役权制度一方面可以满足权利人充分利用物，以获取经济利益或授惠他人的愿望，又可以满足非所有人使用他人之物，以解决生活需要和获取经济利益的需要。

[4]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为现今各国所承袭，与现在各国民法的规定没太大区别。

罗马的立法者重视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创设一系列规定促进物的流通、物的利用，体现了物尽其用的思想，物尽其用，社会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

现代物权法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他物权制度的发展，按照充分发挥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指导思想，应确认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创造出多种具有他物权性质的财产关系。

[5]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根据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应给予当事人更宽的选择范围和更多的选择自由，符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才能适合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发展。

罗马法物权的创设依据客观规律，不仅是经济的客观规律，还包括社会的客观规律，而遵循客观规律体现了自然法的精神。

从法学阶梯的内容来看，自然法可以理解为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生活规则，即习惯法。

[6]在彼得罗·彭梵得的《罗马教科书》中，自然法是指“不是为体现立法者意志而产生的法”。

自然法体现客观实际，人人都认为是对的，反映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是社会现象的法律表现。

法的权威是来自于它的稳定性，而体现客观规律的法是稳定持久的，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的规范、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两千年前和两千年后几乎相同，没太大的改变。

罗马法对发现埋藏物规定，如果是在发现者自己的地盘上发现的，归发现人；是在他人的或公共的土地中偶然发
现的，一半归发现人，另一半归土地所有者或国库所有；在属于君主的土地中发现的，一半归发现人，另一半归君主所有。

可见，无论发现人在什么地方发现埋藏物，自由都有一份，而我国民法则规定发现埋藏物应上缴国家，收归国有。

罗马法中的这一规定是对人们习惯、占主流思维的确认，延续两千多年至今，可见其生命力。

而我国民法却改变了这一规定，违背了客观规律，违背了人们的习惯，只是依立法者的意志来规定，忽略了人们的习惯、日常生活思维，就只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社会？只有真正反映客观现实，反映习惯，反映人性的法律，才能稳定长久地存在和得到很好的执行。

[1]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43页，北京，中国政法出版社，1987
[2]周枏：《罗马法原论》（上册），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黄风：《罗马法私法导论》，200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4]沙艳蕾：《罗马法对我国物权法的影响初探》
[5]同上
[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