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②是刘心武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号头条位置的小说，有“新时期文学第一朵报春花”之称，被载入文学史，这篇小说开了新时期文学思想解放之先河，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之所以被如此高的评价，正在于其发出了“时代的声音”。
据刘心武自诉③，《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但是写完以后，他自己产生了怀疑，“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这样的询问实际上正是当时他内心疑虑的声音，我们从他自诉中谈到的一件事可验证他内心的疑虑，“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一‘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我不寄了”，对于此时的刘心武来说，邮局工作人员的行为给了他一次犹豫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向这次机会妥协，他说到：“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做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在投寄与不投寄之间，两种声音的交锋展示了作者的思考，那么，为什么写这篇小说呢？据刘心武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这一段心路历程最好地说明了《班主任》中声音的重要性———这里的声音显示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同样，在编辑部，面对《班主任》产生的争论也颇有意味，《班主任》在终审时，引发了编辑们的不同意论争档案：刘心武的《班主任》大约在1977年夏天构思成熟并开笔，1977年，还在讲“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开始。
刘心武自述说，《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据他说，《班主任》写作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在发表欲的支配下，他终于鼓起勇气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
《班主任》在编辑部引起了震动，责任编辑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暴露了社会的真实问题和阴暗面，似乎属于暴露文学，难以发表。
复审编辑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及时、新鲜，小说并不全是暴露社会阴暗面，还通过张老师等人物形象写了积极的生活因素，并从深层揭发了“四人帮”的罪恶，符合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精神。
编辑部负责人对是否发表这篇小说“没有把握”。
于是，交当时的代理主编张光年定夺。
张光年看过后，召集编辑部三级编审人员在他家开会。
张光年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后认为，“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
”他基本肯定了《班主任》。
经过再次修改，《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第11期小说的头条地位。
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编辑部收到了来自全国的数千封读者来信，《文学评论》杂志还召开了《班主任》座谈会，许多评论家肯定了小说在创作上的意义，有一位评论家还将《班主任》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做了对比，认为两者的主题都是“救救孩子”。
当时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中央级文学刊物，发行150万份。
《班主任》引发了巨大社会反响，读者来信多得天天得用麻袋装，表明了人民群众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后来在全国首届短篇小说评奖中，《班主任》荣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榜首，作协主席茅盾亲自向刘心武颁奖。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潮流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发表后，群众反响强烈。
《班主任》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已经厌倦了紧张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①声音：细读伤痕文学《班主任》□李淑霞（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广州510320）筅见。
正方认为：塑造了张老师正面形象，作为揭批“四人帮”的小说，应该发表。
反方觉得：似属暴露文学，恐怕不宜发表。
对于小说是否发表，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张光年的意见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篇小说很有修改基础：题材抓得好，不仅是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抓到了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如果处理得更尖锐，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以文学促进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
”张光年的评价显示出了更加深入的政治思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国，尤其是在1977年左右，文学与政治的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文学是政治的晴雨表。
这也可以说明，《班主任》为什么会有这样高的评价？假如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谈起便可以迅速地获得清晰的说明，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但他们那套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柱并没有随之送进坟墓，文艺事业仍然被所谓的“黑线专政论”左右着，严冬虽过，乍暖还寒，人民群众内心深处殷切期待着真正的春天及早到来，《班主任》发出了这样呼唤春天的声音。
《班主任》众多人物中，真正推动小说前进的是思想和声音，而不是人物，在这部文本中，人物更多地还在承担着思想传声筒的作用，小说中的问题青年“宋宝琦”起到的是“提起话头”的作用，对他的“小流氓”的定位是展开故事的核心事件，但是，它并不代表声音，对他的不同态度才代表“声音”，这些声音在文本中则分别由一些人物来代表“出场”，小说中围绕“如何教育宋宝琦”实际上出现了四组声音，组织和连缀这四种声音的是张老师，他代表着反思的力量，是叙述者声音，文本的四种声音分别以曹书记、尹达磊、谢惠敏、石红为代表，其中曹书记代表着没有出场的“党的正确的思想”、尹达磊代表着“不够清醒的群众的犹疑意识”（包括宋宝琦的父母、女同学代表着对宋宝琦“小流氓”概念肯定的声音）、谢惠敏代表着“被‘四人帮’愚弄的意识”和盲从行为、石红（包括石红父母）代表着“正确的人生观”和清醒的意识，这四组力量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构成了小说文本的结构。
小说第一句话就写到：“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这句话是曹书记说的，起到的作用也很明显，为整部小说提出话题，但是细读会发现，实际上这句话在声音上具有双重意味：肯定的意味，“小流氓”；疑问的意味，“你愿意吗”。
“小流氓”的定位在小说中是贯穿始终的，即便代表“党的正确思想”的曹书记在表达中也没有质疑，在《班主任》中“救救孩子”是以“孩子实际犯错”为前提的，在后文中，尹达磊、学校的老师、宋宝琦的父母、女同学都无一例外的在使用“小流氓”这样一个界定。
尹达磊说“全年级面临的形势是要狠抓教学质量，你弄个小流氓来，陷到做他个别工作的泥坑里去，哪还有精力抓教学质量？”家访中，女同学问张老师：“张老师，您见着宋宝琦了吗？跟这本书的小流氓比，他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小流氓”的定位成为展开故事的核心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曹书记这种双重意味的提法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给予了另一种肯定性的回答，小说写到张老师“决定明天一早就去请示党支部，会获得支持吗？他眼前浮现出老曹在支部会上目光灼灼地发言的面影：‘现在，是真格儿按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搞教育的时候了！’他正是要‘真格儿’地大干一场啊，一定会得到组织支持的！”从叙述的角度说，小说的结构是完美的，首尾分别以曹书记的话连通，从意味的角度说，小说的叙述也是颇具匠心：以问题开始，以回答结束。
毫无疑问，尹达磊的声音代表了犹疑的群众，首先是对“小流氓”称谓的肯定和不屑，在张老师的言说下，渐渐有了不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小说中，由于叙述的原因，并没有充分展开，实际上只起到了衬托的作用。
宋宝琦的父母、女同学也属于这一类声音系列，作者基本没有写到他们的反思能力，和尹达磊一样，同属于面目模糊的背景。
谢惠敏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但是正如前文所说，作者主要还是想借助这个人物表达某种声音。
与另一个对比性的人物石红相比，首先在形象描写上，谢惠敏就毫无魅力，“谢惠敏的个头比一般男生还高，她腰板总挺得直直的，显得很健壮……她弹跳力很差，手臂手腕的关节也显得过分僵硬，一问，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她功课中平，作业有时完不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太多了……因此倒也能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
”值得玩味的是，在写到宋宝琦时，小说中写道：“张老师已在心里对宋宝琦有了如下的估计：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相当初中一年级程度，别看有着一身犟肉，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正规的体育活动都不在行。
”在谈到体育活动时，谢惠敏、宋宝琦竟如此相似，唯一不同的是，谢惠敏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但是，谢惠敏的“政治觉悟”又恰恰是她的悲剧，她的政治觉悟是被灌输的，并且已经到了怀疑老师，不相信个人判断，只相信“报纸”和上级的传达这样的地步：“她简直不能理解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
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谈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小说写道：“在谢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
”小说在写到对《表》是否是一本好书，搞一次读书活动时谢惠敏说：“报上推荐过吗？”石红回答：“没推荐呢。
”谢惠敏：“读没推荐的书不怕中毒吗？现在正反腐蚀，咱们干部可不能带头受腐蚀呀！”“谢惠敏一脸警惕的神色警告着石红，不仅自己拒绝参加这个活动，还劝说石红不要‘犯错误’”。
谢惠敏所发出的声音失去了个人的判断，完全以“报上”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小说以张老师的口吻写道：“这实在也不能怪她。
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
可爱而又可怜的谢惠敏啊，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而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那几年里，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们的‘帮文’，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作品把问题归因到“四人帮”头上，这是那个时代“伤痕文学”普遍的解决办法，至于其后面的深层原因不是本文讨论所能解决的，要而言之，谢惠敏代表了被蒙蔽的声音，成为“四人帮”路线的传声筒。
作品中的石红是作者着力描写的正面形象，无论是形象描写，还是对读书的态度，都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情感所在，作者把石红这一正面形象的成因归因于她的父母和正确的教育：石红的父母“从入党前后起，他们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习惯，就是坚持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他们书架上的马恩、列宁四卷集、毛选四卷和许多厚薄不一的马列、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书边几乎全有浅灰的手印，书里不乏折痕、重点线和某些意味着深深思索的符号……石红深深受着这种认真读书的气氛的熏陶，她也成了个小书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