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异同
提起古希腊文明，人们无疑会想起这两位在诸多领域中取得影响后世的成就的学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最伟大的代表。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在哲学、教育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气象学、政治学、诗学等方面建树颇丰，诗希腊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师徒，在学术见解上自然会有相通之处，亚
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其师的思想，但他同时也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足见他与柏拉图还是存在许多分歧的。

首先，关于城邦的思想。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对自由城邦的政治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古希腊时代，城邦制度可称是最先进、最理想的政治建构，在希腊文中，城邦一词为polis,不同于今天英文中的city或country，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形态，是柏与亚政治思想的实践对象，而且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只适用于城邦，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确立，城邦的衰落也使这一系列政治思想失去了适用价值（当然，从西方近代以来，这种对政治构建的最初观念对今天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了正义城邦的思想，城邦分为统治者、军人和财富生产者三个阶层，正义的城邦是三个城邦发挥各司其职、相互和谐的统一体，前两者是国家的治理者，第三阶层则是财富的创造者，这也引申出专业化的原则，在正义城邦中，人人需各司其职，统治者和军人也需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他们适合于他们的这一地位所要求的条件。

正义城邦的统治者，在《理想国》中，便是柏拉图著名的“哲学王”哲学家执政是柏拉图挽救城邦危机的根本措施，
是正义国家实现的关键，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哲学家执政的根据：(1) 人的品德是政治的基础，保持公民完善的品德，矫正人们品德的堕落，有赖于具有完善品德的哲学家。

(2) 知识是美德的基础。

它是对“理念”的认识与回忆，而非源于物质世界。

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这种知识，回忆这种知识。

(3) 治国需要知识、美德和权力的结合。

(4) 哲学家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训练过程。

柏拉图的哲学家执政思想，其实质是要恢复奴隶主贵族政体，以挽救城邦的危机。

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观念于柏拉图有明显的不同，他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个人于城邦的关系，好比一只手，只有当它与活着的身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实现它的目的（如拿取物品）一样，个人没有独立的意志，必须成为城邦的一部分，通过城邦发挥个人价值，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个人同样没有独立性，他们的生活和行为完全是为城邦的存在而服务的，这一点上二人的观点很相似。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是由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组成
的政治团体较之柏拉图硬性划分的三阶层集带有一定程度专制色彩的哲学王，更具有民主的成分。

关于自由城邦的思想是二人各自政治思想的基础，由此引申，会发现双方在政体、财产家庭、平等观念、法律地位、教育目的等方面的异同。

柏拉图把哲学家当国王的政体视为唯一正确的、正义的政体，并以此为标准，认为凡是违背这一形式的则为非正义政体。

柏拉图把执政者的心灵和品质作为区分政体的标准。

认为贤人政体是正义的政体，因为统治者的心灵和品质合于智慧与美德。

而作为非不义政体的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僭主政体的统治者，他们的心灵和品质均有悖于智慧和美德。

到后期日益感到“哲学王”思想的难以实现性，因此在其后的《政治家篇》中，他的政体形式变为：一人统治（王制和僭主制），少数人统治（贵族制和寡头制），多数人统治（共和制和平民制）。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的政体观点，划分为正宗政体（王制、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

二人关于政体的观点差别甚小。

柏拉图认为为了防止第一、第二等级可能出现的任何纷争，他认为应在这两个等级中实行共产并取消家庭，任何人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不得占有任何私有财产，废除一夫一妻制，妇女儿童也要公有，婚姻应优化结合以培育出更好的后代。

国家实行按需分配原则；在政治上，各种职务所有公民都可参加，以此维护第一、第二等级的内部团结。

这种财产和家庭制度无疑是极端的，是一种集体剥削制度。

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主义则很温和，他坚决反对妇女儿童公有，并提倡有限制的私有制。

在平等观念在上，双方分歧同样明显。

柏拉图虽将城邦公民划分为三个阶层，但这与其说是私有制，到更不如说是为城邦的政体发展而作的专业化划分，他提倡男女有平等的接受教育和严格训练的机会（这多半与他羡慕斯巴达政体有关），奴隶制在《理想国》中的反映相对弱化。

亚里士多德提倡政治的民主决策性，但他的自由公民概念却极狭隘，奴隶、外邦人和妇女没有政治权利，奴隶更是“会说话的工具”。

如果说柏拉图由平等观念表现出的政体形式是早期的乌托邦，那么亚里士多德则还是翻版的奴隶制。

法律在《理想国》中几乎没有地位，因为哲人王的一切决策都是明智的，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不过柏拉图后来在《法律篇》中重新审视了法律治理城邦的作用。

突出法治的重要性。

认为若要挽救国家，必须使法律高于统治者。

但柏拉图仍把一个由哲学家执政即哲学王的统治看作头等的理想国，而法治国家则只是“第二等好的国家”。

《法律篇》重新对社会等级作了划分。

认为国家应分为公民、工匠和商人以及奴隶三个等级。

公民享有政治权利；工匠和商人享有人身自由，
但不具有政治权利；奴隶没有人格，从事农业生产。

《法律篇》对共产共妻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

主张每个公民都享有一份土地，但是土地份额应该尽量限制，尽量平均。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政治思想虽有所改变，但他的奴隶大贵族阶级的立场仍然未变。

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城邦既然以正义为基础，正义的衍生物就是法律，法律是政治上的正义，是世所公认的公正不偏的权衡标准，这是他的法律正义论的基本观点。

“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时必须考虑到每一个要素，怎样才能适合于其所构成的政体……三者之一为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其二为
行政功能部分……；其三为审判（司法）功能。

”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法治观点。

因此，柏拉图偏向于人治，而亚里士多德则重法治。

因了整体主义和等级制，柏拉图强调教育也应严格按阶层而进行不同的专业教育，以便更好地为城邦政治服务，教育内容要严格审查，“无用”或不道德地内容要予以删除，因为它们不适合塑造“公民——战士”式的人，这开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先河。

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自由教育，反之，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恰恰不是为职业作准备，并且避免机械的、专业化的训练，政治不是教育的必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