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秋菊的说法：官员行为的政府责任提起民事诉讼的上述设想显示了，人们易于将秋菊要讨的“说法”等同于民事法律上的“赔礼道歉”。
[9]这是不对的。
秋菊要讨的“说法”，不是寻常意义的“赔礼道歉”，而是让一个“公家人”，让一个“干部”给她赔礼道歉。
让公家人给老百姓赔礼道歉，这是秋菊讨说法的要害。
因此秋菊从始至终都是在向“公家”讨说法。
包括最初向村长本人要说法时，秋菊找的其实不仅是“王善堂”这个自然人，而且是“村长”这个公家人。
只是普通百姓没有使用区分“公务行为”和“私人行为”的现代法治概念。
所以村长不给说法的时候，秋菊向李公安委屈地告状“你是村长，你还打人，你就是不对么”，庆来父亲也气愤的说，“他政府的人，他不管！”同样逻辑，既然村长这个公家人不给说法，就只能继续向公家讨说法，如庆来说的，“他[村长]不管，有管他[村长]的地方”。
但是，秋菊能够一次次上路，恰恰说明她始终相信这个体制。
她相信“公家”会给她一个说法：“我就不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这也是当代“讨说法”这一流行语的基本含义：找政府评理，让公家主持公道。
在秋菊一家的眼里，之所以“官家人”是“公家人”，是因为“官家”就应当是“公家”。
正是因为抱有对“官家”主持“公道”的坚定信仰，庆来一家才会觉得，村长是官家人而不主持公道，那就是“欺负人”；李公安和严局长作为公家人不给说法，这样的结果秋菊“就是不服”。
明白了这些，“秋菊的说法”意思也就清楚了：要让“官家”/“公家”给自己做主，管管欺人太甚的“官家人”/“公家人”。
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求政府兑现约束政府官员的政治责任。
所以秋菊要讨说法，“民告民”不行，非“民告官”不可。
她和村长之间真正的纠葛，根本不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官民之间的地位关系。
所以不难想见，即使秋菊熟读《民法通则》，即使秋菊选择的就是民事诉讼，要解决的也还是同一个问题：让村长这个“公家人”给自己赔礼认错。
同样道理，即使秋菊提起了并且打赢了民事诉讼，村长也还是不可能乖乖地执行这一判决。
其实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针对政府官员的“民事诉讼”，都不是为了什么民事权益，而是和秋菊打官司一样，想要借着国家的力量管教管教为所欲为的公家人。
这和他们到人大政协、找媒体记者的用意没什么不同。
他们和电影里的秋菊村长一样，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个“钱”的问题，不是什么“民事”问题。
打“官司”，说到底，打的还是“官”司。
所以《秋菊打官司》片名中“打官司”的意思，不仅仅是指最后诉诸法院的那个“法律诉讼”，而是从行政调解开始的整个“民告官”的过程。
这个过程从秋菊走进李公安的办公室就已经开始了。
忽略了“民告官”这个最直观、最基本的主题，就会把“秋菊打官司”仅仅理解为——正如其英文片名——“秋菊的故事”。
《秋菊打官司》讲的绝不仅仅是“秋菊的故事”。
中文片名的奥妙在于，虽然只是点出了主人公“秋菊”的名字，但是“打官司”的“打”字暗示着“对手”的存在，意味着这不是一场秋菊的独角戏，隐含地指明了“秋菊的说法”的关键：“和谁打官司”。
而“官司”二字则隐含了影片中一再强调的“公家人”这一意涵，隐含了“村长”在这个故事中的特殊意义。
而村长，这个秋菊打官司指向的“对手”，正是整个“故事”一再试图解决但却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核心问题。
可以说，影片的每个情节都是为了解决“村长问题”而产生的“连锁反应”。
村长这个“问题制造者”，无疑是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
“秋菊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村长的故事”。
因此只听懂“秋菊的说法”还不够。
依照法律人兼听则明的信仰，还应当耐心听听，什么是“村长的说法”。
进而设身处地想想，究竟村长为什么不肯给秋菊一家低这个头、认这个错，究竟低头认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究竟村长有什么无可退让的“要命的地方”。
四、村长的说法：行政执法的政治条件村长的说法有三层含义。
李公安第一次来村上调解，村长讲了他为什么不给秋菊说法的第一个“说法”：“俺是按你们发的文件办事。
”在接受了现代法治理念的人看来，村长打人完全是出于个人私愤，是他和庆来之间由于个人情绪引起的私人冲撞。
这和“按文件办事”，和执行公务，扯不上半点关系。
人们会像秋菊一样向李公安辩驳，“文件上也没写打人这一条”，会和李公安一样反问村长，“文件上又没说让你打人！”可是，村长显然也不能接受现代法治理念的这个批判。
村长所以强调“俺是按你们发的文件办事”，有个潜台词，就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打人和执行公务无关：要不是为了按你们政府——公家——发的文件办事，庆来怎么会骂我，我又怎么会踢他？！他对秋菊说的话也适用于我们：“有心有肺的想一想，我为啥踢他？！”——有心有肺的想一想，庆来为啥骂我？！是啊，庆来和村长没有个人恩怨。
庆来之所以骂村长，就是因为村长要“执行公务”和“依法办事”。
这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在他看来，被骂和打人，都是执行公务的一部分。
李公安并没有反驳这一点。
他承认，这的确是村长面对的实际问题。
既然这是村长面对的实际问题，政府要是不体谅，那他的工作就没法干，政府的文件也就没法执行。
这是当县公安局的行政裁决下来，李公安让村长“回去给秋菊两口子说些面子话”的时候，村长给出的第二个“说法”：“我大小是个干部，以后我在村里没法工作么。
”换句话说，不给秋菊的说法，是他这个“干部”“在村里工作”和“按公家发的文件办事”的必要条件。
李公安也默认了。
他承认，这是村长工作的现实处境。
而且，村长的说法其实还有一层弦外之音：我是咱公家的自己人，公家当然得给自己人撑腰。
所以，当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下到村里，虽然多赔了五十元钱，反而坚定了村长的信心，相信自己的说法没错：“秋菊，我跟你说，官司打到天上，也就这样了！我跟你说，我不怕你们告。
我是公家人。
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上面都知道。
他不给我撑腰，给谁撑腰？”这个说法和秋菊的说法一样，也是关于公家应当如何对待公家人的说法。
双方针锋相对的冲突恰恰在于，秋菊相信，是“公家”就得主持“公道”，总会给自己一个说法，而村长则认准了自己“是公家人”，“公家”肯定会给自己“撑腰”。
这就是村长的第三个说法。
总之，村长的三层含义合在一起是说，政府保全“村长的面子”，是村长替政府执行公务所必须乃至应当获得的政治条件。
至少其中的前两层意思，并不是以一种“契约”方式和政府讨价还价，而是客观地讲了一个道理，一个不论是谁放在这个位置都得遵循的道理。
那么，李公安和严局长在听了秋菊和村长两人各自的说法之后，为什么默默认可了“村长的说法”，就是不给“秋菊的说法”呢？显然，与吴律师和无名法官代表的现代法律（人）不同，李公安和严局长不是没听懂秋菊的说法。
他们都既不是大善也不是大恶（这一点，使我们可以把问题的讨论集中于政治逻辑本身），并且都对秋菊充满同情。
理解和同情“秋菊的说法”，却支持了“村长的说法”，必定有特殊的缘故。
看来，听懂了秋菊和村长各自的说法之后，还得从李公安和严局长的说法做法中，耐心听懂和看懂他们代表的“公家的说法”。
五、公家的说法：公私兼顾的官方逻辑乍一看，李公安和严局长代表“公家的说法”，认同的正是“村长的说法”。
李公安不仅把这一点理所当然地讲给庆来一家：“人家[村长]是干部。
总得给他留点面子”，而且直截了当地用来说服村长：“刚才县上裁决你又不是没看么，你不丢面子么？”甚至，李公安的工作每次都先从村长那里做起，凡事一定是村长在先，秋菊在后。
在调解的时候他要和村长单独谈一下，后来县公安局的行政裁决下来，他也是先找村长做说服工作，再后来，明明是秋菊千辛万苦从市公安局那里讨来的复议书，却被李公安交到了村长手里。
这微妙的先后次序，秋菊都那么敏感，村长自己肯定更清楚，村民也都能从中识别出基本的“信号传递”（signaling）。
[10]但李公安这么“做”，显然不是因为在个人好恶上偏心村长，而是始终在“讲”他的那个说法：“人家[村长]是干部。
总得给他留点面子”。
接下来，秋菊在行政系统的层层上诉，得到的都是县市公安局用维持原判的“做法”一遍遍认可和重复的李公安的也就是村长的这个“说法”。
县市公安局的决定甚至也遵照这个说法的基本精神，同样给李公安留了面子。
公家对村长面子的维护之所以如此重要，归根结底，是“公家”已经取代“长老”，成为了基层政治秩序的载体。
虽然是山沟沟里的一个小村庄，可是这里也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描述的那个“长老统治”了。
[11]庆来的父亲年纪更大，但远远没有村长在村里的影响力：儿媳难产，他自己叫不来人，只能去央求村长。
可见“长幼之序”不再能够产生权力，年老的人不再“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看戏的年轻人也不再认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服从于这种权力”。
[12]在村子里真正起到权威作用的已经换做了国家的也就是公家的面子。
换个角度说，这和秋菊只能走出村外“打官司”，其实是一个道理。
“秋菊的说法”在村里讨不到，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和国家权力的基层延伸联系在一起，和“官”联系在一起。
原有的乡土秩序之所以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里没人能管得了“公家”，也就没有人能管得了这个“公家”的人——“公家人”。
秋菊当然可以选择不上告，不打官司。
但如果她不想受村长的欺负，她就必须走出她的“伊甸园”，到乡土秩序之外遥远的公家那里，到那个能管得了公家人的地方，讨个公道。
总之，秋菊和村长在乡土秩序中的生活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已然无法脱离国家权力这一政治基础。
因此他们之间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都必须从公家那里，也就是从现代国家那里，找到原因和结果。
但是，如果我们只能理解到这一步，那还是没有完全听懂李公安和严局长的说法。
因为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既然村长在法律上不是公家人，为什么乡里、县里和市里的政府部门不能只是依法办事，只是保全公家的面子？为什么还要在公家的面子之外给村长“留点面子”？以及，为什么在村长留有面子的同时，他们又都一次次帮着秋菊层层上告，级级上诉？李公安和严局长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秋菊》结尾处“救人的村长”和“打人的法律”对比鲜明，让我们再次理解了前述“公家的说法”中包含的另一层深意：无论是公家的“文件”，还是秋菊的“性命”，都离不开“村长的面子”。
李公安和严局长对村长面子的处处照顾，最终是对公家和私家双重利益的小心维护，反映的是“村长的面子”对中国行政体制运作和基层秩序维护的双重意义。
有句俗话说得不俗：“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苏力先生在《送法下乡》一书中分析了村干部对国家权力支配地方秩序的重要：“在各类干部下乡办事时，村干部在每一个这类具体场景中都几乎不可或缺。
[公家人]……进村首先要找村干部，获得他/她们的配合，然后再开始工作。
”[13]影片同样暗示了这一点：如果村长叫不来人，秋菊和孩子难产而死，村民们不仅是瞧不起王善堂，而且会瞧不起“公家”和所有“公家人”——包括李公安和严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