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诠释学认为，人们总是在自己的前理解中来理解对象的意义。

前理解既使理解成为可能，又造成了任何理解所当然具有的局限性。

前理解不同，理解也就不会相同。

这种看法，为我们理解“实事求是”提供一了个不同于传统理解方式的独特视角：至少“实事求是”的主体的理解前结构的问题，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被忽视或取消的，因为理解前结构的深邃与否、广阔与否、合理与否，对我们所能达到的“实事求是”的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把“实事求是”由较为笼统的“主、客的辩证统一关系”推进为对主体自身的、自觉的自我追问，从而实现某种由传统思维方式到现代思维方式的一定转换。

从当代诠释学的视角来看，“实事求是”的主体的理解前结构应当是具有丰富内容、千差万别、极其复杂的世界，包括社会地位、阶级立场、思想方式、知识水平、实践经验、心理习惯、兴趣爱好、天赋能力、现实背景、时代主题、价值观念等等在内的理解的前提条件，都可以纳入其中，并对“实事求是”的过程和效果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实事求是”只能是一个具有具体内容和现实针对性的命题，对它的理解只能是某种不断存在并不断变化的非线性过程，既不能在某个时代、某个人那里最后完成，也不能以某种形式固定化、终结化。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具体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在他们的全部思想观点中，如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实践第一等观点，已经蕴涵着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当中自觉的“实事求是”观念的最初源头。

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以其热情、知识和价值背景以及对时代根本问题的真知灼见做到了“实事求是”。

列宁“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的看法，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对实事求是的新一轮切近。

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突破、修正了马克思的“共同胜利论”，大胆地提出了“一国或多国胜利论”，这一观点使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获得了某种划时代的实践意义，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而这一思想的底蕴，恰恰就是“实事求是”——依据已经变化了的新的时代特征做出新的结论。

毛泽东以其“中国气派”和特有的思想、文化、价值传统，将列宁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概括、提炼、改造为“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不仅强调要从具体实际出发，而且还特别突出了在实践过程中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要点。

这样一种理论思考是对我国五千年思想文化源流和现实中的革命实践主题及根本需要所实现的空前深广的“视域融合”，体现了非凡的思想创造力。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视域融合”，才真正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性的“实事求是”，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革命道路。

邓小平明确提出解放思想、实事实是，拓展了“实事求是”的原有内涵。

“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这里之所以强调“解放思想”，不仅是因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精神的一致性，更是因为“实事求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具有新的取向和抉择。

这是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时代性把握和深刻揭示。

江泽民根据新世纪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问题，进一步提出“与时俱进”的新论断，体现了他作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高度自觉和战略性运用。

显然，在江泽民高屋建瓴的理论视界内，不“与时俱进”，就不能做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

由以上分析大致可见，对实事求是的理解，总是一个根据现实需要而发展、变化并获得具体内容，以具体内容为现实生命力的过程。

这个过程并不是从某一单一固定的思维元点出发的线性推进或演化过程，而是根据具体需要和现实境遇而有所侧重并充满理解的特殊性的过程，它是充分体现了理解者本身的创造性和思想能力的。

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

而其特殊性，恰恰可以通过当代诠释学关于主体理解前结构的考察而得到某种烛照与透析。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实践过程或理论研究中，为什么主观与客观不能经常地符合，理论与实践不能很好地统一，从而造成主观与客观的分裂或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关键之一，就在于主体的理解前结构（包括其天赋）能为“实事求是”这一认识目标提供怎样的条件或多大的可能性。

因此，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优化理解前结构，拓宽主体自身的理解视野，才能为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统一创造最好的条件；反之，如果因循固守某种一成不变的理解前结构，即使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也很难看出新问题、抓住新特点、拿出新办法。

一度盲目坚持的“两个凡是”论调，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马克思主义全部思想传统当中所包含的实事求是思想，毛泽东赋予它以崭新内涵，以及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和江泽民的与时俱进，都是在其时代所属的根本问题上所达到的战略性、总体性、创造性的“实事求是”，而其重要前提之一，就是能够自觉地使得蓬勃发展的时代大势成为理解前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实现的重大突破和伟大成果，既得益于对实事求是的自觉追求，又是某种理解前结构的卓越表现。

可以认为，只要人类历史没有尽头，那么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就永远没有绝期：每一时代的人们对实事求是的理解都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现实状况相联系，也与不同个人的具体条件相关联。

把某一时代对实事求是的理解或某些个人对实事求是的理解绝对化都是错误的，这样做就会封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路径。

而如何防止僵化和教条，光看“实事”是不够的，我们完全有必要将对“实事”及其规律性的把握追问到主体自身的理解前结构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