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幸福
作者:王鑫
来源:《北方经贸》2012年第08期
摘要: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发现人们的幸福水平并未像财富的增长那样显著提高。
实现幸福的基础在于对个人自由的充分保证,这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
关键词:幸福;收入;适应力;社会比较
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056-01
一、引言
自1776年《原富》首次出版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直沿承着斯密的传统,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原因上。
然而,马尔萨斯(1798)很早就开始提醒经济学家们:“亚当斯密博士公开表明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
但或许还存在着他更感兴趣的研究,依我看,就是影响国民幸福的原因。
只是他通常把这两者混杂在一起”。
现代经济学家们关注经济增长是基于这样一个看似正确的假定:财富、收入或者说商品的增加通常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
在此假定条件下,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就是,富人肯定比穷人幸福。
但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对幸福的许多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已经明确无误的表明:更好的客观生活条件(收入或者财富)对于个人福利没有显著影响。
二、“幸福悖论”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在19世纪的经济学中,经济学家通常把幸福或满足程度等同于“效用”来看待。
当时的“效用”概念是基于幸福体验的,具有伦理学意义。
但20世纪初,在帕累托(1909)发起的经济学科学革命中,情感因素已被从经济理论中驱逐出去。
经济学家明显或隐含的接受了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所有的欲望或幸福感觉都可以测量折算成价格,简单加减之后,变成一个统一的效用函数,然后把这个函数最大化。
通过这种“科学方法”,幸福的伦理学精神就被转化成了经济学精神,这时的幸福就只具有边沁意义上的量的差别,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不同质的幸福是不存在的。
经济学中,我们最关心的是效用或者说是幸福与收入的关系。
在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下所推导出的“显示偏好理论”一个主要观点便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提高其幸福程度。
但是,许多关于幸福的经验数据却揭示出收入与幸福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这里,笔者尝试运用Gulboa和Schmeidler(1994)提出的认知效用函数对这种“幸福悖论”给予解释。
(一)效应函数形式及说明
U(x)=■wt(xt-at)
s.t.at=■sitxi
该模型没有像传统经济学那样把人看作是一种极大化的动物,而是把幸福看作“一连串事件的回报”。
t代表“一连串事件”的时间顺序。
Xt是第t个事件的回报。
at是预期的满意程度,受到过去所有累积行为Xi的影响,到t-1时刻为止,所有经历过的事件的回报的加权和等于这个t时期的预期回报。
Xt与at的差距便是我们所定义的幸福冲击。
wt作为一种权数,用以区分各种事件对我们的不同影响程度,关于这一点,下文我们还将详细讨论。
(二)模型的意义
上述模型表明幸福U(x)不仅受到事件Xt的影响,还受到当事人对事件at预期的影响。
而人对事件的预期是历史依赖的,它是过去发生事件的函数。
例如,经历一个长时间的经济萧条后,人们会普遍降低收入预期,at就会变得非常低。
这时,如果你的收入突然开始增长,那么Xt就会大大超过at,这样你就会感受到强烈的幸福冲击。
同样的,当你经历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后,对未来的收入预期at就会非常高。
这时即使你的收入增加了,但若没有at增加的幅度大,那么你依然不会觉得幸福。
这对我们解释“幸福悖论”提供了一个视角,收入增加之所以没有带来幸福的增加,可能是因为过去的“好事件”导致了我们过高的预期,从而使得幸福感下降。
在模型中,wt的存在意味着不同事件对我们幸福影响程度并不一致。
例如,考上名牌大学很可能比吃一顿丰富的晚餐更能令你感到幸福。
如果你对某一件事情特别在意,或者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只喜欢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一事件的权重就将特别大。
(三)进一步的讨论
前文的模型说明幸福来自于现实回报和预期回报的一次冲击,这一定义还隐含着这样一种预言,那就是:“幸福或者不幸只是一次冲击的结果,它是一个短暂现象”。
例如,那些在博彩中赢得大奖的人,在获得好运气后的一周典型地表现出人们所预期的那种兴奋,然而大量的后续研究却表明,几年后,这些人并不比以前更幸福。
我们不仅仅能很快适应较好的生活,对于失去也是如此。
经历一次残酷的车祸而重度残疾的人往往会感到沮丧和迷茫,甚至失去生活的希望。
然而,大多数受害者适应新环境的速度与程度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许多瘫痪的人甚至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拥有了和正常人一样的情绪和感情。
所以,当我们讨论幸福的时候,还必须将它与人类非凡的适应能力相联系。
许多学者就是用这种适应性来解释为什么收入的增加却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看法可能忽视了人类适应能力的另一方面——适应“坏事件”的能力。
如果我们可以完全适应那些让我们不愉快的事件,那么忍受这些不愉快事件追求更多的钱又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它同样不会减少我们的幸福。
三、结束语
“幸福悖论”导致了一种次优和非效率的行为——人们总是不断追求不能让自己更幸福的财富。
于是,许多批评家断言,绝对生活水平对幸福没有影响,他们甚至全面否定GDP作为衡
量经济福利指标所起的作用。
对此,曼昆(2009)给出了恰当的批评意见。
笔者认为,“幸福悖论”存在的真正原因在于,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没有将他们额外的收入花费在使其幸福度获得重大的和持续的增加方面。
因此,我们应该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更加明智的将资源运用到可以持久增加我们幸福感的方面,比如健康、友谊和更美好的家庭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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