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行政机构及官职设置明朝官职设置按品级，官大小要办其品，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共分18个等级。

史志中有记载的，由考中进士出身的、正四品（知府）以上的兴化籍官员就有193人。

明朝官职设置按品级，官大小要办其品，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共分18个等级。

史志中有记载的，由考中进士出身的、正四品（知府）以上的兴化籍官员就有193人。

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为明朝中央最高级官职；三公为正一品，三孤为从一品，两者位尊权重，但是一种虚职，是皇帝对大臣的加官和赠官，兴化有两位礼部尚书（周如磐、宋继祚）加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陈俊加封太子少保，他们都是明代兴化品位最高的官员。

明朝初期，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于洪武二十八年（1093）撤销中书省，自秦设立的丞相制度被废除。

原中书省所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尚书实际上成为朝廷的最高的行政长官，其品位也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

明朝兴化共出了12位尚书，除上述三人加封太保、少保外，其余九人为翁世资（户部）、郑纪（户部）、林俊（刑部）、康大和（工部）、林云同（刑部）郭应聘（兵部）、陈经邦（礼部）、曾楚卿（礼部）、林兰友（兵部）。

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的司法行政监察机构，明朝部，院同治，院、部权并重，院长官都御史与尚书平级，为正二品，兴化官居都御史的有三人。

承宣布政使司为明地方（省）最高行政长官，明朝全国设有13个布政使司，而巡抚在明初为中央派出协调地方工作的官员，为临时的官职，任务完成之后，回朝复旨，职务也就自然取销。

宣德之后（1426—1435），许多巡抚不再回朝，而成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

兴化人当布政使的有27人，巡抚3人，其官职均为正二品。

正三品官员兴化有26人，其中六部侍郎（六部的副长官）13人，通政使司（中央情报机关）通政使1人，大理寺（中央司法机关）卿1人，副都御史（都察院副长官）1人，按察使司（地方最高监察机构）按察使9人。

从三品官员兴化有24人。

其中：承宣布政使司参政（省副长官）19人，都转运使司（中央在地方的办事机构）转运使3人，大仆寺（兵部在地方设立的牧养军马机构）卿2人。

明朝全国设159府，府的长官称知府，其官正四品，兴化人官居知府的有35人。

与知府同级的四品官还有：按察使司副使26人，大理寺少卿4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1人。

此外，尚有四品以下，如参议、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六品以上官员，数以百计。

明朝兴化官员政绩显赫，许多人被载入史册，成为兴化的骄傲和楷模。

明代兴化人考中进士的有571人（其中文进士563人，武进士7人，赐进士1人），以明经荐辟6人，特奏2人。

明代巡抚制度初探明代的省级制度有过两次重大变化：明初承元制设行省统驭郡县卫所，洪武九年改行省为布政使司，确立都、布、按并立的体制；宣德以后陆续向各地派驻的巡抚，逐步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巡抚衙门成为新的省级权力机构。

所不同的是，第一次变化出于最高统治者的主观设计而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但三司并立作为省级权力结构的时间最多不过持续了半个世纪；第二次变化则完全受着客观社会政治因素的推动而发生，虽然其实际地位并未以法律形式公开确立，但实际发挥作用的时间却长达一个半世纪，并为清代所承袭且为定制。

本文拟就明代巡抚的设置及其地方化、制度化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关于巡抚的设置，在明中叶主要有三种看法。

洪武说。

郑晓认为巡抚之名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敕遣皇太子巡抚陕西 [1]。

《明史·职官志》以此并据《会典》予以发挥：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巡抚陕西。

永乐十九年，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员巡行天下，安抚军民。

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

[2]这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三条线索：一、巡抚起源于临时性差遣；二、巡抚之名，得之于它的特殊使命，“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三、与一般的御史出巡不同，巡抚主“安抚”而非主“监察”，且体制甚重，被称为“大臣出巡”。

但却容易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以为明代巡抚一直停留在“事毕复命，即或停遣”的临时性差遣的阶段之上。

永乐说。

王鏊、徐学聚等认为，明代巡抚始置于永乐十九年王彰巡抚河南。

清代官修《历代职官表》赞同这一看法，并对洪武说提出质疑：王彰奉敕，为有明设巡抚之始。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遣皇太子巡抚陕西，盖暂一行之，非定制也。

[3]其实，王彰巡抚河南，也是“暂一行之”。

王鏊《守溪笔记》载：时有告周王将不轨者，成祖欲以兵临之，都御史王彰劝止，请带御史三四人巡抚其地，成祖从其请。

王彰到河南，劝周王交出三护卫，随即还朝。

而像王彰这样临时性的差遣，在永乐并非一例。

永乐二年就曾遣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

宣德说。

何孟春认为明初未有巡抚，宣德间始以侍郎、都御史为之。

孙承泽《天府广记》肯定了这一说法，认为：洪熙初，尝命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直隶、浙江。

至宣德元年二月，干还，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虐，良民苦之。

乞命廷臣往来巡抚，庶民安田里。

下吏部会户部、工部议，遂命广西按察使胡概为大理寺卿，同四川参政叶春巡抚直隶及浙江诸郡。

此设巡抚之始。

[4]《明史·宣宗纪》据此，并据《实录》在时间上作了修正：宣宗于洪熙元年八月癸未遣胡概、叶春巡抚南畿浙江，“设巡抚自此始”。

如果将巡抚作为一项制度来考虑，其设置当有两个前提：一，专抚一地；二，相对稳定。

据《明史》本传，胡概（后复姓熊）自洪熙元年八月抚浙直，至宣德五年始离任还朝。

因此，将其作为明代巡抚的开端是可取的。

宣德五年，赵新、赵伦、吴政、于谦、曹弘、周忱等六人分往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及山西、北直及山东、南直之苏松等地巡抚，巡抚的设置开始成为经常性的措施。

故王世贞又认为：“各省专设（巡抚），自宣德五年始。

”[5][1] 郑晓《今言》卷二之一一。

[2] 《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都察院》。

[3] 清敕修《历代职官表》卷五0《总督巡抚》。

[4]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三《都察院》。

[5] 《明会要》卷三四《职官六》巡抚。

二明代巡抚的设置，有其明显的阶段性，总的趋势则是逐步地方化和制度化，即由中央的派出大员向地方的军政长官转化，由临时性的差遣向永久性的机构转化。

宣德、正统时期，是明代巡抚设置的尝试期。

其特点是，一般以某项特殊性差遣为过渡，并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重叠性。

宣德五年赵新等人分抚各省，直接使命是总督税粮。

《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五年九月丙午，先是，上谓行在户部曰：‘各部税粮，多有逋慢。

督运之人，少能尽心。

奸民猾胥，为弊滋甚。

百姓徒费，仓禀未充。

宜得重臣往莅之。

’”于是命赵新等人分赴各地，“总督税粮”。

但是，在督粮过程中，不可避免遇到一系列问题，如有司作弊、豪户包揽，以及农民逋负等等，因而又得“便宜行事”，“往来巡抚，抚安一方”[1]。

先有专责，兼为巡抚的情况，在宣德、正统时有很大的普遍性。

胡概、周忱曾相继巡抚南直，有人以胡概为喻，讽谏周忱用法过于宽大，周忱解释说：“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安抚军民。

委寄正不同耳。

”[2]直至景泰元年，景帝在给耿九畴的敕谕中仍说：“往者命尔巡治盐法，今特命尔不妨前事，仍兼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四府、滁、徐、和三州，抚安军民。

”[3]尽管如此，对巡抚的基本职责，也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这可以从宣德八年给各处巡抚的敕谕中看出：兹命尔等巡抚郡县，务宣德意、抚民人，扶植良善。

一切税粮，从尔设法区处，必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期；卫所屯种，从尔比较，水田圩岸，亦从提督，使耕耘有时、水旱无患。

应有便民之事，悉具奏闻。

[4]巡抚之外，又有镇守，始置于英宗即位之初。

因而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巡抚与镇守并设的局面。

如山西、河南，宣德五年已命于谦巡抚，宣德十年五月又让于谦镇守河南，旋兼巡抚，而命兵部右侍郎徐琦、工部左侍郎郑辰、刑部右侍郎吾绅、左通政周铨等并巡抚山西[5]。

又如江西，已有赵新巡抚，宣德十年正月复命右佥都御史王翱往镇守[6]。

在英宗即位后的不到五个月，江西、湖广、河南、山东、陕西诸省和宁夏、甘肃、辽东诸边均设置了文臣镇守，与巡抚并称“镇巡官”。

《明会典》将镇、巡概视作巡抚：“初名巡抚，或名镇守”[7]，而不作区分。

这种处理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镇、巡归于一途。

但这并不等于巡抚、镇守完全没有区别。

一般来说，宣德、正统时的巡抚尽管在事实上多久驻一地，但明政府却仍将其视作临时差遣，如徐琦等巡抚山西即是。

而镇守则一开始就有定制的趋势。

如陈镒镇守陕西、于谦镇守河南，皆历时十余年。

正统六年，又开始实行镇守更代制。

这年正月，命王翱、卢睿分往陕西、宁夏，代陈镒、金濂镇守，规定“岁一更代”[8]。

对于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镇守的设置无疑是重要的一步。

但巡抚、镇守重叠，各持敕书，各行其事，出政多门，纷繁骚扰，往往使地方有司无所适从。

景泰至正德，是巡抚的全面地方化和制度化时期。

在这一时期，巡抚制度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发展和变化。

镇守和巡抚重叠的局面是在天顺时改变的。

英宗复辟后，曾应石亨、曹吉祥等人的要求，罢去各地镇、巡官。

天顺二年四月，又因“各边革去文臣巡抚，十分狼狈”，经李贤建议，复置巡抚[9]。

但出于“镇守既有总兵，又有内臣”的考虑，因而文臣出镇，“不复有镇守之称，但称巡抚”[10]。

镇、巡自此合一，并保留了镇守久驻一地及更代原则，使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前进了一大步。

巡抚编制的归属从景泰开始趋于划一。

巡抚初设之时，胡概为大理寺卿，叶春为参政，赵新等六人为六部侍郎；正统时设置的镇守文臣，也是或部或院，未行统一。

这样，巡抚在文移往来、迎送礼遇等问题上往往和负有纠举之责的巡按御史、提刑按察使发生纠纷。

宣德时赵新以吏部右侍郎巡抚江西，按察使就因非其部属而拒绝予以合作。

为此，宣德七年四月专门规定了巡抚与巡按、按司的文移事例[11]。

景泰四年，耿九畴以刑部右侍郎镇守陕西，布政使许资提出：“侍郎出镇，与巡按御史不相统，事多拘滞，请改授宪职。

”为了进一步解决抚、按之间“文移往来，亦多窒碍”的矛盾，明政府接受了许资的建议，将耿九畴由刑部右侍郎转右副都御史，仍镇守陕西[12]。

此后，各地镇巡官陆续向都察院系统迁转，皆称“巡抚都御史”。

巡抚考满，可望“回院”主持两京都察院事务。

巡抚的资格也逐渐制度化。

赵翼指出：“宣德中，于谦由御史超拜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此尚沿国初用人不拘资格之例。

迄资格既定，则巡抚用佥都御史、或由布政使升用。

”[13]这一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却无意中揭示了明代巡抚内外官并用的原则。

一般来说，自成化、弘治以后，巡抚均于两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资历较深的给事中、御史、郎中，以及在外之布政使、按察使、参政，资历较深的兵备副使、上等知府内推升。

原职高者为副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副都御史；原职卑者为佥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佥都御史[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