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曹”诗歌比较内容摘要：“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关键词：诗歌、文学、诗风、特点、贡献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文坛上涌现出大批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

而“三曹”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色，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各领风骚。

他们总起来，构成了建安诗歌一代繁荣的格局；分开来，又各以其独特成就傲视文坛。

本文以文化学的视角分析“三曹”的文学作品，从时代背景、社会生活对个人人格、文学情趣、创作道路的影响揭示“三曹”诗歌在创作形式、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诗歌风格这些方面的差异，充分肯定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价值。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汉灵帝末至魏明帝初的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发生转折性巨变的年代。

各种宗教和哲学的兴起，打破了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格局，文学开始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受到文人的重视，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

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呕心沥血致力于诗赋并且风格各异、卓然成家的文学之士，呈现一派才俊云集、欣欣向荣的气象，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章。

“三曹”父子是建安时期政治上的领袖，同时也是文坛的杰出代表。

他们对文学的爱好和提倡，对于当时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和一代风气之转变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父子三人对待文学之士的态度也明显有别于过去的统治者，曹操搜罗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安置在身边形成文学集团，并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曹丕、曹植兄弟也与文士相处极其欢洽，共同从事文学活动。

所有这些，都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活跃了创作气氛，提高了诗歌的写作技巧，扩大了乐府诗尤其是五言诗的影响。

一、“三曹”诗风比较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

他笔下的题材常与军事活动相联系，这与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观沧海》是曹操的名篇，是他征乌桓时所作。

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北上，追歼袁绍残部，临碣石山，登山观海，面对洪波涌起的大海，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又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

这些构成了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的总体风格。

萧涤非说曹操“盖其雄才大略，足以骄其气；其势位之隆高，足以吐其气；而其生活之变动，治军三十年，足迹所至，南临江，东极海,西上散关，北登白狼，又足以充其气也”[1]曹丕“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2]曹丕诗多写游子思妇，男女风情，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细腻委婉，情感凄凉哀怨。

如《燕歌行》、《杂诗》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情景交融，思绪绵绵。

《燕歌行》是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作品之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能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

其内容是写女子在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

把少妇独居的孤寂，痛苦的期待，表现得惟妙惟肖。

同时作者也对这类妇女表示深切的同情。

陈柞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中说：“魏文帝如西子捧心，挽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指出了曹丕诗歌低徊婉转的风格。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

其诗歌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

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

后期诗歌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情绪低落。

《杂诗》、《赠白马王彪》等篇都很好地表现了曹植后期作品的风格，曹植在这些诗中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声，由于受到排挤和压迫，抑郁不得志，悲怨之情，溢于言表。

但终究不能直接表达，曹植只好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诉说自己怀才不遇，遭谗受害之情，内容深沉。

总观曹植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其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既有慷慨昂扬，也有凄凉悲伤。

正如钟嵘《诗品》中所说的“骨气其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总之，曹操诗主刚，有阳刚之气；曹丕诗主柔，有阴柔之美；曹植则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兼而有之。

二、表现手法不同从艺术表现上看, “三曹”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都有情景交融的特点, 同时也有差异。

曹操的诗继承东汉后期“讽时”、“言志”的诗歌主张及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具有粗犷疏放的描写手法，以叙述、描写的手法直抒心意, 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自然地融为一体，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政论性。

如《观沧海》皆大处着笔，点到即止，“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看似写景, 实则述志；《龟虽寿》也一样，“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叙述中表现了作者老当益壮、乐观进取的精神和态度。

另外，曹操还善于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用比喻来再现事物、表达思想，既令形象鲜明，又不至一览无余，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

如《观沧海》铺陈大海的辽阔深邃、博大，正是作者统一天下雄心壮志的形象体现，所以钟惺《诗归·卷七》谓“直写其胸中眼中一段笼盖吞吐气象”；《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以“沧海”喻博大胸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先比兴后引出所咏之事，使人从联想和想象中获得艺术的美感。

而曹丕则更多受《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的影响，虽也有少量诗多铺叙陈述，与乃父同声相应，但绝大多数作品却“工于言情”，渐趋细腻，形神兼顾，特别擅长离愁别绪的抒写。

他的诗寓情于景，同时注意用韵，音节和谐流畅。

《燕歌行》开头“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浓墨重彩的勾勒出一幅萧瑟、凄凉的秋色图，以此衬托女主人公孤寂、悲凉的心情。

同时，本诗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使这首诗一气呵成，前后连贯，音节和谐，同全诗抒发的掩抑徘徊、中肠催断的思想感情完全协调一致。

故沈德潜的《古诗源·卷五》特标曹丕诗“能移人情”，并高度评价曹丕在汉魏诗歌由叙事向抒情转化过程中的独特贡献：“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曹植的诗歌很多都是通过塑造形象来抒发自己情感的，如《白马篇》“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矫捷过猿猴，勇剽若豹螭”，作者运用铺陈手法意在表现诗人自己“甘心赴国难”的远大抱负。

曹植更主要的成就在于熔铸《诗》、《骚》的抒情精神，努力学习汉乐府民歌的多种表现手法，以情感的丰富、强烈，抒情手法的多样、精湛，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

如《野田黄雀行》中连章法使全诗既气韵通贯完足，又节奏跌宕分明，“可以分一篇而七，可以合七篇而一”；《赠白马王彪》“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这种问答句式，内容通俗晓畅，音节铿锵，新颖独特。

此外，曹植笔触精工，既穷形尽相，又神采飞扬，他将诗歌的形象性和描绘技巧，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可以这样说，中国诗歌形神兼备艺术境界的确立，当始于曹丕，成于曹植。

范文澜曰“曹植诗文是众文士典范”⑦，对南朝文学起很大作用，故称植“大文豪”。

三、语言特色不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⑧，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曹操性格豪爽，诗歌语言简练质朴，刚健有力，故钟嵘称“曹公古直”。

《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语言直白，非常接近口语，像是面对知音倾诉衷肠。

《观沧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气势恢宏，博大壮阔。

同时，曹操能成功袭用《诗经》原句，自然妥帖，如《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出自《郑风·子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出自《小雅·鹿鸣》。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引用时能够与作品内容协调一致，天衣无缝，不显突兀，其驾御语言的能力可见一斑。

曹丕从小“好文学，以著作为务”，有诗人学者气质。

他诗歌的语言风格正如沈德潜言：“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燕歌行》颇具丰神婉约、柔肠万转的女性文学之美。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文字清新秀丽，委婉真挚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

清朝王夫之评价这首诗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

”另一方面，曹丕虽主张“诗赋欲丽”，但他自己的诗大都明白如话，如《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

”语言顺畅明了，虽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称得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钟嵘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词采华茂”高度概括了曹植诗歌的语言特色。

他的诗虽然脱胎于汉乐府，但同时吸收汉末文人古诗的成就，并努力在艺术上加以创造和发展，语言上善用比喻，注意炼字和声色，讲究词藻华美，更好地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达效果。

《美女篇》中以美女自比，以衣着、容貌、内在的美喻自己的才能和抱负，以美女无所嫁喻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作者善用比喻，不仅多而且非常贴切，并字字千金，这与他高深的艺术修养是分不开的。

结语综上所述，“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三曹”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既是建安文学的核心，也是建安文学的倡导者，他们对建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对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诗人也有很大影响，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由此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参考文献[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2] 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2．[4] 李宝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 河北师院中文系．三曹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7] 钟嵘．诗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8]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