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3杨春学 内容提要:自由市场制度会产生效率,但不会自动产生“社会福利”;合理的社会政策是可以与个人自由相容的。

这种观点是借助于个人面对某些随机模式时表现出来的社会偏好来论证的。

通过“无知之幕”的构思排除了个人的特殊地位对其主观偏好的影响之后,借助于人际间的比较,我们可以证明,每个人都将会表现出两种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偏好:一是对“公平的”制度安排的偏好,它们将能够有效缓和“出身”与“运气”等随机因素对个人前景的巨大累积性影响;二是再分配的社会偏好,它将个人对不平等的社会反感,合理化为个人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厌恶。

这些偏好都可以是理性的个人自愿选择的产物,因而,力图实现这些偏好的明智政策,自然不会与个人自由相冲突。

根据这些论证,我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讨论建立和谐社会的许多具体公共政策问题。

关键词:市场机制　“无知之幕”公平　再分配的社会偏好　人际间效用比较建立“和谐社会”这一时代课题,要解决的是市场自由的效率与体现社会公平的“社会均衡”的结合问题,①其最终目标是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和增长过程的社会和解。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路,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思路中,关于公平问题,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所能提供的解答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求助于帕累托原则,且假设存在一个万能的“仁慈君主”(他能够找出最优分配点并实现之)。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即所谓“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则给这类力图为各种备选再分配方案寻求一种合理政治基础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伤透脑筋的问题:如果人际间的效用不能进行比较,那么,我们似乎就没有任何理性的方法能够把个人偏好合成社会偏好,从而没有合理的方法来解释分配难题。

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这种分配难题的核心体现为两点:一是由于不能进行人际间的效用比较,根本就不可能定义出“公平的分配”状态,也就无所谓“分配的正义”;二是如果非要追求所谓的“公平分配”的实现,那就必然会导致与个人基本权利和市场自由的冲突。

致力于解决这些难题的经济学文献,已经形成一条较为清晰的思路。

只要充分注意到现有文献中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这些部分,并把它们组合成一种较完整的思路,我们就能够为市场自由的效率与社会均衡的沟通,提供一种合理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为公平分配提供独立的论证。

这种讨论本应从“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公平观”开始讨论,但鉴于我们已经就此专门发表过看法(杨春学,2006),这里将直接从如何看待市场的分配问题开始。

本文第一部分,评价在市场分配过程中随机因素的作用。

第二部分基于市场的广泛制度基础,讨论个人基本权利的平等化分配问题。

第三部分则推导出对再分配的社会偏好,以及说明这种偏好的性质和基本内容。

所有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法都渗透着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

公平与效率之间讨价还3　杨春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yangcx@。

这是作者参与朱玲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和谐社会与公平的社会政策选择”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本文的基本内容在课题组内部和经济研究所的午餐讨论会上作过讨论,因而,受益于这些讨论会的参与者的提问和质询。

①　这一问题非常类似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所要解决的问题。

这里使用的“社会均衡”概念就源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倡导者的解释,即社会均衡就是体现社会正义的状态。

价的范围和实施这类组合的社会制度的设计,都反映着政治力量的平衡。

正如Barry(2005)所说的,“如果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基本上是一种政治选择,那么就没有理由忽视今天存在的总体经济不公平”。

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些争论的讨论,给出旨在如何理解和处理市场经济生活中不公平现象的政策方案,提供一种经济学评判的思路和基础,使经济学的分析恢复到理性的道德基础上。

一、如何看待市场中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现象?为了使问题清晰化,我们暂且假定支配市场的法律等制度环境是健全的,且得到有效的实施。

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再看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结构中,个人收入是如何被决定的。

11市场中收入决定的基本逻辑个人收入有两个源泉: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劳动收入取决于个人的技能、职业选择和努力、职业之间的竞争性工资差异;财产性收入取决于个人的财富持有总量、持有形式及其风险程度和收益率的差异。

在竞争性市场中,所有这些因素都是通过市场的评价而对个人收入产生影响的。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这种市场评价就等于个人对他人福利的贡献。

市场制度之所以在道德上是可取的,就是因为它按照个人对社会或他人的福利的贡献而给予收入。

这种解释依赖于下述两个假设:(1)个人从市场中获得的收入份额相应于他的边际生产率;(2)个人的边际生产率足以衡量他对其他人的福利的贡献,这种尺度可以作为决定他应得的收入份额的公认基础。

这种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的解释具有某些诱人的理论特征。

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会导致一个确定的结果:在竞争性市场中,每种要素都是按照其边际产量获得收益的,而在长期均衡中,这些收益加总起来,恰好等于可用于分配的总产出。

只要回顾一下微观经济学中关于长期均衡发生在每个厂商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的论断,就可以很清楚这种推理。

在这一点上,生产收益是恒定的。

对于具有恒定收益(即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而言,它具有如下公式所表达的一个特性:F(K,L)=K5FΠ5K+L5FΠ5L。

这个特点意味着,如果对于每种要素都按其边际产品进行支付,会将可用于分配的所有总产出恰好分割完毕(即所谓的“欧拉定理”)。

这些都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常识。

但这种理论常识并不能表明与边际生产率一致的分配必然是合理的分配。

即使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很少认为,边际生产力理论能证明市场分配结果的必然公正性。

之所以对纯市场分配结果持保留态度,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如果考虑到现实市场的运行,个人的收入分配绝不仅仅是按照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努力来分配的,诸如运气、家庭出身等非市场的因素,甚至起更大的作用。

21市场分配的随机因素为了说明市场化收入分配的更广泛基础,我们必须超越纯市场的逻辑,讨论影响个人收入的更深层次的因素。

为了能评判各种公平观,也需要知道决定个人收入的许多细节。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收入的高低,除了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努力和选择之外,还取决于出身和运气。

无论收入来源于财产还是劳动,都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我们用“出身”或“命运”一词代表由家庭背景所决定的个人初始构成因素,包括遗传特征、继承的财产、由父母筹资进行的教育和培训、由家庭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狭义“社会交际”关系等等。

它们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的初始天赋因素。

所有这些“天生的禀赋”将不仅体现为个人在市场上获得收入的能力,而且还将是决定着个人的选择和努力的实际结果的重要力量(米德,1992)。

同时,我们将其他的所有偶然性因素和机会归之于“运气”。

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上充满的不确定性因素。

个人在市场上的努力结果是否最终获得相应的报酬,并不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评价,而取决于市场对这种努力的评价。

这种市场评价充满不确定性。

在这种意义上,正如Alchian(1977)所强调的,“市场的收入分配具有很强的或然性,因为对分配影响最大的利润收入取决于或然性或运气。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往往不是有逻辑思维、小心翼翼、注意行情的人,而是冒险者和幸运者。

纯粹由市场过程决定的分配模式与购买彩票的结果模式在某种意义(即运气的作用)上是相同的”。

这种类比,成为说明市场分配中随机因素的合理性的经典方式(布坎南,1989;弗里德曼,1986)。

这种“运气”因素是后天的,但却是在个人基本天赋构成的基础上,决定着个人的选择和努力的实际结果的重要力量。

除上述偶然性因素之外,不同的人在市场社会中的处境还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和努力程度。

假设两个人具有相同的初始“天赋”资源,仅仅是因为他们选择不同的职业,走向不同的生活旅途,就足以使他们最终获得的收入和财富有很大的差异。

概言之,个人努力、选择、出身、运气等因素,可能以各自的相对重要程度为序,构成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决定着不同人在市场上获得的不同结果。

对于一个理想的社会图景来说,如果个人的收入和财产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和后天的能力或努力程度,自然是最合理的状态。

然而,在现实市场经济社会中并非如此,因而,才会有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弗兰克・奈特的著名论断:“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是努力”!虽然奈特的论断有些极端,但他想强调的是,“出身”和“运气”这两类偶然性因素会对个人收入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经济学中才会有“货币分配的随机性”的著名论点。

31如何评价纯粹的市场分配?如果考虑到偶然性因素的巨大影响,又当如何评价市场分配的结果呢?我们必须承认,市场过程本身的或然性和运气并不会破坏基本制度的公正性,而且,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激励着人们勇于为自己的选择承担风险。

至于“家庭出身”这一因素,破坏了机会平等的基础,但不必然构成对社会公正的威胁,更何况人类不可能废除家庭制度。

于是,仅仅只是从纯市场过程的总体结果及其最终分配状态来看,似乎对市场上非人为决定的公平性,只能提出有限的问题。

因为,在这一逻辑范围内,分配是既定规则下的一种博弈的结果,在这个结果中,努力、运气、出身同时在起作用。

正如哈耶克(2003)所评论的:正义或公正原则只适用于对制度的评判,不适用于非人格化的市场过程的随机分配结果,“个人可以尽量使自己做到行为公正,但是,分散的个人所得到的结果,既非出自别人的意图,也非别人所能预测,因此,由此产生的状态既不能称之为公正,也不能称为不公正”。

那么,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为什么还存在“社会分配公平”的问题呢?对这一问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

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由上述共识得出的进一步推论是: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状态,不存在公平或不公平的问题;任何试图改变这种状态的政府行为不仅是不公正的,还会对个人自由和市场机制带来不可预见的破坏性影响(哈耶克,1997,1976;弗里德曼,1986,1982)。

他们力图切断自由市场与社会福利的任何内在联系。

这类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机会平等和分配的正义会内化于互利的市场交换过程之中。

只要严守交换的公正,则会自然实现分配的正义。

他们经常引用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关于“无形之手”的那段著名论述,把对市场机制具有的社会效率的本质的信任,拓展到认为它可以减少不平等的程度,坚持认为“无形之手”可以通过“利益扩散效应”而使人们的利益均等化。

其实,无论理论或实践都没有证实斯密的这种直觉。

市场制度的分配确实包含着“利益扩散”某些机制,但这些机制并不能自动地解决社会的平等问题。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在随机因素具有重大影响的角度,市场经济的生活就像是一场凭运气取胜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