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的个例分析———清代“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的影响Ξ李汉林清代“改土归流”对西南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仅以“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影响为例,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操作、生产组织、生产资料结构、生活习俗等的变迁进行分析,认为文化变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在变迁中,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丰富发展本民族文化。

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因子,有的因功能的丧失而被淘汰,有的功能发生了转向。

因此,要认识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变迁历程,要从多层次、多视角加以分析。

关键词:改土归流　苗族　文化变迁作者李汉林,1958年生,吉首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地址:湖南省吉首市,邮编416000。

黔中苗族指贵州中部、南部的苗族,通用苗语为西部方言惠水次方言。

主要分布在苗岭中段山脊上,地处长江与珠江两水系的分水岭。

不同时代的汉文文献对该支系苗族有不同的称谓,明代称为“东苗”,清代称为“白苗”或“青苗”等。

当地汉族和布依族习惯称作“红毡苗”或“背牌苗”。

①该支系苗族自称为“东蒙”,其内部又有“蒙茸”(森林中的苗族)、“蒙白”(山顶上的苗族)、“蒙毕建”(杉树中的苗族)之分。

18世纪以后出现一个新的称谓———“蒙掌”(田坝上的苗族)。

黔中苗族的称谓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吻合,都处在山地丛林中,海拔最低为1000米,最高处为1700米。

丛林为针叶与阔叶混交林,山谷中多杉树,山坡上多松树,阔叶树以山毛榉科乔木为主,1500米以上的山脊地段则是以松树为主的疏林草坡。

13世纪以前,黔中苗族地区属羁縻州郡境。

13世纪末,元政府陆续设置各级土司,主要有水东、水西、八番、康佐、丰宁、都匀、宁谷、白岩等土司。

②清代雍正年间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各大小土司被罢废,③这对黔中苗族的劳动生产、物质生活、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促进了黔中苗族由斯威顿耕作(俗称“刀耕火种”或“锄耕农业”)④向传统农业的转型。

元代以前,黔中苗族地区属于“生界”,中央王朝未曾与当地苗族发生联系,周围的其他民《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Ξ①②③④参见Bodly ,J.H ,Anthropology and contemporary Human problems ,M ayield publishing com pany ,p.97。

参见《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改土归流记上》。

参见《元史》卷20《成帝纪》、卷29《泰定帝纪》。

参见杨庭硕:《海贝巴苗名称变迁考》,《贵州民族调查》(之二),贵州民族研究所编,第349页。

本研究系国家社科课题“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研究”成果之一,课题代码OOBMZ 0014。

族地方势力也未深人其地。

元朝统一全国后,新添宋氏土司获准替朝廷招谕其部属。

元泰定二年(1325)该支系苗族首领的娘应招,亲赴朝贡。

①从此中央王朝开始对黔中苗族施行代理统治。

明代初年,朝廷为清除置卫开驿的后顾之忧,曾对黔中苗族大肆用兵。

②事平后,令水东土司对他们实行招抚,继而实行代理统治。

景泰、天顺之际,黔中苗族首领干把珠,趁明廷内乱之机起义反明。

明廷于天顺三年(1459)组织五卫六土司兵力在石门山与苗族激战。

③苗族战败,干把珠被害,600余苗寨遭焚毁。

④战后,明廷将黔中苗族地区分授予参战有功土司,从此中央王朝开始了对黔中苗族间接统治。

清雍正二年(1724),贵州定番、广顺仲苗“作乱”,云贵总督高其倬上奏,雍正皇帝借此发动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战争,揭开了“改土归流”的序幕。

经过两年的战争,以武力征服了黔中苗族地区,雍正四年招降长寨后生苗百八十寨,并乘威“招服黔边东西南三面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永宁、宁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寨,地方千余里,直抵粤界”。

⑤迫使黔中各地“生苗”更定姓名,改用汉姓,剃发改装,编制户口,清查产业,厘定赋额等。

“改土归流”后,大小土司罢废,黔中苗族的身分不再是土司部属,而为清王朝臣民。

土司的兵权被剥夺,不再拥有胁迫强制苗民的实力,苗族人民生产、生活不再受土司的干涉。

“改土归流”后,黔中苗民的税赋方式彻底改变,以前是按惯例由土司定征对象和份额,“改流”后则按国家统一的税则,与内地同样负担赋税。

从此“稻米”和银两成为税赋内容。

这一系列的巨变诱发了黔中苗族社会生活的震动,导致黔中苗族文化的变迁。

其一,。

在“改土归流”前,黔中苗族生产方式是斯威顿耕作方式。

其劳动工具包括长刀、摘刀、弓弩及其他一些辅助性工具,组成了一个旱地斯威顿耕作的工具结构。

改土归流后,黔中苗族的耕作方式由斯威顿耕作转向农业耕作,经过这次文化重构后,其工具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改为以耕牛、犁、锄和镰刀为主的农业工具结构。

原来的主要工具,有的退到了次要地位,有的转化为礼仪品,有的完全退出了实用范围。

在“改流”前,黔中苗族以长刀清除杂草和灌木,整理焚烧后的耕地。

以摘刀割取禾穗,束捆收藏。

以弓弩、长刀对付害兽,保护农作物。

关于长刀这一主要农具,在明代文献上有“苗刀”的专条记载,⑥明人江进之还留有“耕山到处皆凭火,出户无人不带刀”的名句。

⑦“改土归流”后,黔中苗族经过文化重构长刀完全退出了实用范围,以致后来的苗民不能用苗语称呼它,而称它为“战刀”。

但从苗语用词语音对应规律中,这种长刀的名称各方言皆有,所指对象又完全相同,根据王辅世教授的古苗语音序,⑧我们可复原出长刀名称在该次方言的读音为[ntan 55](当),被用去指汉族侠客的随身宝剑,这就说明“长刀”在文化重构中完全退出了实用性范围而成了古董,但是它在文化系统中相应的文化因子并不会简单地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经过文化调适后,将以另外的形式存留在文化文化变迁的个例分析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参见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京),1994年。

(明)江进之:《黔中杂诗》。

参见(明)《续黔书》“苗刀”条。

《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改土归流记上》。

《明史》卷166《方瑛传》。

参见《明史》卷172《白圭传》。

参见《明实录・贵州资料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参见《元史》卷29《泰定帝纪》。

《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中,并发挥另外的社会功能。

“长刀”的原生状态本来就具有随身农具和武器两种功用。

在调适中作农具的功用消失,武器方面的功用却得到增强,以致称为“战刀”。

和长刀不同,黔中苗族的弓弩和摘刀在“改流”后的文化重构中,没有完全退出实用范围。

原因在于“改流”后虽然引进种植水稻,传统栽培的小米、红稗、燕麦、小麦等仍是重要的作物,摘刀可以照样发挥其效用。

此外,黔中地区害兽多,保护庄稼仍需要用弓弩。

摘刀为一种小型生产工具,刃口长5厘米,宽3厘米,刀背有双孔,以线穿孔将刀缚于手指上,割穗时不会妨碍双手捆束禾把。

黔中苗族未完全放弃旱地杂粮生产的原因主要是水田有限,这是至今仍然存在的客观现实,因而摘刀的继续使用是必然的。

“改土归流”前,苗族使用的弓弩配有箭毒。

箭毒是用蜂毒和鸟头制成的外伤性毒膏,沾在箭头上使用,射杀野兽的效力很高。

清代“改土归流”后,明令禁止使用。

其实,当地苗族直到解放前还在使用。

20世纪60年代后,山林被坏,人口骤增,害兽濒于绝迹,弓弩与箭毒退出了实用范围。

目前,弓弩仅作为礼仪用品,在丧葬、杀牛祭祖、射背牌中作为礼仪用具。

①其二,技术操作的变迁。

黔中苗族在清代“改土归流”后,牛耕镰收技术全面普及。

但是这无论在相应的观念上,还是在技术的把握上,都与中原汉族等农耕民族不同,黔中苗族不像农耕民族那样珍视耕牛,他们喂养的水牛、黄牛,一部分用于耕作,另一部分则用作祭祀。

对祭祀用牛的喂养极为精心,精粮喂养,不用于役使,整年放闲。

相反,耕作用牛喂以粗料。

斯威顿耕作与农业生产是两种不相同的人类经济生活类型。

两者在技术取向上各有所长,相互间很难兼容。

苗族文化重构后,黔中苗族接受了水稻种植,他们乐意发展水稻生产,但客观上却做不到。

黔中苗族地区山高谷深,地表崎岖,能辟作水田的地段十分有限。

尽管他们喜欢水稻,但由于居住环境的限制,不得不同时凭传统的斯威顿耕作求生存。

黔中苗族地区的文化重构后,造成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农业类型文化,而是一个斯威顿耕作与农业生产相互补充的混合经济结构。

这种混合经济在技术上表现为兼容两种技术进取方向,使之相互兼作。

斯威顿耕作,在技术上要求最大限度地发现、识别、利用当地可以长出的一切植物和动物资源,而不要求研究有限品种作物的增产方法。

农业生产则不同,往往把技术进取的主攻点放到主要种植作物的增产上。

两者在技术上的相互兼容,使黔中苗族种植水稻的技术精度与汉族等农耕民族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黔中苗族地区旱地作物品类较多,各种豆类、麦类、玉米、荞子、红稗等不下数十种。

其中小米和红稗的种植最能代表传统的斯威顿耕作特点。

苗族同胞在秋季百草结实前砍掉杂草,减少地里杂草在来年的萌芽率,到春季将砍下的杂草杂树烧掉。

小米可以在热灰上直接撒播。

红稗、小米的种植不需要特别的管护。

在这样的“耕地”上,有几种作物混生,按成熟先后取用。

有效地利用多种植物成熟的次第差,确保食物供给,黔中苗族同胞的这种选择既合理又明智、又现实。

农业生产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经济类型,斯威顿耕作方式是随种随收,即收即用。

在黔中苗族地区,他们播种与收割时间都比较长。

水田旱地兼营使他们不至于青黄不接。

收获物种成熟期相互间的彼此衔接,不会出现空缺季节。

因而其仓贮不如汉族农民多,但严重的饥馑却不易发生。

其三,生产组织的变迁。

“改土归流”前,黔中苗族的生产组织是随苗历的季节更替而作周①参见杨庭硕:《相际经营原理———跨民族经济活动的理论和实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518页。

期性的变换。

大致说来,热季按血缘宗族集中进行大季种植与采收;冷季以姻亲集团为分野,进行手工生产和狩猎活动。

由于斯威顿耕作具有游动性,生产组织活动区也按季节而变动:热季在山上,冷季在平地。

生产区除了按季节更换外,由于土地肥力因长期使用会下降,热季在山上的寨址也常有变动。

即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内,周期性地轮次立寨,地址虽有位移,寨名却不变,因为寨名是与宗族联系在一起的,宗族迁新址,寨名也随之而迁。

江进之在《黔中杂诗》中提到:“花苗所在营三窟,草檄谁人谕百蛮。

”清初方志云:“白苗……性憨而狡,转徙不恒,为人雇役垦佃,往往负租而逃。

”①“转徙不恒”是实情,要转徙自然得随宗族而动,不像定居民族那样死守耕地受雇垦佃。

“改土归流”后,黔中苗族的文化变迁中,其生产组织受到的冲击并不大。

原因在于黔中地区虽然实行流官统治,但土司的影响仍然存在,地方政府也未把他们列人正式的编户,未干预其内部组织,只向他们的宗族首领索取赋税。

这些首领在苗族社会中被称为寨老,封建官吏则委为“粮头”。

但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由于水稻以及水田在经济中地位的提高,村寨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