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营造学社的《营造法式》彩画作研究：回顾及最新进展李路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论文摘要《营造法式》作为中国营造学社研究的起点，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营造法式》彩画作（或其中装饰与色彩）的研究，相对于《营造法式》大木作（或其中结构和构造）的研究，是一个较为后起的领域。
本文试图对1921~2005年学术界对《营造法式》彩画作的研究进行简要的回顾，并将笔者近年的成果作一概要介绍，以此反映中国营造学社学术之一脉的产生、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营造法式》，营造学社，彩画作，建筑史学AbstractThe Building Standard Book, Yingzao fashi of 12th century, regard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search work in the Society for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have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The previous investigations in the literature are mostly focused on the aspect of construction(Rules for Wood Works), whereas decorations (Rules for Color Painted Works) are less concerned,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which are comparably slowly produced. This paper is going to present the starting, succeeding and development of a branch in the scholarship of the Society for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by tracing the way of researching from 1921 to 2005 on the Rules for Color Painted Works in Yingzao fashi, and briefly introduce the recent productions of the author.Keywords: Yingzao fash; the Society for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Color Painted Works; historiography of architecture《营造法式》是我国仅存的两部古代建筑专书之一。
《营造法式》成书的北宋末年，正是中国古代之科技与文化的高峰和转折时期。
由于《营造法式》兼具资料的“系统性”和文化的“典型性”，因此一经发现便受到高度的重视。
1925年印行的“陶本”，是《营造法式》文献整理的第一个系统成果。
而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营造学社对《营造法式》的解释与研究，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学”的起点。
因此，《营造法式》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在既往的《营造法式》研究中，主要的焦点集中在大木构架的结构及形式规律的研究。
在这方面，不论是对《营造法式》原始文献的考订和解读1、对唐宋时期建筑实例的归纳与比较2、对这一时期建筑之结构力学3和数理美学规律的探索4，国内外学者都已经获得了可观的成就。
这些研究已经能够初步揭示中国唐宋时期建筑大木构架的设计方法，并对这一时期的建筑学成就进行客观评价，进一步寻找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定位，作为今天建筑设计和理论研究的参证。
然而，对于《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雕作”、“旋作”等部分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得多。
诚如梁思成先生在“营造法式注释·彩画作制度”中所言：在现存宋代建筑实物中，虽然有为数不算少的木构殿堂和砖石塔，也有小数小木作和瓦件，但彩画作实例则可以说没有，这是因为在过去八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每次重修，总要油饰一新，原有的彩画就被刮去重画，至少也要重新描补一番。
即使有极少数未经这样描画的，颜色也全变了，只能大致看出图案花纹而已……在《营造法式》的研究中，“彩画作制度”及其图样也因此成为我们最薄弱的一个方面。
5彩画作的研究之所以较为滞后，主要原因是实物的缺少，但这并不能降低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言：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色彩是构成它的艺术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这方面实物的缺少，因此也使我们难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宋代建筑形象图。
……虽然《法式》中还有我们不太懂的方面如各种灶的砌法、砖瓦窑的砌法等，但不直接影响我们对建筑本身的了解，至于彩画作，我们对它没有足够的了解，就不能得出宋代建筑的全貌，“彩画作制度”是我们在全书中感到困难最多最大但同时又不能忽略不予注释的一卷。
6梁思成发此慨叹的时代，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距今已有近半个世纪，而《营造法式》彩画作的研究如果从1921年朱启钤领导陶湘等人对《营造法式》进行重新校勘绘图时算起，至今已经历了88年。
时至今日，文献版本的考证、地下遗物的发掘，以及古建筑实例的考察都有所进展；而学术界也逐渐将《法式》研究的重心转向大木作以外工种的研究，以图进一步考究和完善“宋代建筑”的真实图景。
《营造法式》彩画作的研究虽算不上建筑史的热点领域，却也从未停止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梁思成、陶湘、竹岛卓一对于文字整理和校勘的基础研究之外，关于彩画作的专题研究大多由女性研究者完成，这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学史上，或许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近年，笔者在随傅熹年院士、王贵祥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及博士毕业之后的数年，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该领域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本文试图对1921~2005年学术界对《营造法式》彩画作的研究进行简要的回顾，并将笔者近年的成果作一概要介绍，期望读者能借此大致了解中国营造学社学术之一脉的产生、传承与发展。
一、1921~2005年的《营造法式》彩画作研究概述《营造法式》彩画作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朱启钤先生成立中国营造学社之前的学术活动。
1921年朱启钤因公赴欧，“见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专书”7，更加意识到《营造法式》对于中国建筑学的重要性，因此回国后即发动陶湘、傅增湘、罗振玉、郭世五、阚铎等人，以《营造法式》的三种清代抄本（四库文溯阁本、蒋氏密韵楼本和“丁本”）互相勘校，按照宋本残叶的行格版式，重新绘图、镂版，并于1925年刊行，当时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后人称之为“陶本”。
“陶本”刊行时的《营造法式》图样，其最初理想是“依绍兴本重绘”8，而且在第33、34卷的彩画作图样部分，“原书仅注色名深浅……今按注填色，五色套印……郭世五氏夙娴艺术与颜料纸质，覃精极思，尤有心得。
董都斯役，殆尽能事”9。
1925年刊行的“陶本”，首次根据图样中用文字标出的色彩着色，作出了《营造法式》彩画作的彩色图版（图1：[1]-[2]）。
这部分图样印制精良，数十年来一直是表达《营造法式》色彩的诉诸直观的、非常重要的成果。
*此后至2004年，关于《营造法式》彩画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这部分成果在2007年又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选整理，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再次出版，题为《〈营造法式〉图样》。
第一，对《营造法式》原状和原意的研究和解释。
其中《营造法式》的内容包括文本和图样两个部分；第二，历史层面的研究。
其中“历史”又可分为“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
前者着重进行单个纹样或单个构件的纵向比较，试图通过将大量的实例纳入《营造法式》的体系，考察某一个纹样或某一种装饰方法的起源和变迁；后者则试图对《营造法式》内部，或与《营造法式》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不同等级、不同性质的装饰纹样或装饰方法进行比较，探求各类装饰的个性与共性，以揭示《营造法式》彩画作中隐含的深层规律。
第三，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美学思想、艺术风格和形式规律等问题；第四，技术层面的研究。
主要从颜料化学、颜色学、光学等角度，对《营造法式》记载的颜料配比和绘制工艺进行研究。
兹将这部分研究成果分述如下：1、整理与解释《营造法式》彩画作的文字和图样《营造法式》全文校勘和标点的成果，主要由陶湘、梁思成和竹岛卓一等近现代学者完成。
梁思成先生对彩画作部分的研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尚未达到大木作研究的深度，在完稿于20世纪60年代的《〈营造法式〉注释》中，彩画作部分仅完成了文字的标点和33条注释。
竹岛卓一于1971年出版的《营造法式の研究》10，对“彩画作”的功限、料例等进行了初步的统计。
郭黛姮于200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11，从彩画类型、绘制要点、施工程序等方面对《营造法式》彩画作部分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并援引植物学文献和同时期的纹样实物，对《营造法式》彩画的4种植物纹样进行了考证。
吴梅于200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研究和北宋建筑彩画考察》12，其中上篇，《〈营造法式〉卷第十四彩画作之注析》，在梁思成的文字校勘和句读的基础上，从制度、纹样和绘制技术的角度对《营造法式》的彩画作部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释读和整理，并在释义和句读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至此，《营造法式》彩画作部分的文字校勘大体完成，词语意思大体疏通。
关于《营造法式》彩画作的图样，如前文所述，1925年刊行的“陶本”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重绘敷彩，为《营造法式》彩画提供了一个直观的面貌，但事实上，这部分图样是民国时期工匠根据当时仅有的清朝中后期抄本和当时的彩画绘制方法“因时制宜”的结果，正如数年后叶慈博士所论，“关于传说之花纹色彩，必随时代而变更。
至于写手，无论如何忠于所事，终不免于无意中受其时代潮流，及个人风范之影响，以致不能传其实也”13。
叶慈的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梁思成在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营造法式〉注释序》中指出，《营造法式》的雕饰花纹图样“假使由职业画匠摹绘，更难免受其职业训练中的时代风格的影响，再加上他个人的风格，其结果就必然把‘崇宁本’、‘绍兴本’的风格，完全改变成明、清的风格”14。
其观点和叶慈是完全相同的。
在“陶本”刊行之后，“正拟赓续校印图样，而苦于佐证之不充”15，对图样的校补成为学术界的夙愿。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石作、大木作和小木作的图样校补均有了可观的成就，而彩画作的图样也有了一些零星成果（图1）：1-2.陶本补绘，1925年；3.莫宗江补绘，1955年 4.莫宗江绘制的前蜀王建墓前室门券彩画，1955年5-7.郭黛姮指导补绘，1999—2001年；8-12.吴梅补绘，2004年图1 现有关于《营造法式》图样的色彩复原成果20世纪50年代，莫宗江先生补绘《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五彩遍装）图样1张，作为林徽因《〈中国建筑彩画图案〉序》的插图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