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营造法式》编于熙宁年间(1068-1077)，成书于元符三年(1100)，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的《木经》的基础上编成的。

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

《营造法式》是宋将作监奉敕编修的。

北宋建国以后《营造法式》的文字部分和图解部分百余年间，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此起彼伏，造型豪华精美铺张，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成风，致使国库无法应付浩大的开支。

因而，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额、指标急待制定，以明确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建筑的艺术形式及严格的料例功限以杜防贪污盗窃被提到议事日程。

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将作监第一次编成《营造法式》，由皇帝下诏颁行，此书史曰《元祐法式》。

因该书缺乏用材制度，工料太宽，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端，所以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又诏李诫重新编修。

李诫以他个人10余年来修建工程之丰富经验为基础，参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终于编成流传至今的这本《营造法式》。

全书357篇，3555条。

写的主要是当时建筑设计与施工经验的集合与总结，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原书《元祐法式》于元祐六年(1091年)编成，但因为没有规定模数制，也就是“材”的用法，而不能对构建比例、用料做出严格的规定，建筑设计、施工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李诫奉命重新编著，终成此书。

全书共计34卷分为5个部分:释名、各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

看样主要是说明各种以前的固定数据和做法规定及做法来由，如屋顶曲线的做法。

营造法式》主要分为5个主要部分，即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共34卷，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

第1、2卷是《总释》和《总例》，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和当时的通用名称以及书中所用正式名称。

总例是全书通用的定例，并包括测定方向、水平、垂直的法则，求方、圆及各种正多边形的实用数据，广、厚、长等常用词的涵义，有关计算工料的原则等。

第3至15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的制度，详述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设计规范，各种构件的权衡、比例的标准数据、施工方法和工序，用料的规格和配合成分，砖、瓦、琉璃的烧制方法。

第16至25卷按照各种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各工种所需辅助工数量，以及舟、车、人力等运输所需装卸、架放、牵拽等工额。

最可贵的是记录下了当时测定各种材料的容重。

第26至28卷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是为“料例”，其中或以材料为准，如例举当时木料规格，注明适用于何种构件;或以工程项目为准，如粉刷墙面(红色)，每一方丈干后厚1(3公分，需用石灰、赤土、土朱各若干公斤。

卷28之末附有“诸作等第”一篇，将各项工程按其性质要求，制作难易，各分上、中、下三等，以便施工调配适合工匠。

第29至34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

纵观《营造法式》，其内容有几大特点，第一，制定和采用模数制。

书中详细说明了"材份制"，"材"的高度分为15"分"，而以10"分"为其厚。

斗拱的两层拱之间的高度定为6"分"，为"栔"，大木做的一切构件均以"材"、"分"、"栔"来确定。

这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模数制的文字记载。

第二，设计的灵活性。

各种制度虽都有严格规定，但未规定组群建筑的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寸，各种制度的条文下亦往往附有"随宜加减"的小注，因此设计人可按具体条件，在总原则下，对构件的比例尺度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第三，总结了大量技术经验。

如根据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规定凡立柱都有"侧角"及柱"升起"，这样使整个构架向内倾斜，增加构架的稳定性;在横梁与立柱交接处，用斗拱承托以减少梁端的剪力;叙述了砖、瓦、琉璃的配料和烧制方法以及各种彩画颜料的配色方法。

第四，装饰与结构的统一。

该书对石作、砖作、小木作、彩画作等都有详细的条文和图样，柱、梁、斗拱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小、构造方法的同时，也规定了它们的艺术加工方法。

如梁、柱、斗拱、椽头等构件的轮廓和曲线，就是用"卷杀"的方法制作的。

该手法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发挥其装饰作用，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

下面我们来说说他的意义:《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的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

该书是王安石执政期间制订的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一，以杜绝腐败的贪污现象。

因此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工限和料例。

例如对计算劳动定额，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中工(春、秋)、长工(夏)和短工(冬)。

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减和增10,，军工和雇工亦有不同定额。

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照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距离，水流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

料例部分对于各种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

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之现象。

《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了解，添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

《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曾重刊，但亦未传世。

南宋后期平江府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现在常用的版本有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营造法式》(后称"丁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印，是为石印大本。

1925年陶湘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校勘后，按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是为陶本。

后由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小影印成《万有文库》本，1954年重印为普及本。

浙江宁波宝国寺大殿是北宋前期所建的一座《营造法式》对各种单体建筑作了概括的记述木架建筑，他的四根内柱是用拼合法制成的，其中三根是由八根木料拼成的八瓣形柱子。

这不仅是国内已知的最早拼合柱实例，也是宋代拼合柱实物的孤例。

而在此殿建成后九十余年问世的《营造法式》中也载有拼柱法，虽然拼合方法不同，但同是用小料拼成大部件以解决用料的困难。

不久前我们为了苏州瑞光寺塔的复原设计，曾去考察了五代末年至宋初的几座石塔和经幢，联系江苏宝应出土的南唐木屋和镇江甘露寺铁塔第一、二层来考虑，感到五代至北宋间江南一带的建筑和《营造法式》(以下简称《法式》)的做法很接近，尤其是大木作，几座石塔的斗拱、柱、枋、檐部等，几乎都可和《法式》相印证，屋角起翘也平缓，和明清时期江南的“嫩戗发戗”迥然不同。

因而使我们联想到北宋初年曾在汴京名噪一时的建筑大师俞皓，他从杭州去京师后，于端拱二年(989年)也就是灵隐寺石塔建成后29年，在东京建成了著名的开宝寺十一层木塔，他著的《木经》则被奉为营造典范而流行于世，是李诫《法式》问世前的权威性建筑著作。

所以说由于俞皓的活动和《木经》的传世而使浙东建筑做法在京师产生一定影响，那也是不足为奇的。

从《法式》的内容来考察，除了前述拼柱法以外，还可以在书中找到一些做法在江南很流行而在北方则很少见到，例如竹材的广泛使用、“串”在木架中的重要作用，上昂的应用等。

《法式》竹作制度叙述了种种竹材用法:竹笆可代替望板;窗子上下的隔墙、山墙尖、拱眼壁等可用竹笆墙(称为“心柱编竹造”，“隔截编道”，这种墙在江西、安徽的明代建筑上仍被使用);殿阁厅堂的土坯墙每隔三皮土坯铺一层竹筋，称为“攀竹”用以加强墙体;竹子辟蔑编网，罩在殿阁檐下防鸟雀栖息于斗拱间，称为“护殿檐雀眼网”，这是后来用金属丝网罩斗拱的先例;用染色竹篾编成红、黄图案和龙凤花样的竹席铺在殿堂地面上，称为“地面棋文覃”;也可用素色竹篾编成花式竹席作遮阳板，称为“障日”;在壁画的柴泥底子里，还要压上一层篾作加固层;施工时的脚手架(称为“鹰架”)和各种临时性凉棚，也多用竹子搭成。

这些情况表明竹材在汴京用得相当广泛，即使在宫廷中，也不比江南逊色。

竹子盛产于中国南方，很早就用作生活器具和建筑材料，北宋咸平二年王禹在湖北所建黄岗竹楼即是著名的例子。

汴京宫廷建筑大量使用竹材，使之带有浓厚的南方建筑色彩。

“串”这一构件在《法式》厅堂等屋的大木作里用得很多，主要起联系柱子和梁架的作用，这和江南常见的“串斗式”木架中的“串枋”和“斗枋”的作用是相同的。

例如，贯穿前后两内柱的称“顺袱串”(与梁的方向一致);贯穿左右两内柱的称“顺身串”(与檩条方向一致);联系脊下蜀柱的称“顺脊串”;相当于由额位置承受副阶椽子的称“承椽串”;窗子上下横贯两柱间的称“上串”、“腰串”、“下串”。

这些串和阑额、由额、襻间、地袱等组成一个抵抗水平推力(风力、地震力等)的支撑体系，使木构架具有良好的抗风、抗震能力，若以此和串斗式木构架比较，不难看出其间的相似之处。

大量的出土明器证明东汉时广东一带已盛行串斗式建筑，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所示建筑图案中也有腰串加心柱做法，和《法式》很接近。

至今江西、湖南、四川等的农村，仍采用串斗构架建造房屋，二千年间一脉相承，说明了它的存在价值。

《法式》卷四飞昂条说:“造昂之制有二:一曰下昂，...二曰上昂”。

可是作为斗拱上重要构件的这两大昂类，只有在江南才能全部看到，而在北方这么多唐、宋、辽、金以至元代建筑中，却只见下昂而未见上昂(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补间铺作在下昂后尾下有一斜料，形如上昂，但作为附加的装饰物，不具上昂的作用，故不能视为真正的上昂)。

宋代上昂遗物，苏州一地即有两处:其一，玄妙观三清殿内槽斗拱两侧;其二，北寺塔第三层塔心门道顶上小斗八藻井斗拱。

这两处上昂时期略晚于《法式》，都是南宋前期之物。

上昂遗规还可见于江南明代建筑。

有趣的是:北方唐、宋、辽、金建筑上虽然不用昂，但到明代，北京宫殿、曲阜孔庙等处官式建筑的外檐斗拱后尾，却仿上昂形式，斜刻两条平行线，并仿昂头式样刻作六分头，仿契式样刻作菊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