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纬·M ARKET中美贸易关系自从两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
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议以及与贸易有关或者无关的人权问题，正是中国“入世”前中美贸易关系特点的真实写照。
中国“入世”后，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摩擦出现的频率反而有所增加，美国成为了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
美国公司对海外竞争对手提出的倾销指控中，有20%以上涉及中国。
尽管庞大的美国市场和迅速崛起的中国市场以及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使得这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此激烈的贸易摩擦，不禁让人担心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
一、中美经贸关系现状2007年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在总体发展的同时，不断上演变奏插曲。
除了反倾销等惯用的贸易救济措施和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策略，美国开始采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和手段，以对中国造成更大的压力，实现其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的。
2007年4月9日，美国政府就中国打击盗版不力和限制美国电影、音乐、图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两项问题，向ＷＴＯ提起申诉。
这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ＷＴＯ以来，美方向中国提出的第一起违背知识产权保护的诉讼。
早在2007年2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就宣布，美国已向ＷＴＯ提出申诉，指责中国为国内制造商提供补贴以刺激某些行业的出口。
美方明确提到了钢铁、木材产品和信息技术三大行业。
2007年3月3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铜版纸征收10.9%～20.4%的初步关税。
此举改变了美国坚持23年的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反补贴法的贸易政策。
多年以来，美国国会曾数次有议员提出修改反补贴相关法律的议案，均被国会否决。
而美国商务部仅凭美国国际贸易法庭2007年3月29日的判断，认为此属于商务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就立即于次日做出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这也反映出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适用《反补贴法》的决定并无法律依据。
2007年5月2日，美国宣布将于2007年8月13日对铜版纸反倾销和反补贴案做出合并终裁。
同时，美国并未放弃传统的贸易保护方式，美国正在酝酿对中国钢铁实施反倾销。
此外，美国还做出终裁，即将对中国活性炭产品实施反倾销制裁。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一）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分析1．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
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由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
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他们的消费结构也会逐渐升级和转换。
在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
而当人们的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
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及未来走向文／张京庞引巧74经济论坛2008·24M ARKET·市场经纬的。
考虑到中美之间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中国在生产这些产品上具有很强的成本优势，这就导致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但是，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他们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
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回流，加强了对其国内产业的保护。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要求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
在这种政策的主导下，只要经济衰退或者美国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就会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从而引发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由于中国的入世效应，出口快速增加，加上美国自2001年出现经济衰退，美国“夕阳产业”就业人数大幅减少。
因此，美国政府在贸易政策上加强了贸易保护。
例如，实施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颁布了新的农业补贴法案等。
虽然钢铁保障措施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每年3.7亿美元的钢铁出口，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争吵在所难免。
3.美国对我国的巨大贸易逆差以及美国经济近期逐渐陷入衰退期。
从2001年到2005年，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由281亿美元增加到1142亿美元，2006年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长了15.4%，达到2325亿美元（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相差800多亿美元），美中贸易逆差在美国全部贸易逆差中占到了30%。
进入2007年，美国经济呈现放缓的迹象，而通货膨胀压力正在上升，进入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更加低迷。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工会和企业界不断以对美国贸易不平衡攻击美政府；美国制造业贸易委员会指责美国政府为其他国家大开绿灯。
美政府为了改变巨大逆差的现状以及缓和国内矛盾，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于是向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频频发起了反倾销调查，美国又于2007年3月30日对我国铜版纸启动反补贴调查。
（二）对贸易摩擦的政治分析1.“遏制中国”是美国的战略考虑。
20世纪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巩固其“世界领导地位”，争夺、维持霸权地位。
中美之间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迥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显著增加，自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首选压制目标。
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它并不希望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可与之抗衡的中国出现，美国反华势力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
根据这一思维方式，美国总是试图寻找各种借口对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如提出“中国威胁论”、鼓吹“人民币升值”等等。
而且，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敌视中国、支持台独的政治势力，不时在各个领域影响着中美关系。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全球战略中削弱和抑制中国的因素将更多的转向经贸领域。
美国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往往对中美贸易采取某些限制性措施，比如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和国会对中海油竞购尤尼科石油公司的阻挠。
这些限制措施使得美方无法在中美贸易中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美贸易产品结构的扭曲，加剧了中美贸易逆差和中美贸易摩擦。
2．利益集团的干预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各种利益集团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利益积极影响美国立法和其他政治决策，对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其成员的公共决策施加影响。
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拉票、大规模宣传等手段推销自己的态度立场，影响议员的决定。
以美国制造业工人组织———劳联产联为例，该组织代表美国1300万工人权益，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对美国政坛有强大影响力，素有美国“票仓”之称。
因此，小到企业的贸易活动，大到国家的贸易政策、贸易谈判，只要可能涉及该组织所代表的劳工利益，它就会在国会大力游说，更会以游行、示威、罢工等手段相威胁，该组织对国会决策的影响非同小可。
例如，中美双边谈判进程对中国入世谈判有决定性影响，中美双边谈判需要解决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美国给与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后改称正常贸易关系，即PNTR)。
这个问题受到的最大抵制和阻挠便来自劳联产联。
因为劳联产联一向是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反对者，他们担心中国入世会加剧美国的“工作输出”。
尽管PNTR可以给美国带来巨大商业利益，但是劳联产联对此置之不理，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和劳工待遇问题。
实际上，作为美国历史上排华运动的先锋，劳联产联并不真正关心中国工人的待遇，它真正关心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利益，只不过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更“高尚”、更有迷惑性的理由。
三、对策探讨和建议（一）了解相关政策及其变化趋势，以便能及时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截止目前为止，已有66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虽然我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目前尚未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相互之间已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
这标志着我国企业应诉反倾销的国际环境得到了逐步改善，但针对我国企业的反补贴调查将会越来越多，我国的反补贴形势将日趋严峻。
可以看出，中国以后面临的国外贸易补救措施更加严峻，以前几乎只有反倾销，但如今反补贴也开始出现。
这就对我们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我国的企业除了在应对反倾销时不能掉以轻心外，而且也要作好各项准备，以便面临国外反补贴时也能临危不乱。
（二）我国企业应分散国别贸易，寻找更广大的空间２００8·24经济论坛75市场经纬·M ARKET多年来，我国企业的出口对象主要是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而且我国企业有种打价格战的癖好，可是打着打着就遭来了贸易国的反倾销等贸易补救措施。
基本上我国的一半以上的反倾销案件来自欧盟、美国和日本，尤其是美国，近年来此类案件快速增长。
我们认为，我国企业应辟多条贸易路径，往其他国家（如非洲就是一个大好市场）寻求贸易商机，不要硬往欧盟、美国、日本这座独木桥上挤，利人利己利国家。
比如，浙江企业近年来依据《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做生意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浙江企业根据《报告》给出的将近200个国家的风险分析信息，选择最佳而且最适合本企业的贸易伙伴国，从而既能有利于企业快速在伙伴国打开市场，而且可以绕开一些贸易壁垒。
（三）加快调整产业结构1.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在开放中增强国际竞争力。
根据加入WTO和国际经济形势的要求，我国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不可能实行梯度升级模式，而应实施跨梯度升级模式。
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在发挥本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同时，应大力改善后天因素，包括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投资环境、形成聚集效益，促使资本、技术和专业人才向本国流动，以弥补资源禀赋方面的劣势。
同时，要大力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积极参与其国际分工、环节分工，尽可能多地利用全球资源，增强“本土”各种类型企业的竞争力。
2.“让位”和“就位”改革同时进行，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步伐。
“让位”是“让位”于市场，并努力营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
“就位”是“就位”于公共管理，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3.整体设计，分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在某个时点上，只能取决于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现状，但从动态的角度看，则取决于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进化和优化过程。
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利用加入WTO的机遇和西方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进一步增加对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其他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并且吸收更多的发达国家传递过来的产业，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开放中谋求我国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并通过各种适宜的产业振兴政策手段主动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创造动态比较优势，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