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要求加强社区建设的几点建议一、我区社区建设和发展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1、配套规划较难落实、发展空间受限一是监管机制不畅造成现有政策落实难。
社区一级自治组织成立后，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甬党[2001]4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社区规划工作的通知（甬党办［2006］46号）》，对“将社区设施纳入公共设施配套建设规划；配套建设社区用房的标准和位置；涉及到两个以上开发公司的住宅区实行集中配套；对零星开发的配套政策”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上述政策出台后的近10年来，政策中提到的“社区配套设施在住宅区中心位置”这一点没能实现，“对涉及到两个以上开发公司的住宅区实行集中配套”这一要求也没能得到落实，“对零星开发的住宅区，其开发商可按标准折算后缴纳社区配套用房经费，所缴经费专项用于建设和购买社区配套用房”也是执行不利，“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象暴露出政府监管机制的不畅。
配套用房“边角料”和“分散”现象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先天的不足将不利于今后社区服务功能的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二是现有政策滞后于社区建设发展的实际。
目前解决社区配套用房的途径仍较为单一，多数是靠开发建设的配套来改变现状。
以中马街道为例：社区成立之初，街道所辖7个社区，其中浮石社区得益于97年建成的新马小区而增配了70平方米的办公服务用房，当时在中马街道乃至全区范围内也属于配套较好的社区，多年后的今天，由于该社区没有开发地块，当年最好的徒然间变成了较差的，反差很大。
试问，如果一个成熟的老小区，没有开发建设的条件，难道他的硬件设施就不需要改善吗？它所提供的服务就可以打折扣吗？其次，现有政策的滞后还体现在：①按户而不是按照开发面积配套。
开发住宅的房型面积（单套）越来越大，有的达200—300平方米每户，造成实际户数越来越少，相应的配套房就少；②除住宅以外的其他开发项目均无社区用房和社工配套政策。
作为城市核心区的中马街道，近年来住宅开发面积很少，据统计,仅开发建成了外滩花园、同方杰座、雨辰文星、汇豪天下四个小区，开发面积313046平方米;而近年的商业开发地块明显增多，如建成的老外滩商务地块、外滩大厦、大时代，在建的桃渡路地块、钻石商业广场地块、来福士广场地块、豪成房产地块以及待建的北客地块、北站地块，开发面积达到了579885平方米，住宅仅占了总开发面积的35%。
但是，无配套不等同于他是服务的盲区。
如此数据上的悬殊，不难说明现有政策滞后于社区建设发展这一客观实际。
2、社区行政倾向过浓、自治举步维艰社区居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政府与社区居委会之间应当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而在现实社会中却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事实上政府职能的延伸。
政府同许多志愿者协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关系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
由于行政主管部门把社区当作是下属的行政性单位，而且握有经费下拨，评先评优等权力，因此，社区对下达的工作任务不能有过多的微词，从而导致社区行政职能严重泛化，成为“全能型组织”，这种社区居委会“三自”地位与行政惯性的矛盾，通常以牺牲社区自治、强化政府职能作为解决问题的代价。
因此，“资源共享、共驻共建”显然是一条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社区建设之路，效果自然也就相当有限了。
据我们了解，行政化倾向过浓还引发了社区负担过重等一系列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社区需建立人口学校、平安促进会等各种组织41个；需要组建禁毒、双拥等各类领导小组30个；需要承担各类创建活动39项；进行经济、新社会阶层等各种普查17种；开展入户调查项目17项；迎接各类考核57项；准备台帐资料64本；需要挂牌及开展各类专题活动17项；开具各类证明14种；开展交通、消防、食品、药品、医疗卫生、公共卫生进社区服务7大类；还不包括上级部门临时交付的零零种种的任务。
以中马街道外滩社区为例，辖区内有大小企业670余家，200余家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万余人，单以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为例，以每个社区干部一天跑15到20家企业计算，仅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一项，社区干部就需要心无旁骛跑上一个月。
另外，有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延伸未能做到“费随事转”，也额外加重了社区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名目繁多的考核评比现象的背后绝非单纯的工作作风问题，如果听任这一趋势蔓延，社区居委会这一法律上规定的居民自治组织只能越来越成为职能部门的附庸，无论是政府投入的资源还是居民的参与，只能围绕考核内容打转。
因此改革目前的检查评比制度，已成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
也许有人会说，社区自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有地方办公、有钱办事就行了；至于社区负担过重嘛，要学会自我减负、自我解压。
殊不知，如此大量和繁重的日常事务，让我们的社区干部无暇顾及他们的服务对象，大部分时间只顾着应付检查和伏案造假，怎么有时间和精力去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
另外，“属地管理”模式的延伸和全覆盖，无意中把社区推向了风口浪尖，推向了与群众的对立面，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尴尬地位直接导致了社区自治道路的渐行渐远，与群众的感情的渐行渐远，社区建设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俗话说“根基不牢、地动山摇”，由此引发的群众信任危机将是我们当前难以实现“以服务疏导舆情、以服务促进和谐”的主要症结所在。
二、提升我区社区建设和服务水平的几点建议1、充分认识社区建设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当前，社区建设和发展是推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的必由之路，政府对推动社区发展负有的责任也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支持不等于包办，政府支持社区建设并不是说政府要直接提供具体服务，而是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条件，保证社区服务的供给，促进社区的健康发展。
政府的支持一方面可以较好解决目前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的服务功能有限、服务结构不合理、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突破社区建设低水平和徘徊的局面，促进社区建设持续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和社区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非行政等级关系，从而保证社区服务的福利性、公益性方向得以切实坚持。
我们要借助“十二五”开局的重要机遇，大胆进行基层组织管理方面的政策设计和体制创新的先行先试，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和实践活动，立足我区实际，研究制订相关配套政策，并在全区“十二五”规划中充分体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的有关内容，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舆论氛围，为各项政策措施的实际落实创造良好的外部空间。
2、要想方设法消除各种制约社区发展的因素一是解决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要教育相关职能部门，切实转变“管理失之于宽，管理失之于软”的现状，明明白纸黑字写得那么明了的政策，落实起来真有那么难吗？近10年了，难道还没有探索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是政府职能部门间的相互推诿还是另有什么利益的博弈？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暴露出我们的多家职能部门未能树立“一盘棋”的思想，未能各司其职、多方联动，全面落实各自监管职责。
据了解，作为大市区范围内的镇海区，2007年9月有关部门联合编制了《镇海区域社区布局规划》，该规划充分考虑了社区用房的建设要求，将基层社区服务中心用地集中设置并预留，社区中心集社区（志愿）服务站、居家养老服务站、社区居委会、社区警务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室内文体活动站等功能于一体集中配置。
对零星开发的住宅区，其开发商按标准折算后缴纳社区配套用房经费，所缴经费专项用于建设和购买社区配套用房。
对于现有部分社区配套用房面积不足或过于分散且确实无法集中设置的，从社区实际出发，适当降低配置标准，采用新建、改建、划转、购置、租用等手段，逐步扩大社区配套用房的面积。
建议我们的政府参照镇海模式，对社区布局的范围、总量、安排等做出一个科学、合理、详尽、可行的中长期规划。
二是解决政策滞后于社区发展的难题。
我们也知道社区建设的指挥棒在市里，但这不足以成为我们被动应付和坐等的原因，按居民户数（非住宅没有配套政策）配套社区用房的政策显然已不符合当前社区发展的需要。
据了解，2010年颁布实施的《宁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实施意见》明确规定“物业管理用房的面积、具体位置，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初步设计审查后征求辖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的意见，并在规划设计方案中确定，不得任意调整；住宅按照物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地上总建筑面积的3‰配置物业管理办公用房，按4‰比例配置物业管理经营用房；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物业均为非住宅的，按照物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地上总建筑面积的3‰比例配置物业管理办公用房”。
与如此详尽合理的物业配套要求和制约措施相比，事关社区建设的相关政策多年风雨不变，社区承载的重任与极其弱势的地位反差较大。
因此建议区政府拿出江北“万达速度”，根据我区的实际情况，从不同的途径，在不同的场合，积极向市政府反映和呼吁，尽快通过政策的完善消除制约社区发展的短腿。
3、培育“公共需求管理”理念在社区的实践一是切实推行准入制度。
建议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对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切实转变观念，按照法律的规定和政策要求，加强对社区自治组织的指导、支持和帮助。
各职能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能，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把工作重心放到社区，把工作职责延伸到社区，不能简单地让社区成为职能部门落实工作的替代品和附属物。
同时应明确负责社区减负工作的主管部门，对职能部门任意“授权”现象进行有效监督，遏制考核评比检查过多的现象。
二是彻底改革评估标准。
作为街道也好，社区也好，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让居民而不是职能部门成为有关领域创建业绩的认定者。
所以，对于各类名目繁多的创建活动，最好由职能部门、基层社区和群众共同制定标准、计划和行动方案，最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考核评估的重要依据。
这些社区建设和管理的革新，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形成社区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承担社区建设和参与社区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