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第一人——卫三畏引言所谓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指对境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反研究，是我们站在母体文化的氛围里，探索母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情况、历程、规律和特点，了解它在异质文化中的影响的广度、深度和不同的层面，分析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采取了什么不同的研究方法，走过了什么样的学术道路，等等。

从外延上说，它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延伸；从内涵上说，它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补充。

研究海外汉学，可以在整体上促进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他可以作为一个深刻而有力的参照系，来观照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体系，把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实践上，可以使人们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有全面、透彻、准确的了解，因而可以使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到有的放矢，卓有成效，这就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制定对外文化交流的方略。

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美国汉学兴起于19世纪中叶，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

早期美国汉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

裨治文、卫三畏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他们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历史文化，汉学研究水平之高、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注重中国现实特别是关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从而开启了美国汉学注重现实的先河，是汉学研究摆脱了欧洲汉学古典规范的束缚。

美国汉学之缘起19世纪初期开始，随着广州、澳门中外贸易在海外影响的不断扩大，西方世界对中华帝国的认识逐渐增多，再通商的过程中，欧美基督教传教士随本国商人相继来华，东西方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的碰撞。

西方文化的不断进入，使两种文化在相互撞击过程中产生两种对世界不同看法：一是全球范围的经济、文化扩张主义；二十不顾时势境迁的时间范围的自我中心论。

这两种世界文化观最终都没能在各自的形成过程中取得成功。

但由于相互碰撞，东西方文化出现了难得的认同。

认同之一是，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引发了对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研究；认同之二是，在中国，这种研究表现为近代社会知识分子追求进步、自由，图强自主的“西学东渐”。

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不断研究和认识，最终促成了近代一门新的学科——“汉学（Sinology）研究的形成。

汉学研究的范围在近代西方涉及面广。

它包括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哲学、宗教等诸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门。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法、英、德等国已经逐渐形成一支职业化的汉学研究队伍，开始了种种专业研究。

这种专业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来华传教士作为研究汉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中发挥巨大作用。

传教士凭借他们在华传教的亲身经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以著书立说、出版发行等各种形式研究中国，是近代欧洲汉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景。

他们中出现了一批像冯秉正（Joseph Francis Marie Anne De Mailla）、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艾德（Emest John Eitel）、马礼逊（Robert Morrsion）、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汉学研究群体。

研究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甚至对中国人的心理特征、行为举止等进行描述和概括，形成了近代西方汉学研究的特有风格。

与此同时，在欧洲汉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之时，一个与此研究有着不同出发点的美国汉学研究也在逐渐形成之中。

18世纪末，美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

由于美国文化的渊源来自欧洲，在文化认同上，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一致的。

因此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美国商业资本开始了向海外扩张的进程。

在美国国内物质文明不断提高的同时，思想、文化活动也十分活跃。

19世纪40年代，随着中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美国对华商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对华投资开始以洋行形式出现。

为了扩大投资市场，美国政府和商人需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在“中国神秘”的幻梦破灭后，导致许多美国人提出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

这个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兴趣甚至超过其开发本国边疆的兴趣”。

虽然也欧洲各国汉学研究相比，美国汉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

一个显著特点是，美国传教士作为“文化”输出的先锋成为首批研究汉学的主要力量。

这些早期美国汉学研究者们把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同传教布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们一边传播基督教福音，一边从事汉学研究。

如果说，早期欧洲的汉学研究主要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学、文化的研究，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偏离西方传统汉学研究的轨迹，注重考虑美国的资深政治、经济利益。

这种特点许多年来一直被不少中外学者成为美国汉学研究与欧洲汉学研究的“截然不同的特征”。

卫三畏——美国汉学第一人相比于二十世纪及当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如费正清、史华兹、魏斐德、艾尔曼而言，卫三畏的名字是比较陌生的，中国学界对其关注也比较少。

但卫三畏却是美国汉学的开山祖师，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也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者。

他在中国生活了40年，编过报纸（《中国丛报》），当过翻译（《中美天津条约》谈判），还当过美国驻华公使代办，对中国的情况十分了解，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是美国第一位重要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因此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而且他的代表作《中国总论》把中国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综合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为美国汉学奠定了很高的起点，是标志着美国汉学开端的里程碑，该书与他所编《汉英拼音字典》过去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

卫三畏的生平1、青年时代1812年9月22日，卫三畏出生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一个基督教世家，父母都是当地长老会的成员，是虔诚的新教徒。

他曾就读于仁塞勒(Rensselaer)工业学院，学习出版印刷技术。

1832年7月他被美部会（美国对外传教机构）正式任命为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1833年6月起程前往中国，并于10月抵达广州。

2、来到中国卫三畏来到中国之后，一面工作，一面努力学习汉语，在这方面，他深受马礼逊的影响，在帮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的过程中，努力学习中文和日文，希望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他的中文水平进步很快。

十年之后的1843年，他在《中国丛报》第2卷第10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度量衡》和《论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两篇文章，标志着他在汉学研究上的正式开始。

他后来出版的《中国地志》一书，也曾大部分发表在《中国丛报》上。

当时，他还创建了著名的“布鲁因印刷所”（The Bruin Press）。

卫三畏凭着自己的勤勉努力，终于打开了在华事业发展的局面。

3、参与政事1858年6月18日，中国和美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卫三畏时任美国公使馆头等参赞兼翻译，在谈判时，他主张把传教宽容的内容加进去。

这是一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从此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就完全合法化了。

在此以前的康熙年间，由于中国的天主教各派发生“礼仪之争”以及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康熙皇帝曾于1720年颁布命令，禁止传教，后来雍正皇帝规定了更加严格的禁令。

4、回到美国1874年，卫三畏陪同美国驻华公使艾弗里到北京，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向同治皇帝递交国书。

两年以后的1876年，他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辞去外交上的职位，回到美国，定居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

1877年，他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也是美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

1884年2月16日，卫三畏在自己家中病故。

5、汉学研究1833年，卫三畏到达广州后，先后学习中文和葡萄牙文，在欧美商人的资助下为美国公理会创办了海外第一个印刷所。

当时在广州的传教士只有马礼逊、裨治文俩人，卫三畏参与了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撰写大量文章，向海外介绍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和文化习俗，还协助裨治文编著《广州方言撮要》，这些工作为他后来系统研究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47年，裨治文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后，《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卫三畏负责。

费正清曾称他是“一个天才的业余历史学家”，并把这一时期美国的汉学研究称为“著名的业余活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

《中国丛报》在后期人力、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版发行同卫三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卫三畏长期生活在中国，他的经历使他对中国问题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曾先后出版过十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文字等诸多领域，如《简易汉语课程》(Easy Lessons in China，1842)、《官方方言中的英汉用词》(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1844)、《中国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1844)、《中国商业指南》(A Chinese Cornmercial Guide，1844)、《英华分韵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1856）、《汉英拼音字典》（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等。

这些书籍一度成为外国来华传教士和商人的必读之书。

回国后，他在耶鲁大学任汉文教授，经常举办关于中国问题讲座，并著有《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1877)，《中国历史》等，这些活动为他构思完成一生最具影响的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n，1848）提供了条件。

卫三畏与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中国总论》《中国总论》是美国汉学奠基之作，法国学者考狄在《西人论中国书目》中将《中国总论》放在第一部《中国总说》的第一类《综合著作》中，这是放入同一类别中的第一部美国著作，也是十九世纪一部关于中国的全面研究的著作。

《中国总论》不但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十九世纪国际汉学的集成之作，书中参考和征引大量国际汉学的著作，代表了十九世纪国际汉学的较高成就。

以书中论中国经学、史学和文学的两章来看，《中国总论》对国际汉学研究成果竭力吸收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1844年11月，卫三畏返美度假，途经欧洲，为了编辑《中国丛报》的需要（卫三畏来华最早的任务就是负责印刷及发行《中国丛报》），在伦敦买了一套满文字模，并准备再购买一套新的汉文字模。

为了筹集资金，他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介绍中国社会生活、历史及风俗。

演说很成功，一方面由于他对中国已经有了广博而准确的知识，另一方面公众对刚刚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十分关心，并且知识分子也十分想知道这个封闭许久而刚刚打开国门的国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