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金融腐败的特点、原因及其防治措施本文系武汉预防职务犯罪研究中心研究课题“腐败犯罪行业性特征研究”〖jp〗［whrcac2008a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卫东（1968－），男，湖北宜昌市人，经济学博士，现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政策分析。

摘要：金融反腐工作因近年来金融腐败给国家经济及人民利益带来重大破坏和损失而越来越来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如何有效地实现金融反腐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本文运用系统论分析方法，通过大量金融腐败案例的研究总结出当前金融腐败的主要特点，探讨金融腐败发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求解之道，以求建立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金融反腐综合整治体系。

关键词：金融腐败；特点；原因；防治措施金融在一国经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和纽带，被形象地喻为一国经济的“晴雨表”和“命脉”。

近年来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局部金融风险以及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更加凸现出金融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人们在关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把金融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实际上，金融安全牵扯到很多方面，金融是否安全固然与金融政策和经济背景密切相关，但金融领域内部发生的腐败同样给金融乃至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冲击。

近几年来，尽管金融系统的腐败的恶性发展势头初步得到遏制，重大金融腐败案件还是时有发生。

为保障金融稳定有效运行，减少金融腐败案件的发生，就必须首先搞清金融腐败的特点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从而可以对症下药，从根本上取得金融反腐的胜利。

一、金融腐败呈现的特点金融业涉及国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腐败案件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但仔细分析近年来发生的众多金融腐败案件，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总结出它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征。

概括起来，金融腐败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金融腐败趋向于“合作”——同谋作案随着我国金融监管力度加大、金融业内控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单独作案难度增大，于是共同联手作案增多，单个案件的涉案人员增多。

有的是内部人员相互勾结，共同牟利；有的是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共同作案。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分析，在频发的金融腐败大案中，“内外”联手作案的达到了80%以上。

大量事实也表明，银行“内部人”要把巨额资金挪出银行，需要“外援”配合；“外援”虎视银行资金，也必须“内部人”倾力协助。

金融腐败大案中的“内外勾结”者无不深谙此道。

例如，2005年1月4日，东北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去开户行哈尔滨河淞街中国银行对账，发现账户中共计2.93亿元存款去向不明。

同日，东北高速接到子公司——黑龙江东高投资报告，称其存于河淞街中行的530万元资金也不翼而飞。

经公安机关查实，在河淞街中行等银行失窃的存款超过10亿元。

2004年12月30日，该行行长高山在席卷了这10亿元机构存款后，出逃加拿大。

第二天，他的小学同学、“富甲冰城”的李东哲也随他而去。

被卷走的这些巨额机构存款，都是他俩揽储而来。

高山是银行的“内部人”，李东哲作为“吸收存款经纪人”，二人与机构达成约定：对方将大额资金存到高山所在的河淞街中行，而高山和李东哲则按高息支付存款回扣以吸引社会机构的“闲置资金”，如辰能公司近3.2亿元就这样存入了河淞街中行。

自2004年10月以来，他们通过李东哲的空壳公司频繁转账，高频巨量向境外汇走了一笔笔巨款，最终酿成这一起震惊海内外的“内鬼外贼”联手作案的典型案例。

从各地公开的报道看，这种典型案例还有不少。

（二）涉案金额越来越大、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严重据《廉政瞭望》记者调查，在金融体系内由于“内鬼外贼”的相互勾结，动辄几个亿、十几个亿，甚至上百亿元的骗贷大案时而发生。

如广东佛山南海人冯明昌创造的“骗贷之最”是105亿元，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联手盗窃银行资金4.83亿美元。

步其后尘，哈尔滨河淞街中行原行长高山在“外贼”李东哲的掩护下，狂卷银行10亿元机构存款潜逃加拿大。

接着，湖南株洲市商业银行原行长黄石山与其情妇王湘妮“风卷残云”7个亿后出逃菲律宾。

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胡楚寿被查实的受贿款是635万元，农发行副行长于大路受贿金额是800多万元、挪用公款410万元。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银(香港)行政总裁刘金宝被查实的受贿款是140多万元，贪污752万元，另有1451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日前被判处死刑的农行北京分行科技处处长温梦杰，索贿受贿1073万元、贪污432万元。

这些金融贪官与工行南海支行原行长林裕行比，又是“小巫见大巫”。

林裕行个人先后收受冯明昌等人贿赂3500多万元，单位非法收受冯明昌等人贿赂7080万元等，这些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三）腐败分子作案手段隐蔽且技术含量高一些金融系统的腐败分子在内部结成了利益团伙，他们官官相护，互相掩盖，作案的隐蔽性不断增强，以致长期不被发现。

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联手盗窃银行资金4.83亿美元，时间长达8年之久，可一直无人知晓，直到2001年12月12日全行电脑联网时，才发现巨额资金被盗，而在10天之前他们就经香港出逃到了加拿大，接着又去了美国。

株洲市商业银行原行长黄石山也是在出逃菲律宾后，才被发现他们捅出的7亿元惊天大“窟窿”的。

而据四川省银监局介绍，所属银行基层网点发生的犯罪案件，一般的隐匿期也有两年之久。

此外作案手段日趋高科技化，也使得金融腐败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大大增强。

运用电脑作案时间短、取证和固定证据难度大。

如河北省任丘市人民银行联合会计杨某利用计算机程序缺陷，连续作案5年，窃取现金1500万元。

（四）职务犯罪范围扩大，“一把手”及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实施犯罪现象突出从全国发生的金融腐败情况看，职务犯罪已渗透到信贷、计划、会计、出纳、储蓄、国际业务等各个部门，涉及到从吸收存款到票据结算、发放贷款、出具信用证等各个环节，既有一般工作人员，又有分、支行干部，更有总行级领导。

值得关注的是，“一把手”及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实施犯罪现象尤其突出。

建行原董事长张恩照，收受美方一家商业公司贿送的100万美元，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对外形象。

建行原行长王雪冰、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朱小华等都有海外任职经历，他们的丑行在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银(香港)行政总裁刘金宝原在上海工作期间接受重金贿赂后，越权限、逆程序向万泰集团违规放贷15亿元，其中不良贷款高达10亿元。

一些分行、支行行长，利用手中权力疯狂捞钱的案件频频发生。

如在温州中银大厦腐败窝案中，国家损失3500万元，牵出了43名违法违纪人员。

原中银温州支行行长叶征、副行长卢明顺、符加蝶、鲁荣华，以及其他案件牵扯出来的交行苏州分行总经理蔡涵刚、工行四川乐山分行行长朱雪纯、工行河南驻马店分行行长孟凤岭及乐山路支行行长张学勤等腐败分子，都是被权钱交易拉下了水。

（五）腐败主体的专业水平和知识水平都比较高随着金融业腐败的发展变化，较高文化层次的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已成为腐败的“主力军”。

金融工作的专业化要求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金融知识，熟悉金融管理、资本运作、会计、审计等方面的业务，否则很难胜任，所以对学历、业务水平的要求相对较高。

金融业的一般工作人员如出纳则多数为高中生、大专生，而部门负责人，金融业的各级干部除少数靠熬年头得以升任之外，大多数都是正规科班毕业。

一些风险大、竞争激烈、技术严格的部门和岗位，尤其需要专业人才和特殊能力的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精、能力强的人脱颖而出。

事实上，这些部门和岗位的重任确实是由年轻有为的干部担任。

但正是其中一些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金融业领导干部，由于把握不住自己而走上了腐败犯罪的道路。

例如，武汉市检察机关1996～2000年底查处的104名腐败分子中，35岁以下的占60％以上，其中具有大专、本科以上学历的占55％。

此外金融腐败还呈现出“低成本、高收益”，犯罪主体的岗位呈现出多层次，窝案串案突出等特点，这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金融腐败发生的原因纵观这些林林总总的金融腐败案件，虽然说导致金融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就我国近年来发生的这一系列金融腐败案件而言，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金融环境处于转型期我国金融体系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阶段的转型期，存在许多制度上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易被腐败分子利用。

事实证明，哪个时期的金融秩序混乱，哪个时期的案件就多；一个地方的金融秩序不好，这个地方的金融案件发案率就高。

经济转轨时期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成为金融腐败滋生的温床：一是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组织结构欠缺，如分支机构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并且上下级之间存在紧密的内部利益关系,监督主体实质上存在缺位问题；又如我国一些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存在股东责任淡化问题,董事会、监事会的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形同虚设。

二是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缺失。

有些金融机构对内控制度的认识还不很明确,忽视了内控制度是一种机制,是一种贯穿于决策、执行和监督整个过程之中的相互制约的防范机制,因而缺乏执行内控制度的意识。

还有些单位发现问题处理不及时,执法执纪不严,内控执行机制和处罚机制弱化,缺乏足够的威慑力。

三是转轨时期金融行业在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了规范的缺陷性和冲突性,为金融行业留下了“腐败的缝隙”。

四是高收益低风险成本效应助长了金融腐败。

腐败成本主要指被抓住后所受到的惩处,腐败行为被抓住只是一种可能性,因而腐败成本实际上是预期成本。

如果一个特定时期腐败收益远远大于腐败的预期成本,就形成了腐败激励机制。

在金融行业,由于目前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法律法规和内部治理)存在不少缺陷,易被腐败分子利用,大打“擦边球”,模糊违规与违法的界线,造成监管查处上的难度,因此,腐败被抓住的“概率”极低,导致金融腐败成为“高收益、低风险”行为。

（二）个人主观因素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市场经济的现实发生矛盾,旧的道德观念没有根除,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约束制度体系又尚未建立,难免出现道德规范认同障碍。

这就直接导致了道德约束的软弱无力和行为的失范,金融腐败就是这种失范状态的表征之一。

这种道德防线的溃塌带来的不良后果,在金融行业突出表现为金融道德风险。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金融系统中一些领导干部和员工心理严重失衡,思想道德底线经受不住金钱美人的诱惑，没能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背离职业道德和职业良心。

同时，有的单位特别是一些基层单位重业务开拓、轻队伍建设，对员工重使用、轻管理，政治思想教育不到位，使思想意志薄弱者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警戒，逐步走向歧途。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思想教育薄弱，素质偏低。

由于金融部门业务范围的扩大，新招录人员多，且录用人员多为银行职工子弟和青年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