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义利之辩”中国哲学史上关于道义和功利相互关系的争论。
孔子最早提出义和利的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荀子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荀子·荣辱》）孟子答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猛子·梁惠王》）也把义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强调要贵义贱利。
墨子的说法与儒家不同。
他认为“义，利也”（《墨子·经说上》），主张义和利是一致的。
西汉董仲舒概括孔孟的义利观，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论点，强调道义和功利不能并存。
他的这个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
宋代又就义利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
程颢、程颐、朱熹等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
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
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
”（《二程语录》）陈亮、叶适则认为道义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无所谓道义。
叶适说：“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
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
”（《习学记言》）后来清颜元也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该并重。
他反对董仲舒的观点，把董的话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义利之辩是古代思想史的重大话题之一。
这场辨析，不仅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而且辨析过程及其结论对于思想史的影响，进而对于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都十分深远。
义利之辩始自春秋初年。
在此前的有关史料，比如《诗经》和《尚书》之中，都以谈论周初形成的德治思想为中心话题，而极少言利，也没有把义利对举的例证。
而在《左传》和《国语》中，义利对举的例证开始出现并逐渐多了起来。
现在已知的最早的一条义利对举的例子是《国语·晋语一》的记载，晋献公十一年（公元前666年），晋献公准备废长立幼，大臣丕郑议论说：“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
……民之有君，以治其义也。
义以生利，利以丰民。
”春秋初年所以产生义利之辩，首先是由于自西周末年以来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得“利害”的意识以及相应的“趋利避害”的观念不断凸显，利害的意识取代了周初德治思想的结果；其次，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贵族阶级无休无止的逐利活动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而且也连带地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矛盾和问题。
在此情形下，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社会贤达便开始思考和倡导对单纯的逐利活动的限制和约束，于是，和“利”相对的“义”的概念及其价值便被不断地提起，从而形成了义利对举的新思维。
概约而言，在孔子之前的春秋贤人群体，对于“义利”关系的认识及其结论，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义是更为根本的利，是利的源泉和基础，因此，义高于利。
例如，“德义，利之本也。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语）“夫义，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国语·晋语二》）等等；其二，既然义高于利，那么自然而然，利就必须受义的约束和指导。
例如：晏婴就明确提出，“且如富，如布帛之有幅焉……正德以幅之。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利必须有界限，就像布帛应当有边幅一样，而这个界限和边幅，便是用德义构成的。
孔子继承了春秋贤人群体关于义利关系的思想和基本观点，同时又有所发展。
首先，孔子极大地丰富了“义”的内涵，从而也极大地提高了义概念的逻辑层次。
在《论语》中，孔子谈及“义”的地方比比皆是，他不仅把义与利对举，而且把义与勇、义与信、义与质、义与得、义与君臣、义与使民、义与仕进等等对举。
在这些对子中，有些是固定搭配，如义与勇、义与信、义与质、义与得等等，有些则是临时发挥，如义与君臣、义与使民、义与仕进等等，如果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义实际上已经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人们不仅在利益面前有个道义的判断与考量问题，而且在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都有个道义的判断与考量问题。
这样，义这一概念的涵盖性及其逻辑层次就被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
其次，孔子把义利关系与社会成员的基本修养状态挂起钩来，使“义”成了君子固定的修养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这一思想，对于传统价值观的构建和塑造有深远的意义。
在孔子之后，墨家和法家分别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义利关系进行了阐释。
墨子说：“天下莫贵于义。
”（《墨子·贵义》）又说：“义，利也。
”（《墨子·墨经上》）纵观墨子思想，他在义利观方面的基本看法是，其一，义是一个最高的道德和社会标准，但这一标准必须表现为对国家、百姓的利，否则就毫无意义，成了空话：“若无所利而必言，是荡口也。
”（《墨子·耕柱》）其二，义是最高的利，根本的利；其三，义必须表现为利、还原为利，换句话说，只有用利来规定和解释的义，才是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
这一点，和儒家有明显的不同。
孔子之后的儒家，在义利观方面也和孔子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从孟子开始，儒家在义利观方面基本上是沿着以义制利，进而把义利对立的思路发展的。
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则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胜义者为乱世。
”（《荀子·大略》）至南宋朱熹时，更是把义利的对立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
”（《四书章句集注》）主张应存天理、灭人欲，只讲义，不谈利。
义利之辩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十分深远。
从孔子以后，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甚至舍生取义始终是中国文化中主流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综述】群己关系的核心是群体之利和个体之利的关系。
如何以普遍的规范来协调个体和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儒学将其展开为义利之辩。
义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理性的要求，利则往往落实于感性需要的满足，因而义利关系又关联着理性要求和感性欲望的关系。
【孔子义利观】一、道义原则和功利原则、对义内在价值的提升利的现实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以功利原则作为其具体体现；道义原则则通过道德行为予以体现，而道德行为作为社会现象则具有二重性：工具性（满足人的合理需要、调节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稳定）和内在价值（人的尊严和理性力量的体现、超功利和超工具性的体现）。
这使得道德不单具有现实性品格，也具有其独有的崇高性。
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的最大贡献就是将道德行为同一般的功利行为区别开来，并使之得到提升，从而将道德的崇高性这一面加以强化。
这种强化是对义价值的突出，而非绝对的抽离，将利从义中剔除，是为了净化义的自身价值。
前言所述，古代义字与利字可互相训诂，这本身就代表孔子从语言中独拈出二字并加以褒贬的主动性。
二、对道德现实基础的抛弃孔子的仁道原则使得义作为道德规范，本身便具有至上的性质，并包含内在的价值。
义存在之依据于是不必求于外，即不必喻于利。
由此，孔子判断行为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行为本身，而无关乎行为的结果。
所谓合乎义，是指行为动机的正当性，潜含了动机论的倾向，这显然是对道德现实基础，即利益关系的否定。
而此处把义（当然之则）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并把履行义(道德规范)本身当做行为的目的，而基本上撇开了行为的结果，此观点带有明显道德义务论倾向。
三、对利抛弃之后的挽回孔子完全否定了道德的现实基础，表现了义务的抽象性。
但这只是说明道德原则的成立不依赖于利，而孔子并非绝对的摒弃利，相反，孔子认为对功利的追求并非是绝对的恶，无论个人还是社会范围均是如此，孔子本人也从不讳言利。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便是对利的挽回式的肯定。
反之，言不及利，以至贫贱交加，君子耻之矣。
四、义对利的制约及调节尽管义不要以利为其存在依据，但利的调节却离不开义。
‘不义而富且贵与我若浮云’、‘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认为，不顾道义单纯的追求利益不可避免的将导致利益的更大挫败，唯有以义制约利，才能避免这一归宿。
五、义利调节的社会经济学解释客观的逻辑论之，利总是与个人或者特殊集团相联系，而利益各方的立场往往并不一致，如果片面的以利作为行为的唯一原则，则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成员在利益关系上的冲突。
而义恰恰具有普遍性特点，也因此，义才在根本逻辑上对特殊之利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其目的不是消解利，而是旨在达到最大限度的利。
‘见利思义’、‘见得思义’，都是因义体现了普遍的公义，而获得了现实中的利益最大化之故。
六、历史思维历史地看，人的道德自觉地尺度之一，便是由单纯追求个体之利进而确认族类的利益，这种确认实质上构成了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群体之利的体现，这似乎又回到了义利同源的核心发端处。
综上，孔子对义利关系的补充论述归结为对利益最大的理性认识后，使得原本单向拔高‘义’的道德义务论倾向得到限制，也更加温和。
同时，过分强调义往往导致以义抑制利，并相应地忽视个体之利，这在后世儒学中，尤其是正统儒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孟子对义利关系的衍述】一、对义价值优先的强化孟子时代，杨墨兴起，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利己主义思想，以及墨家将义作为利的工具的意识，使得由孔子建立的儒家思想受到极大地冲击和挤压。
儒学已被严重边缘化。
这便是孟子强化‘义’的时代背景以及客观上当时具有的现实意义。
二、义利之辩发展为理性和感性的辨析义作为普遍的规范，总是以理性要求的形式出现，利在广义上以需要的满足为内容，而这种需要首先表现为感性的物质需要。
因此，义与利的关系往往进而展开为理性要求与感性需要的关系。
孔子强调理性追求，但对合理的物质利益，感性的物质需要并不是简单拒斥的，虽然孔子说君子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之论，但孔子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他对感性要求保持适度的原则，必须以理性要求对这种感性欲望加以节制。
三、对理性的拔扬但孔子依旧是更赞同或者说优先发展理性，尤其在理性追求和感性追求要做抉择时，其义无反顾选择前者。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此中凸显了人不同于一般生物的本质特征，在理性对感性的超越中，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价值，得到了具体的展示，在孟子这里，这一点得到强化和突出。
认识论上，孟子将理性的原则提高到极为突出的地位，在义利关系上则将义的作用作为其理论重心。
理性和感性从原有的主次关系强化为贵贱关系。
发展理性品格则为君子，一味听任感性冲动，则堕落为小人。
四、对后世儒学的影响感性的需要往往带有自然的性质，而理性的需要则更多的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普遍本质。
孟子虽然没有对人的感性需求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但重理轻欲的价值取向已十分明显，直接影响了宋明理学的义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