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卷第1期2010年1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na l o f Huna n U n i ve rs ity o f Sc i ence&Te chno l o gy(So c i a l S c i ence Ed iti o n)Vo l.13No.1J an.2010■文学研究　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①———从古典文学中的渔父意象解读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杨　灿(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汉语文化交流学院,湖南长沙410004)摘　要:渔父作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一个意象,历来为古代文人所喜爱。

渔父本身所承载的闲适、放达、孤傲等诸多内涵是隐逸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

中国古代文人心里千古流传的“渔父情结”,折射出了儒道传统下历代文人心中仕与隐之间微妙的纠结状态,贯穿着文人出世入世两种人生观的矛盾冲突,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儒道合一”的特性。

研究渔父意象,对剖析我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体味感知传统文化的脉络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渔父意象;隐逸情结;古典文学;审美价值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0)01-0102-04 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源远流长。

隐逸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选择的一种处世方式,也是他们保持人格独立、追求心灵自由的一种人生哲学。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在儒与道、仕与隐、兼济与独善之间纠缠着。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渔父意象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刻的哲学意义备受历代文人的青睐,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是文人寄情山水和净化心灵的重要载体,也是他们人格精神和审美品位的外化,具有儒道兼济的哲学基础。

古代文人多以渔父自比,他们常常在抱负难施、人生窘困时,以在青山绿水间自遣自歌、独来独往,远离尘嚣、闲适旷达的渔父为题材,或借描写其生活环境来抒发自己的隐逸之志,或借描写其生活方式来表现烟波之乐,或借渔父之“象”来参禅悟道,稀释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孤寂。

渔父意象作为文化艺术中独特的人文景观,已经成为了一种积淀深厚的文化符码,也是我们解读古代文人隐逸情结的一把钥匙。

一　渔父意象的溯源与成型中国文化意义上最早的渔父形象应该是《楚辞》中那个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的渔父和《庄子》里那个跟孔子辩论的渔父。

《楚辞》中的渔父,是一个超然世外的隐者形象,作者赋予其超脱旷达、渊博睿智的文化内涵,使其定格为隐逸的象征。

而《庄子》塑造的渔父,“其本质特点并不是隐逸者,而是有道者、至德者和道家思想的布道者。

”[1]然而,二者又是统一的,“统一在对自由、恬淡、宁静、完满生命的追求之中,统一在儒道思想兼济的隐逸者身上,统一在仕隐矛盾最终得以平衡的人生寄托之中。

”[2]两个“渔父”,一个“入世”,一个“出世”,都是士大夫心中向往的境界,象征着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在仕与隐之间矛盾挣扎的尴尬心态。

渔父,作为隐逸者的形象已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文人的心中。

文人渔父词产生的内在因素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影响。

继《楚辞》和《庄子》之后,以渔父为主题的诗歌不断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较多出201①收稿日期:2009-11-17基金项目: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青年基金项目(08QY055)作者简介:杨　灿(1975-),女,湖南湘阴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汉语、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现,但当时更多的是借渔谈玄,抒发不满现实的苦闷。

唐代佛学兴盛,隐逸之风日盛,渔父词蔚然成风。

“唐宋词人填制有渔父词者近百人,词作500余首。

”[3]146渔父意象的隐逸含义得以成型,并达到成熟,渔父意象也有了更丰富的象征意味:遁世隐士、重臣智者、方外中人、探险者等等。

隐逸风气盛炽,是唐宋元三朝的时代共性。

宋代长期的朋党之争使无数仕人怀有“畏祸及身”心理,隐逸之风益甚。

渔父词创作成了文人们用来寻求精神慰藉,求得精神超脱的工具。

宋代士大夫大多拥有一种理性色彩浓厚的人生观,他们的隐逸包含了参透世事、了悟人生后的沉静深邃、淡泊练达。

宋代渔父词中的渔父,也逐渐演变成了充满哲理、彻悟人生的人格形象。

元代是蒙古族上层贵族集团掌握国家权力的时代,独特的社会现实使元人作品中的渔父形象表现出的是时不我遇的强烈的反叛精神和悠闲处世淡泊存身的人生态度,充满了挣脱名利羁绊后新生的喜悦和对生命自由的热爱,展现了独特的人格精神,是一种“社会性的退避”[4]189。

不过,元人笔下的渔父形象开始往俚俗化的方向发展,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渔父与仕人的距离。

明清时期,渔父主题仍被不少文人喜欢,诗词特别多,但题旨并没有脱出前人窠臼,佳作不多。

二　古典诗词中渔父形象的四种类型复杂的动因和悠久的传统造就了中国古代诗词文化中独特的隐逸观。

按照审美角度和价值取向的评价标准,渔父形象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1.悟道参禅、禅渔合一的渔父“宗教的、伦理的和审美的人生观,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主要方式。

”[5]隐逸心理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早在魏晋时期,佛老思想相互交融形成的玄学大行其道,隐逸的追求也蔚然成风,亲近自然、逍遥山水成为当时流行于士人中的普遍选择。

唐代佛学兴盛,中唐以后禅宗大行于世,渔父形象也因此带上了浓重的佛禅文化意味。

在佛、释、道那里,渔父词除了传统的渔隐主题外,还充满了禅机的智慧,也常常是悟道参禅之词,充满了宗教文化意蕴。

在这一类渔父诗词中,禅与渔的契合,被发挥到了极致。

文人们常常以临海垂钓、渡人济海来比喻普渡众生,以水喻红尘、以舟比济道工具,以“游鱼”比“游心”,以“鱼迷”比“心迷”,以钓鱼比作修禅,以钓得明月比作发现清净佛性。

“唐释德诚(船子和尚)最早用《渔父》词调作联章体,试用于禅文学中”。

[3]北宋始,在释道的词作中,僧人往往化身为渔父,禅渔合一。

《渔父》、《渔歌子》、《渔家傲》等成了唱道词常用的词牌。

唐船子和尚曾作偈曰:“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五灯会元》)将垂钓与禅理融为一体。

2.待时而动、以隐求仕的渔父唐代隐逸之风炽烈,是当时统治阶级尚隐政治的产物,唐代文人在政治上、事业上和文学上的积极追求,比任何时代都要强烈,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当时,不少文人将隐居作为求仕的手段,纷纷投身山林,以期获得隐逸美名,待时而动,以退为进,通过“制举”走上仕途。

以隐求仕意义上的渔父意象以终南捷径的形式在唐代诗文中达到巅峰。

这类渔父以隐为手段,曲线求仕,潜心等待时机,隐逸只是引起当权者注意的一种手段。

至中唐,白居易的“中隐”说为士大夫在仕隐和进退间找到了一种更为理想的隐逸方式。

这些文人们往往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一竿风月,一蓑烟雨”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对仕的理想的执着追慕和对道之不行的深切哀恸。

一生不曾出仕却对仕进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孟浩然虽“年四十,乃游京师”,但不甘隐逸:“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临洞庭上张丞相》)传达的是无奈却执著的仕进理想。

3.功成身退,率真唯美的渔父对于士大夫而言,功成身退大约是最为理想的一种人生设计。

中唐至宋代,渔父意象逐渐演变成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一种人生追求。

中唐后的安史之乱、牛李党争到宋代的外族入侵,官场倾轧,中央集权的加强,封建政治的腐败,艰难漂泊的仕途使许多士人日益寒心,他们更多地把理想放在了精神乐园的建构和对山水之趣的追求之中。

“这种类型的隐逸与魏晋南北朝时相比较,更多的是具备日常生活和平凡生涯的入微体味,而不是绮丽、古怪、猖狂的个性标志;与唐时功利性质较浓的隐逸相比,这种类型侧重于纯粹物质性的欣赏和把玩,功利的观念很轻。

”[6]功成身退最早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范蠡了。

范蠡明白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隐居成了范蠡的存身之道,但敢于放弃卿相之位,做一个彻底的隐士,范蠡除了有卓识,还有着超然物外的心态。

“三台位缺严陵卧,百战功高范蠡归。

”(温庭筠《和友人题壁》)是历代文人对功成身退的人生设计的艳羡和赞美。

4.铮铮铁骨,义薄云天的渔父还有一类不可忽视的渔父形象就是铮铮铁骨、301义薄云天的爱国文人,尤以宋代居多。

儒学的复兴,经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达培养了宋代文人对自己学问、见识和能力的自信,他们对政治跃跃欲试,希望能“兼济天下”;但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宋王朝对文人的利用和迫害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这一切都使文人们在心理上形成了浓重的危机感、失望感和退避意识,这些与文人们固有的使命感、责任感一起,构成了他们极端矛盾的、痛苦的心态。

宋代的爱国词人如陆游、张元干、李纲、李光等写有不少渔父词,他们满怀爱国热忱,却受到投降派的连连排挤,屡屡贬谪,处处压抑,渔父形象时时出现在他们的词中,表达其归隐之志,抒发其不平之气。

他们虽常想“老去一蓑烟雨里,钓沧浪”(张元干《杨柳枝》),叹息着“何时得,恩来日下,蓑笠老江湖。

”(李纲《望江南》)但实际上他们仍以天下为己任,坚守救世理想,即便遁迹山林、纵情山水,但胸中装有天下,对世事了然于心。

“心在天山,心老沧州”的陆游痛心疾首之余,抛却郁郁难平,毅然决然道出:“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陆游《鹊桥仙渔父》)渔父意象负载起的是文人的铮铮铁骨与义薄云天,彰显的是儒家思想中入世有为,杀身成仁的特质。

三　从渔父意象解读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直有种隐逸情怀,或居庙堂,或在山野,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社会需要时慨然而出,被弃在野时悠然南山。

渔父意象的备受青睐与文人们骨子里潜在的隐逸理想密切相关。

1.渔父形象最能反映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崇尚自然、复归自然是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愿望,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起落沉浮之后,习惯于将大自然作为身心养息之地,在对大自然的尽情领略中,寻找精神家园的皈依,追求精神自由的解脱,从而使得渔父意象具有了特殊的生命含义和审美情趣。

“在中国文人们看来,求取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是一种文化选择,也是一种精神需要。

”[7]为了安顿自己痛苦疲惫的灵魂,不少文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有意无意的审美化处理。

张志和的《渔歌子》是描写渔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作品淡化了不满现实的激昂愤慨而强化了乐天知命、圆满自足的快乐哲学,在以优美的语言描绘清丽和谐的自然风光的同时,表达了对淳朴自然的渴望,流露出亲近自然,以朴处事的追求,堪称经典。

“中国尤其中晚唐至宋代的士大夫追求的是内心宁静、清静恬淡、超尘脱俗的生活……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乃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3]。

”在这种追求中,中国古代文人用诗意化的生活方式来荡涤尘世污垢,洗濯心灵浮华,还原生命的本真,创造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使之成为对后代人充满感召力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