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卷［收稿日期］2008-02-16［作者简介］慎春燕（1984-），女，浙江余姚人，浙江海洋学院2004级学生。
第26卷第2期2009年6月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JOURNAL OF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HUMAN ITIES SCIENCE ）浅论中国文学中的渔父形象慎春燕（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浙江舟山３１６００４）[摘要]频繁出现的渔父意象，是中国文学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古代文人笔下的渔父纷繁复杂，既有超脱旷达、恬淡自适、乐山爱水的隐逸者，又有怀才不遇、苦等时机、期待一飞冲天的垂钓者，还有坚守人格信念、追求至情至性的侠义者。
林林总总的渔父意象，寄寓着无数文人的梦想，勾勒出古代文人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渔父；原型；类型；文化内涵；[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318（2009）02-0010-06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其独特的姿态傲立于文学史，但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们往往都无法摆脱儒、道的纠葛，无形中便与隐逸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中，“渔父”这个看似平凡的劳动者形象却倍受彷徨的古代文人青睐，在中国文学世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渔父”这样一个文化意象为何如此频繁出现，它与传统文化中的隐逸思想及士人心态之间隐含着哪些微妙的联系？让我们一起举棹鼓浪，逆流而上，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诗河词海中寻觅“渔父”的足迹。
一、“渔父”形象的原型（一）历史原型追溯起“渔父”形象的历史原型，首推的便是姜太公吕尚。
在《吕氏春秋》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太公钓于兹泉，遇文王。
”同样，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也有类似记录，讲的是年老穷困的吕尚钓于渭水，遇见周文王，文王拜以为师。
其后，吕尚辅佐武王伐纣灭殷，建立周朝，自己也得以流芳百世。
吕尚因钓而遇，由遇而达，最终辅佐君王建功立业，实现了古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入仕建功的理想。
这样的经历对追求入世为目的的知识分子来说充满了传奇色彩，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榜样。
于是，后世文人就以磻溪渔父的典故隐喻怀抱文武全才的隐士，姜太公钓鱼也便成了渔隐逐志的典型。
这也是最早与政治牵扯上关联的渔父形象。
大概从这时开始，人们就自然的把渔父的垂钓和微妙的政治目的相关联了。
另一个因钓鱼而出名的人物当推东汉的严光。
《后汉书·严光传》中这样写道：“（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
及光武即位，乃变姓名，隐身不见。
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
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
’帝疑其光，乃备安车元纁遣使聘之。
”但严光拒不入仕，光武帝只能叹息而去。
严光埋名江海，羊裘垂钓，乐隐绝仕。
他那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处世之道，在后人的眼里便成了渔隐避仕的典范。
除了有史书明确记载为证的吕尚、严光之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便是范蠡。
在范蠡帮助勾践灭吴之后，有关他的去向如何，成为了后人乐于揣测的话题。
《国语·越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反至五湖，范蠡辞于王……逐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
”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后世不得而知。
但因范蠡曾浮于五湖，于是，后人便把泛舟与垂钓联系了起来，附会出五湖垂钓的典故，把范蠡视为功成身退、由仕入隐的渔隐归世的典型。
由此，我们不妨把范蠡这个经过后人一定修饰的渔父形象也包括在渔父的历V ol．26No．2June ．，2009慎春燕:浅论中国文学中的渔父形象11第2期史原型之内。
这三种性格迥异的历史“渔父”原型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被不断的重构创作，对后代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文学心理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文学原型“渔父”文学形象源远流长。
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就隐约出现了“渔父”形象。
“瞿瞿竹竿,以钓于淇，莫不尔思？莫远致之。
”“之子于狩，言张其功。
之子于钓，言纶之绳。
”[1]这可谓是有关“渔父”形象的最早文学描写。
诚然，在上古那个食物短缺的时代，人们垂钓江河湖海，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但不可否认，它是描写“渔父”意象最早的文学源头。
在文学史上，最早较细致的描写渔父并赋予它超越性意义，使之成为较为完整的“渔父”文学形象的文学作品，是《庄子》和《楚辞》。
《庄子》、《楚辞》里都有《渔父》篇。
两篇同名，并且一文一赋都出现在战国时期。
不仅如此，这两篇《渔父》都借用了渔父这一形象来表现一种批判的、超越的道家思想，以此塑造出了一个超俗高人、悟道哲人的圣贤者形象，展现于世人一种清醒、得道、敢于探索、启蒙世人的圣人精神内涵。
但两篇《渔父》又各具特色，在表现手段、塑造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
在《楚辞·渔父》篇中，当个性耿介忠直、拳拳爱国侍君的屈原在得知国破君亡后心灰意冷，“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游吟至江边。
渔父如是一个专门在江边等候屈原，前来点化的长者，一路踏浪而来。
当屈原忧愤地倾吐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的苦水时，渔父便是一番开导：“圣人不凝滞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并且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一路踏浪而去。
钱澄之在《庄屈合诂》自序中说：“屈子徘徊恋国，至死不能自疏，观其远游所称，类多道家者说，至卒章曰：‘超无为以至清兮，与太初而为邻。
’”[2]文中的渔父为迷途的屈原点化悟道，俨然成了屈原人生的领路人，也演化成点拨怀才不遇文人的开导者。
在《庄子·渔父》中，对渔父形象的烘托描写是以寓言故事的方式展开的，通过记叙孔子与渔父关于“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及“人有八疵，事有四患”的论答，引出文中对论的双方：代表着儒家思想的孔子和拥有着道家修为的渔父。
孔子主张人的生命应该和崇高的思想品德联系起来，只有这样生命才有存在价值，体现着颇为浓厚的儒家思想。
而做为论辩的另一方渔父，其文学形象十分丰满。
文中不仅记述了他的言论，还生动细致地描摹了他的外貌神态。
譬如在渔父出场时，文中是这样描写的：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
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
曲终而招子贡、子路二人俱对。
有一种未见其人先闻其身的仙人将至的韵味，传神地表现出渔父不同与文中其它人物的轩昂气宇。
他的一席纯善之言使沉迷入世思想的孔子豁然开朗，心折诚服。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
”（卷五）[3]他认为《楚辞》与《庄子》中的渔父，都是避世埋名的隐士，而非以捕鱼为生的打鱼人，可谓是“古来贤哲，多隐于渔”[4]。
二文中的渔父都表现出了极强的神秘色彩，他们介于人与仙之间，生活在山野泽畔，居无定所，飘然而至，行踪难测，从而折射出在儒、道文化背景下的古代隐士风范。
这就是先秦文学中的“渔父”，也是“渔父”形象的文学雏形。
（三）生活原型到了春秋后期，“渔父”形象在民众歌颂声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吴越春秋》中的“渔父”就是一个典型。
这个文学形象产生在水文化显著的楚国。
伍子胥是春秋后期楚国大夫伍奢的次子。
因伍奢直言进谏而被楚平王杀害。
伍子胥因此受牵连，被楚王追杀，被迫逃亡吴国。
在逃亡途中，伍子胥逃至一江边，眼见追兵将至，他将走投无路。
在这危难时刻，江上隐约出现了一位划舟水面的渔父。
伍子胥恳求相助。
于是渔父就载其渡江脱离危险。
过江之后，伍子胥嘱咐其保守秘密。
渔父见状，为免去他后顾之忧，便毅然纵第26卷身跃至江中，沉水自尽，永保秘密。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对“侠”的概念有过一个界定：“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即己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着焉。
”从此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侠义精神必须具备两个要素。
首先，它必须讲求信义。
对于豪侠义士而言，信义有时候会比生命更为重要。
其次，它应该救人于危难而不以其能邀功，不贪求任何回报，甚至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吴越春秋》中的渔父，同时具备了这两个要素，充分阐释了侠义精神。
“渔父”形象已经从先秦时期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一付热心肠，劝说开导他人悟道醒世的圣人形象发展到了坚守德操、义气冲天的侠客形象。
这个“渔父”的文学原型开启了中国传统文人坚守人格信念、追求至情至性的精神之源，在后世的“渔父”文学中发展成为不同于前者的独特一脉。
综上所述，关于“渔父”原型的溯源分析，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大致分为三类。
一类是道家“渔父”，类似严子陵、范蠡、《庄子·渔父》、《楚辞·渔父》这样追求心境淡泊、超脱俗世、遵循时命、顺应自然的清高知识分子。
第二类是儒家“渔父”，像姜尚式借助隐逸之行来等得贤主慧眼相识而获取功名，名垂史册的入仕者。
第三类是游侠“渔父”，如同《吴越春秋》中为我们展现的坚守人格信念、追求至情至性的义侠渔父形象。
这三类“渔父”形象对后世中国文人的思想、人生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都非常大，它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连绵不绝的渔父意象系列。
二、渔父形象的文学演进第一类是道家“渔父”。
它赋予了“渔父”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使“渔父”定格为身披道袍，追求出仕，淡泊名利，乐山爱水，冲淡脱俗的隐逸符号的象征。
道家“渔父”是后世渔父文学中歌颂最多，描绘最细致，表现最传神的一类。
而把这类渔父形象描绘到极致，推向致高点的，当属自称烟波钓徒的张志和。
在他的五首《渔父词》中，广为世人传颂的佳句是：“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在这首词中透露出来的是一股安和超然的气息。
从表面看，似乎在轻描淡写地描绘一幅绝尘脱世的场景，实则不然。
当词人笔锋一转，由写景转入写人时，画面中因渔父这一人物形象的存在而把意境刻画得更为飘逸、洒脱。
透过外表再细品此词时，我们不难感觉，渔父既是作者笔下所刻画的一个景物又是那个“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5]的张志和本人的意念化身。
虽然外表的渔父是正在品尝雨中垂钓的情趣渔父，可内在的渔父所在品味的却是物我合一的境界。
这是一种观美景、品人生的高级审美境界，是抛离了世俗，心静一体的脱世情怀。
可谓是一身蓑衣渡风雨，从容自得品人生。
而词句中所极力表现的“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高远、冲淡、悠然的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正是一个高洁的隐士所拥有的超于常人的精神风貌。
这已远远超出了渔父这个单纯从事捕鱼为生的劳动者的定义。
可见，在唐代，“渔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怡情山水、遁迹江湖的隐士的典型。
在张志和的《渔父词》之后，在创意和艺术表现上能与之相媲美的当属大文学家柳宗元笔下所描绘的渔父。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