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悖论
吉登斯悖论
(2009-12-08 14:02:57)
共有192个国家，1.6万名与会代表参加的丹麦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已经在利益争吵和博弈中召开。

以美国为首的“多碳”集团、欧盟、以中国印度代表的77国发展中国家集团，44个最不发达国家，以及40个小岛国联盟等若干个阵营之间的较劲最后还是归结到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归结到发达国家如何看待历史责任，以及资金资助和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是否要作出减排承诺，以及排放计算的监督检查体系等议题上来。

西方媒体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年排放量60.71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1%，但人均只有4.58吨，排名世界第64位。

目前中国已经承诺以2005年的水平为基础，到2020年碳密度将降低40-45%。

据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介绍到204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峰值。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给世界提供了几乎全方位的产品。

正是因为中国的牺牲，才使得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
的排放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而且中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如果中国作出硬约束的指标，将会带来上千万人失业，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很难会有实质性的收获。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除了各种问题确实盘根错节，民族国家利益纠缠不清外，一个原因就是类似安东尼·吉登斯所称的“吉登斯悖论”。

“吉登斯悖论”是安东尼·吉登斯的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的一书中的观点。

以下是该书的内容介绍。

安东尼·吉登斯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几十年来他提出了一系列象“第三条道路”一样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重大理论。

《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旨在从政治的角度“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同时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

书中一些概念和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一、“吉登斯悖论”(Giddens P ara-dox)：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

悖论在于，一旦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我们就
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

因为一切都太晚了。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本世纪，地表温度将平均升高1.4℃至5.8℃，海平面将升高98cm左右。

北冰洋的冰盖以每12年近3%的速度在融化，到2030年，北冰洋将可以直接通航，世界海平面到时将提高26cm 至50cm。

可以预见，地球的气候如果这样恶化下去，它将不再成为人类的栖身之所。

二、现有的气候政治话语的局限。

现今气候变化的政治话语基本上来自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反思现代工业文明为宗旨的绿色运动（TheGreen Movement）。

但绿色运动本身作为一种反对传统政治的政治运动，其许多价值理念与现有政治经济框架无法协调，比如回归自然、对权力机构的不信任、参与型民主制度等等，因而难以在传统政治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而一些进入主流政治话语的“绿色概念”，却有着内在的模糊和抽象，难以起到分析行为的效果。

比如“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吉登斯认为这个概念的模糊性使得它的定义只能以一些目标来取代，只能说是口号而不是分析性概念（The Greensand after,p.63）。

因此“绿色运动”的原则往往否定了人对环境的能动反应，因此对应对气候变化是远远不够的。

三“政治融合”（Political Convergence）和
“经济融合”（Economic Convergence）。

融合的意义在于把政治、经济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紧密结合起来，使得人们在政治、经济目标的激励下同时追求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政治融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追求GDP以外的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政策的结合，例如减少汽车保有量，大力改善公共交通。

经济融合是把碳成本内化为市场成本的一部分，从而激励对低碳、高能效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通过这两种方式，改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消极看法，更愿意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
四、“保证型政府”（Ensuring State）。

吉登斯认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政府的作用应该加强。

要有比“赋权型政府”（Enabling State）更强有力的政府，因为前者不仅要调动各方面行动起来解决问题，更要保证这些行动会产生一定的效果。

所以，依靠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或者环保主义运动是不可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它的解决更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政治行动。

五、政府的努力方向。

第一“前景化”（Foregrounding）：即保持气候变化议题在政治议题中的中心地位；第二、“政治超越主义”（Political Transcendence）：气候变化的议题应该超越左右派之争，并防止其成为达到其他政治目标的工具。

为了保持气候变化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应该在各个政党之间达成有效的共
识，并设立有关监督机制；第三、比例原则（Percentage Principle）：在政策考量中，不能仅着眼于某一种风险，而应该对所有的风险进行评估与衡量，以求最理性的政策；第四、必要发展（Development Imperative）和过度发展
（Over-development）：在发展问题上，应该以这两种发展代替模糊的“可持续发展”。

前者是摆脱贫困所必要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取得可以以增加温室气体排放为代价，是不可缺少的；后者则是发达国家所要注意的，因为富裕本身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整体福利应该比发展更受到关注；第五、前摄性适应（Proactive Adaptation）：应对气候变化除了减轻气候变化的程度（Mitigation）之外，还需要对已经或将要发生的气候变化做出积极适应（Adaptation）。

此种适应并非消极被动的事后适应，而是应该建立在风险评估和预测的基础上做出的前摄性适应。

六、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分析。

在国际政治层面，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是在各国对能源的争夺日益激烈的背景
下展开的。

罗伯特·卡根在其《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一书中曾认，气候的变化将导致世界共同体梦想的彻底覆灭，世界将回归由权力政治和军事力量统治。

吉登斯则认为虽然权力政治仍将活跃，但是，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特别在经济上，仍会以合作为主。

但他也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会使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底层的十亿人”（The bottom Billion），他们的生存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容易导致冲突与战争的发生。

而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导致的高油价使得产油国在宗教上更加激进、政治上更加保守。

而发展中大国对石油的需求也让世界安全格局受到挑战。

正如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的最后一章所说的，世界也许会索马里化。

如果真是这样，这将是人类文明的悲哀和丧钟！
吉登斯在书中希望美国和中国要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
的领导责任，但中国岂能与美国相比？虽然中国很快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还一直在为养活十几亿人操心。

中国只能承担与其能力相称的责任。

注：有关内容摘自《气候变化的政治》，(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