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4-04-06[作者简介]孙静(1970-),女,宁夏平罗人,复旦大学2002级历史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的学习与研究。

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 2005年第2期(总第85期)民族历史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孙 静(复旦大学,上海200433)[摘 要]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

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

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

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

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

[关键词]八旗汉军;清朝;八旗制度;满族[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5)02-0059-06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社会地位高于汉人的旗人,但在旗的体制中又与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保持了较为清晰的界限。

乾隆年间,八旗汉军经历了从旗人到民人的重大变化。

对于这场变动,史家虽屡有提及 ,但对汉军身份变化与清朝统治者对待汉军一贯态度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文拟从这一侧面对汉军身份变化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八旗汉军是八旗中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八旗,曰: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

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

[1] 八旗通志 卷1也有记载: 凡蒙古,汉人输诚先服者,亦各编为八旗,引在亲信。

毫无疑问,八旗汉军是在汉人归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清朝建立和统一的过程中他们取得了旗人的身份。

汉军建立的具体时间,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

张晋藩、郭成康在 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 中指出,最迟不过天聪四年,已设置专管汉人军民事务六甲喇;天聪五年正月铸红衣大炮成,敕谕佟养性 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希听尔节制 。

满文老档 同年八月十四日记事首次提及 施吾礼额附(即佟养性)旗 ,这说明汉军一旗在天聪五年诞生。

清史稿 卷231 佟养性传 笼统称: 太祖用兵于明,明边吏民归者,籍丁壮为兵。

至太宗天聪间,始别置一军,国语号 乌真超哈 。

乌真超哈,译言 重兵 ,即炮兵。

汉军的肇建与炮兵在金国的运用有关。

崇德二年,汉军析置为二旗,四年又分设四旗。

七年六月,太宗决定将大凌河、松锦降人全部编入旗内,将汉官拔出满洲大臣之家,使其 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 。

这样,在清朝入关前,汉军完成了八旗建制。

八旗汉军的主体来源于辽东汉人,如后人指出的, 我国龙兴河漠,基王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定宜庄: 乾隆朝驻防汉军出旗浅议 ( 清史研究通讯 1990年第3期);赵秉忠,白新良: 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 ( 史学月刊 1991年第2期)等。

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乾隆朝的八旗政策及驻防汉军的出旗问题进行了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业于辽阳,其时部落之故人为满洲,汉人先附者为59汉军。

汉军云者,以别于汉人未附者也 [2]。

汉军不同于一般汉人,他们在清朝国家肇建的过程中获得了据有征服者地位的旗人资格。

实际上,辽东汉人很早就开始与东北地区的满洲的先人保持着久远而亲密的关系。

汉人的风俗早已 迫近胡俗 [3],满族入关后,汉人对长白山汉人以真满洲称之。

在明末辽东政局动荡的局势中,他们在政治上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后金。

崇德七年,汉军副都统祖可法曾说: 讲和之事,利于明,而不利于我;使明得阴修战备,而我国反习逸忘劳。

[4]显然,他是站在维护 我 即后金政权利益的立场上讲这番话的。

八旗汉军的汉人来源和旗人身份弥补了满洲人统治汉地社会与生俱来的出生方面的缺欠,从而在满洲和汉人集团之间保持了某种利害上的平衡。

清朝入关初期,清朝统治者利用八旗的汉族官僚向各地进行招抚。

以张存仁(汉军镶蓝旗)招抚晋、豫、浙、闽等地,镇压豫园军,后授以直隶山东、河南总督。

以孟乔芳(汉军镶红旗)为陕西总督,招抚陕西各地,镇压回民起义。

以洪承畴(汉军镶黄旗)招抚南方,录用了大批汉族官僚,镇压各地零散的起义队伍, 江南湖海诸寇俱削平 ;后又以洪承畴经略湖广、江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 西南底定皆其功也 [5]。

从清代初年到清代中期,在八旗满洲驻防各要地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汉军。

顺治十六年(1659)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称 今各省驻防出征,多用汉军 [6]。

据统计,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地方督抚, 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 [7],这个统计数字足以说明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的倚重。

后人总结说: 顺治初,诸督抚多自文馆出,盖国方新造,用满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

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而侍直既久,情事相浃,政令皆习闻,为最宜也。

[8]的确,汉军督抚在清朝初年有着满臣与汉臣都不具备的特殊优势,他们往往因为政绩突出博得清朝统治者的赞誉,雍正皇帝对汉军正白旗人杨宗仁在湖广地区的所作所为作出的评价是 在他人犹听其言而观其行,至于尔则信而不疑,斯乃全楚地方否极而泰之机也 [9]。

从中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是极为信赖的。

二乾隆皇帝 汉军归籍移居谕 的发布与推行使汉军获得了民人资格选择的自由。

乾隆七年(1742)四月,高宗发布 汉军归籍移居谕 ,规定在京八旗汉军人员, 除从龙人员子孙,其余各项人等,如有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有不愿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远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 [10]。

这就是八旗汉军的 出旗为民令 。

汉军出旗为民是指具有正身旗人资格的八旗汉军成员豁除旗籍,出旗编入州县民籍 。

乾隆时期,大规模的汉军出旗为民活动先后进行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乾隆七年至八年,京师八旗汉军为出旗的主要对象。

这在八旗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因而在允许京师汉军出旗为民的同时,还先后就此作过一些限制和补充性规定:八旗汉军中 文职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职自守备等官以上,俱不必改归民籍 [11]。

由于此种限制,首次出旗为民者不多, 总计约有二万人左右 [12]。

乾隆帝以为 定例太拘,故出者寥寥 [13],以后他逐渐把出旗重点转向驻防汉军旗人。

第二次出旗为民活动从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乾隆四十五年,以驻防八旗汉军为主要对象。

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的谕旨宣布,允许驻防八旗汉军人员出旗。

乾隆首先命令福建总督喀尔吉善会同福州将军新柱,将福州驻防八旗汉军人等 亦照京城汉军之例,各听其散处经营 。

到七月,出旗范围又陆续扩大到京口、杭州、广州等地的驻防汉军。

为了妥善处理好此事,乾隆又进一步规定 当地绿营缺出,即将出旗汉军顶补 ,汉军 所出之缺,即将京城满洲兵派往顶补 。

这样 则京城满洲既得疏通而本处汉军等于生计之道亦得自由,诚为两便 [14]。

与此同时,乾隆不断放宽对出旗人员的限制。

乾隆二十三年谕: 汉军中老年残疾,差使迟钝者,令其出旗为民。

[15]乾隆二十七年又谕, 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六品以下现任官员也可自愿为民 [16]。

由于政府对汉军出旗为民的政策的调整完善,地域和身份上的限制越来越趋于宽泛。

表面看来,八旗汉军在保持作为失去怙恃的征服者的资格抑或作为一个有恃可依的民人的选择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权,实际情况却远非60乾隆朝有两种 出旗为民 ,一种是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另一种是指八旗另记档案及养子开户人等的出旗为民。

两者性质不完全相同,不能混为一谈。

本文论述的是前一种性质的出旗为民。

如此简单。

由于各驻防地的具体情况不同,汉军的出旗大致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汉军出旗与驻防减额同时进行,不另派满洲兵丁补额。

随着江南的平定,京口、杭州已经失去了军事驻防的重要意义。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将京口将军裁撤,仅留一名副都统驻镇江,归江宁将军管辖。

乾隆二十八年(1764),又将驻防京口的汉军领催、马甲、步甲共3000名以及炮甲、匠役等悉行裁汰,并更定官兵额数。

在同一年,清廷将杭州驻防四旗汉军马甲、步甲、炮甲、铁匠等共1900名裁撤,并裁汉军副都统一人。

一种是汉军出旗后,由京师或其他地区调拨满兵顶补。

福州、广州、西安是军事要地,福州、广州原由汉军单驻。

乾隆十九年(1754)福州原设四旗汉军官兵悉令出旗改补绿营。

八旗汉军陆续转为民籍,其中能披甲者有相当一部分转入绿营。

乾隆二十年(1755),广州汉军进行改驻,但最终只改了一半:汉军3000人中,领催80,马甲1420人出旗为民,其缺第二年由京师选派满洲补充。

西安驻防汉军出旗进行的时间较长,乾隆二十八年 令汉军一千余陆续出旗,分别改补绿旗营 [17]。

乾隆四十四年(1779)又 裁西安驻防汉军马步甲二千三百名,炮甲二十四名,弓匠八名,改充绿旗营兵。

增设满洲、蒙古马甲一千二百名,步甲一百名,由京师八旗满洲、蒙古内拣选派往 [18]。

看来,各地驻防汉军表现为集体性的出旗为民,清廷 逐伊等使之出旗为民 的强制色彩是非常突出的。

乾隆年间汉军出旗为民的人数没有具体统计,但从上述京师出旗人数已达2万,乾隆还嫌寥寥,这说明乾隆年间汉军出旗为民的人数不会很少。

汉军出旗后的主要出路是改补绿营,福州汉军出旗时规定: 汉军仍愿食粮者,分派绿营改补,于督标,陆路抚标,福协,军标各营内,遇有粮缺,四缺中补汉军三人,其子弟曾习弓马者,入余丁内考拨,俱准在食粮地方入籍应试 ; 汉军甲兵应先尽马甲改补一千名,于省会各营马粮内,坐补六百名,其余遇有绿营马粮,即补马缺,如无,即以步战粮通融酌补 [19]。

可见,汉军转补绿营,在补缺等方面均可优先,升迁要比汉军内更顺利。

清廷还将汉军中通晓文墨、熟悉官事的人派往盐运司,海关等处充当司役,使他们得到固定的职业。

此外,清廷还对出旗汉军事宜有很多具体规定,如自盖房屋留给满兵居住者按间给价;凡愿徙居他处者给予行资;原在旗境余地盖造的房屋许其管业居住;将满汉地段一一划清,以杜争端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为汉军解决了后顾之忧,出旗并没有遭到汉军多大的抵抗。

乾隆朝八旗汉军的旗人资格让位于汉人的民族属性,这是汉军身份经历的重大变化。

它与国家财力不支,八旗生计日蹙紧密相联。

同时,也与清朝入关已有百余年,他们逐渐熟习了汉地的语言、文化,掌握了一些以前只有汉军才会操纵的诸如红衣大炮的使用方法不无关系。

过去非汉军承担的事,现在满蒙兵丁也可以很好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