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级刘雅洁
冷漠——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阵痛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们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半熟人社会”的概念。
依据这一理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正在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型，基本上处于“半陌生人社会”；广大城市则正由“半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基本上处于“陌生人社会”。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有一段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经典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
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
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这首先是一种进步。
”。
“熟人社会”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弱化了“法制”的功能，淡化了“竞争”的激励，导致社会管理丧失积极性和创造性，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可能引发社会腐败泛滥，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败坏。
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
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
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陌生人社会”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
在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但令人叹息的是人情却越来越淡薄，社会越来越冷漠。
以至于有人说，我们每个人不过是活在情谊虚假繁荣的“扮熟人社会”中。
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在几度宣布“没有生命迹象，停止搜救”之后，小伊伊被从废墟中救出。
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用“奇迹”来推诿和掩饰，暴露了政府的冷漠和道德的缺失。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18名路人视而不见，堪比鲁迅笔下的看客，最后一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
可惜，小悦悦没有像小伊伊那样创造中国“奇迹”，离我们而去。
面对倒地的2岁女孩，社会良心与社会信任泯灭殆尽，善良的陈贤妹却被别有用心的人质疑是想出风头。
这一切，
拷问着民众的道德与良知。
2011年10月23日，广州南海区红十字会医院，只有两个护士为刘冬梅接生，护士根据主观经验判断孩子死亡，没有使用任何仪器检测，也没有实施抢救。
闻讯赶来的家人在妇产科处置室厕所的地板上见到用塑料袋装着的孩子。
他们发现孩子竟然还活着！这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对医疗机构的质问。
近年来，误诊、过度医疗、乱收费屡见不鲜，公众的医疗焦炉与日俱增，医患关系持续紧张。
透过这次事件，我们看到医院内部乱象林立，出现一系列违规之举，当职的医生护士职业操守何在，医德伦理何在？
2011年11月16日，甘肃庆阳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限载9人的校车搭载幼儿及教师63人超速逆行，与向西行驶的东风牌自卸货车迎面相撞，造成21人死亡。
这次事故折射的不仅是教育或超载的问题，还有留守儿童的监护、农村学校资源配置不足、民办幼儿园的政府扶持问题、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安全责任问题、校车安全国家标准的执行难问题等。
“撤公车、兴校车”成为探讨如何进行改革的众多途径中呼声最高的方式，“特权车，只应属于学生”的感叹再一次凸显了民众对政府管理不力的质疑。
透过一幕幕的惨剧，凸显的是政府管理人员的冷漠、不同从业者的冷漠、每天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路人的冷漠……互不信任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同时更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我们每个人在对他们漠不关心的同时，我们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撑腰体”的广泛流传、浙江德清的“特权校车”等我们看到，人的内心始终在向往温暖，良知和传统美德远未消失。
“陌生人社会”并不必然伴随着冷漠。
如果说在“熟人社会”，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
这时就需要建立起法制的权威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法律制度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
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
所以说，社会冷漠并不是现代社会不可医治的顽疾。
我国目前处于“半陌生人社会”，加上社会治理结构也处于人治向法治转型的过程中，道德的调节作用难以发挥出理想的水平，法制的权威又还没有真正确立，“冷漠”作为一种阵痛，也就难以避免。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法治社会和以德治国战略的推进，特别是发达的现代信息传播能力和现代
信息技术，将重振社会舆论对道德自觉的压力，可以预见，“冷漠”的末日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