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等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

中国治理碳排放的困难在于：一方面，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需要长时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当前人均能源消费过低，以及高碳燃料比例高而替代困难等基本因素的影响，在可见的将来，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加将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暂时不参与国际承诺减排，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从应对全球变暖和对国际环境负责的角度来说，中国又理应减少碳排放的数量。

事实上，由于中国碳排量的巨大，国际上要求中国参与减排承诺的压力与日俱增。

造成中国治理困境的原因，既有属于中国自身的技术和产业结构问题，更有由工业化国家开启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问题。

从前者来看，由于技术和生产管理落后，特别是由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市场发达程度造成的GDP总值差异，致使中国当前能源消费效率低，单位GDP能耗远高于工业化发达国家。

在此条件下，要实现能耗总量的零增长或负增长是不可能的。

从后者来看，当前由工业化国家领先创造的物质文明和消费模式，是基于大量消耗各种物质材料，包括能源的。

由于世界性贸易的高度发展，发展中国家不但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方式上，都在向工业化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靠拢，否则就难以形成足够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它们很难仅靠自身条件和力量单独形成明显区别于现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消费方式的经济发展道路。

在能源消费问题上则体现在人均能耗和人均GDP的关系上。

只要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则相应人均能耗同样上升。

除非发达国家在人均能耗上创造出新的模式，大幅度地降低人均能耗，同时保持高度的物质文明水平，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将基本上重复工业化国家已经走过的依靠大量消费物质财富的发展方式。

所以，中国对气候变暖的治理困境其实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难题。

要解决这个难题，只能依靠全人类的长期共同努力。

但是，要改变人们业已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乃至生存模式，何其难也！这不但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如此，并不表明我们就可以消极以待，任由气候变暖的状况恶化下去。

因为，如果今后的发展不能通过实质性降低排放来实现，那么中国繁荣的基础和未来的潜能就会受到威胁。

在这方面，西方的一些政治家们正试图强化他们的“绿色政策”，全球则兴起了社会生态运动, 把气候变化所致影响和社会的公正、贫穷及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

中国虽然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务艰巨，防御自然灾害（包括限控温室气体的排放）的经济能力与技术水平都极为有限，但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问题上却是认真负责的。

比如，中国不仅在“十一五”规划中制定了单位GDP能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的目标，而且正在大力推行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以此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气候变暖带来的危害。

可以说，中国对气候变暖这个全球性问题的警惕性日益提高，显示在环境问题的思考上，我们正加速与国际“接轨”。

迄今以来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分别从“软法”和“硬法”的角度对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加以规范。

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历经20余年,达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协议,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但仍未就温室气体减排达成全面且有实质性的方案。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法文件《公约》内容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五项基本原则，这将成为今后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指导基础：第一条是“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即缔约各方应根据各自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责任与实际能力，为保护人类整体利益而付诸行动。

《公约》指出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这实际上是为国际气候制度的确立奠定公平性基础。

第二条是“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与特殊情况原则”，该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面临气候变化影响时的脆弱性、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差异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政治经济状况和自身需求予以了特别关注，这是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之后，对国际气候制度公平性的再度考量，也是对应对气候变化全球统一行动下的国家多样性的考虑。

第三条是“预防性原则”，即各缔约方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预测、防止或尽量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并缓解其不利影响。

在该原则中，《公约》强调了三点内容，一是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不能够成为推迟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理由；二是应尽量降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经济成本；三是各国制定的气候政策与措施应适用于所有经济部门，充分体现应对行动的全面性。

并指出应当发挥缔约方之间的合作来共同努力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措施。

第四条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强调了经济发展对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展相关行动的重要性。

由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对所有国家而言，应对气候变化都将是一次对自身发展的重大挑战，只有将气候政策的制定纳入国家发展计划中去，才能在保护气候系统安全的同时促进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

第五条是“以合作促进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原则”，《公约》认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通过合作促进的这种有利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将有助于“促成所有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从而使它们有能力更好地应付气候变化的问题”。

这本身也是对全球气候治理行动应坚持平等性原则的最好体现，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也不应该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发展要求与拥有排放空间的权利。

最后，《公约》也指出要防止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对当前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合理阻碍。

二、《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计划“如果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世界第一个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国际合作的框架性多边条约，那么，《京都议定书》就堪称全人类第一个以条约形式要求承担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义务的执行性文件。

”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设定与各缔约方相适应的减排目标在履约方式上提出了三种灵活机制：联合履约（Joint Implementation,简称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排放权交易（Emission Trading，简称ET）JI 与ET 都是针对发达国家的约束性减排任务而设立的履约方式,即可以通过“联合履约”的这种“集团式”减排来共同完成某一减排目标。

比如欧盟各成员国就可以视作一个整体，只要在总量上实现排放任务即可；也可以通过“排放权交易”，即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碳排放额度的买卖，使难以完成减排指标的国家能够花钱从超额完成的国家购入其超出的排放量。

而三个灵活机制中最具开创性的是CDM，即清洁发展机制，是目前阶段发展中国家唯一可以参与的减排机制。

它允许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递低碳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可以冲抵投资方的减排任务，而发展中国家在合作过程中获得的先进技术与海外资金可用来帮助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从而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赢。

这一机制对促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全球参与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与实践意义。

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困境：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遭遇困境与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科学认知等有关,但具体表现在合作原则、减排方案和资金落实等关键问题上。

合作原则关乎合作能否启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平，但各国对公平的理解却不尽相同。

发展中国家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尤其是要考虑到历史责任。

但发达国家更强调共同责任，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时进行减排。

减排方案最能体现合作的原则,不能体现“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方案势必影响有效的国际合作。

资金和技术如果不能落实，则从根本上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积极性。

1、合作谈判原则分歧尽管历史责任原则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在应用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时,它也存在着一些实践上的难题"首先,关于不同的发达国家在1900年以前究竟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人们缺乏具体的数据,因而很难作出它们各自究竟应当减排多少温室气体的决定"其次,历史责任原则要求确认排放行为的责任主体,但是,在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方面,责任的主体往往很难明确地加以界定"例如,如果A国以高排放方式生产的产品G被出口到了B国,B国是这种产品的最终消费者,那么,究竟是A国的生产商还是B国的消费者应当为产品G的温室气体承担责任?据测算,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有20%左右是源于出口产品的生产¹"国外消费者享受着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却将制造这些产品产生的排放要算在中国头上,这显然有失公平"再次,在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的同时,发达国家则辩解说他们无须为历史承担责任,因为当时受制于科学的认识,碳排放是不知情的,而现在发展中国家己经与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一样,尤其是像中国己经成了世界第一排行大国,因此发达国家更强调现实责任"最后,历史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是由于它认为,发达国家在其以往的历史中,排放了比创门应得的份额更多的温室气体"但是,一个国家究竟可以排放多少并没有在历史责任原则中规定"因此,只有当确认了一个国家究竟应当获得多少排放份额后,才能确认一个国家的过往排放是否超过了它应得的份额"2、减排方案分歧份额问题看上去只涉及数量,与价值判断的关系要少些,然而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问题,其背后不仅是一个公平价值问题,而且涉及气候与发展的南北矛盾,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其对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和性质也存在差异"发达国家的排放是/奢侈性排放0,而发展中国家则是-性存性排放0"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现在有能力有技术来重视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生存和发展,减排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京都议定书规定,从2008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到期后,全球将就“后京都”时代进行谈判,减排方案将围绕排放权分配!减排目标!基数年!减排计算方法等展开"碳减排谈判的目标其实就是确认各国应当分担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或者从问题的另一面说是确定各国应当享有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即排放一定数量的温室气体的权利"根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领衔的课题组¹介绍,目前国际上推出的/后京都0时代的二氧化碳减排方案都是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