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简介谭嗣同（1865一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

湖南浏阳人。

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

后为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僚，曾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

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龢等人。

旋奉父命, 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

曾游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

同年底重抵南京,闭户养心读书, 成《仁学》2卷。

（①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 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

“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

②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

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

③并且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

对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

④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变法等主张。

）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

1898 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

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即“拔刀以救上自任”。

9月8日夜,赴北京法华寺访袁世凯，请袁发兵相救。

袁佯为应允。

9月20日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9月21日，政变遂起。

9月25日被捕，9月28日与林旭等5人同时被害。

时年33岁。

临刑绝命词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生平遗著编入《谭嗣同全集》。

留有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众所周知，梁启超和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的两位先驱。

其中，梁是变法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并在变法失败后坚持和自己的维新式君主立宪制观点；谭则是变法的主要思想者和组织者，在变法失败后作为六君子之首英勇就义，召起了人们爱国的热潮，点燃了日后革命的火种。

无需置疑，他们都为变法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他们两个人，结局却是截然不同的。

在西太后决定兵变之前，康、梁、谭等变法领导人都已从光绪的衣带密诏和民众的流言中得知了事泄。

光绪密劝“三日之内出逃”。

康、梁风行雷厉，迅速逃往日本，准备往后死灰复燃。

谭嗣同在他们走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留者，无以酬圣主。

”于是作为“留者”，他毅然留了下来。

他坚决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就这样地去了，而梁启超却继续主持变法。

当我们现在看到那时的风云，该怎样评价谭和梁的行径呢？谭的话是否有矛盾呢？和谭来比，我们也许可以说梁贪生怕死；和梁来比，我们也许可以说谭木讷不化。

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变法需要谭嗣同这样舍己为公，用自己的鲜血来换取民心的；也需要有梁启超这样的人，以保存实力，东山再起的。

如果没有谭嗣同，变法行动必将像他所说的那样因为无流血者，国之所以不昌也。

变法失败时，就是需要这样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的死，来唤起人们对变法需求和信任。

没有谭，那么梁启超就是上天入地，也无力阻止变法的早早草草地收场。

要进步就是需要有所牺牲，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但是，谭的另一句话说得更有道理：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

梁启超就是此“行者”。

要使变法再次成功，就必须要保存实力。

因此，梁启超无可厚非地作为“保留品种”留了下来。

虽说梁最后还是没有力挽狂澜，再次发动变法，但是，谭嗣同的眼光是相当有远见的。

全像他那样就义了，当然不可能“图将来”。

但是，他选择了自己留了下来以酬民心，梁启超去继续他们的事业。

这，都显出了他舍己为公的精神。

在知道了梁和谭的事迹后，我们的同学不是笑谭“愚鲁”就是骂梁“怕死”，但是，宏观上来看，变法有谭嗣同，又不能缺梁启超。

历史也就是这样，既要歌功“舍己为公”的壮烈，又要发扬“东山再起”的魄力。

但是，两者不可兼得而不可缺一，不是吗？谭嗣同选择英勇就义，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变法的决心，这无疑是对顽固派的有力冲击，而且坚定了仁人志士的变法救亡的决心，但是，谭嗣同把变法失败归结为中国历来没有为变法流血牺牲者是片面的，但他的死，正表现了中华儿女不怕牺牲的英勇斗志，他死得其所。

如果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一起逃跑，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这样，一来可以为变法保存有生力量，有望他日东山再起，为中国尽力，又可以减少牺牲。

但是，不管谭嗣同的选择如何，都已经成为历史，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仍然视他为英雄，戊戌变法的流血牺牲者。

其父为湖北巡抚谭继洵，5岁读书，15岁学诗，20岁学文。

钻研儒家典籍，广泛涉猎文史百科，对中国国学有较深造诣。

同时其又致力自然科学之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

后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谭嗣同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

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

曾游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

1896年底重抵南京，闭户养心读书，成《仁学》2卷。

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

1898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

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即“拔刀以救上自任”。

9月18日夜，谭嗣同前往法华寺争取袁世凯支援，杀荣禄、囚慈禧，不料袁世凯向荣禄告密。

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谭嗣同谭曾著《仁学》一书，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

“仁”是万物之源，“以通为第一义”。

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

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

并且认为儒学“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专制网罗。

对秦汉以来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

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变法等主张。

《仁学》一书还有惊人之议：“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而据史学家黄彰健考证，原诗应为“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现在所见的“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应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改。

此说在史学界并未得到公认。

北京的谭嗣同故居谭嗣同故居在北京北半截胡同41号。

谭嗣同还被称为清末维新四公子，另外三人是湖南巡抚之子陈三立，福建巡抚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之子吴保初。

^ 两昆仑是指何物？一直是历史学家好奇之处。

梁启超认为“两昆仑”指康有为和大刀王五；也有人认为“两昆仑”指大刀王五和拳士胡七；亦有人认为“两昆仑”指谭嗣同的两个仆人，《唐人传奇》中指仆人为“昆仑奴”。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几十年来，研究谭氏生平及思想者不乏其人，在大陆是热门课题，在海外亦非冷门。

而在众多的论著中，分析谭氏思想的似又占了多数。

最近有幸拜读了张灏先生的新著《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感到颇具新意。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大陆学者研究谭氏的文章和著作，比较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讨论谭氏哲学思想的性质；二是探究谭氏的政治思想，如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等的历史作用。

而以整个晚清思想界为背景，以鸦片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思想变化为线索的研究，或从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则稍嫌薄弱。

因此，张先生这部新著的审视角度和分析方法，在笔者看来是相当有趣的。

按照张先生的介绍，这部著作是他所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一书英文本的副产品。

他希望通过谭氏一生的行迹和主要作品，勾画出谭氏的主要思想的发展及其“心路历程”，并从中多多少少看出一些近代思潮演变的痕迹。

这里所说的“心路历程”，是指人物内心世界的各个方面，既包括思想观念和意识，又包括情感、心态等等，其内涵显然要比一般所说的“思想”宽泛得多。

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中肯的评价实非易事，全面地把握人物的思想，特别是其内心世界，更是难上加难。

虽然张先生给自己这部著作提出了难度不小的要求，但通读全书，笔者认为分析是成功的。

书中不仅简明清晰地勾勒出了谭氏思想形成和变化的脉络，而且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足以启迪人们去作进一步的思考。

这部著作首先分析了谭氏的性格、身世和生活环境，着重讨论了晚清传统思想的变化趋势，特别注意揭示思潮和学风等的状况。

书中分析了儒家思想致用精神在晚清的复，亦强调了先秦诸子学和大乘佛学在当时的影响。

这后面的两个方面，是治近代中国思想史者常常忽略的。

张先生认为，先秦诸子学和大乘佛学，“都是胎源于古代枢轴时代的思想转化。

这个转化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含有高度批判意识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之出现，由此而造成传统内部的各种思想互相激荡和薰习。

”而在晚清，“这个思想世界出现所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传统内部的紧张性和激荡性的提高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