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各种环境问题日益涌现，相应的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大量发生。

如何收集证据，成为处理环境纠纷尤其是通过诉讼程序处理纠纷的关键问题之一。

而环境问题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也相应地具有复杂的科技特征，一般当事人很难通过自身力量收集到这样的科学证据，往往需要借助于专业的监测（鉴定）机构加以完成。

如何从专业监测机构及时得到真实准确的监测数据以支持其主张，成为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处理中对当事人具有胜负决定意义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立法规定得以产生。

有“乌金”之称的煤炭，在开采过程中却带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等一系列问题，这成为困扰煤炭业发展的悖论。

建立健全煤炭开采生态补偿机制，构筑煤炭开发的“事前防范、过程控制、事后处置”三大生态环境保护防线，做到“渐还旧账，不欠新账”山西省和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采矿损害侵权行政救济社会救济矿产开采常常对矿区内人群的人身、财产及生态环境产生损害。

这类损害构成复杂，法律规定不完善，侵权责任法对此研究尚不深入，司法救济难度大。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中指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民事审判中，认真研究煤矿采空区损害赔偿案件，对于发展生产、保护环境、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积极的意义。

笔者在此以煤矿采空区为视角，对采矿损害赔偿作初步探讨。

一、采矿损害的类型化分析地下煤炭被开采后常常留下一个个成片的空洞，煤层被采空的地区称为采空区。

采空区的地质结构改变，必然破坏原有生态环境，威胁地表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采矿损害。

采矿损害属复合性损害，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作不同的分类。

（一）按损害的对象区分，采矿损害可分为：1、人身损害。

煤层采空后，容易造成地层塌陷，引发房屋垮塌、地质灾害，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2、财产损害。

地层塌陷引发的房屋裂缝倒塌、地质灾害可能导致家禽、家畜死亡、农作物等毁损。

3、环境破坏。

在采空区，导致地表水容易渗漏，地下水下沉随矿井通道流失，导致采空区内土地保水能力明显下降，河溪断流，井渠枯竭，人畜饮水困难，土地抗旱能力差，地力下降，部分土地甚至失去耕种价值。

矿产采出地面后，有毒有害物质暴露地表，形成继发性型环境污染，进一步扩大损害，恶化生态环境。

（二）按受害主体分，采矿损害可分为公益损害和私益损害。

英美法系立法利用“妨害行为”的概念和原理来概括环境侵害。

[1]“妨害行为”可分为公益妨害和私益妨害。

所谓“公益妨害”，指不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行为，致使社会上一般人之生命、健康、财产、安乐、自由、利益、便利等遭受危害，或对公共权利的行使和供给产生妨害。

所谓“私益妨害”，则是指不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行为，致使私人利益所受到的危害。

[2]笔者认为，在采矿损害赔偿中，公益损害既包括对矿区当代不特定多数的人之生命、财产的损害，也包括因生态环境的恶化，对后代人生存发展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私益损害是指对特定的人之人身、财产的损害。

不同类型的损害，宜采取不同的救济方法。

对人身、财产损害，其损害金额容易确定，可按损害填补的方法予以赔偿。

对环境破坏，其损害金额难以量化，重在采取补救性措施，尽可能恢复环境的功能。

公益损害和私益损害的划分，亦为损害赔偿救济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二、采矿损害的特点采矿损害与一般的民事侵权相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影响范围的广泛性与社会性。

采矿损害往往涉及一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的人和物。

[3]采矿形成的采空区不能恢复，对环境改变的损害不可逆转或难以恢复，不仅损害了矿区当代人的权益，而且损害了矿区后代人的权益。

第二、采矿行为通常具有合法性和利益性。

传统侵权行为往往是危害社会安全，是对社会无益的行为，具有“可归责性”或“社会危害性”。

而矿产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在经济再生产过程中，需要以矿产资源为生产和生活资料。

通常情况下，开采矿产资源符合社会生活常规，经过行政许可，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合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是人类文明进步所付出的必要代价，是一种社会风险。

从利益衡量角度讲，人类不可能停止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也不能完全避免采矿损害。

正因为采矿是有益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行为，要求人们对采矿损害要有适度忍受的义务。

第三、致害原因的复合性和复杂性。

在传统侵权行为中，一般只涉及特定的、个别的受害人人身、财产等一种或多种私益的损害，通常不会对后代人的权益产生明显影响。

且加害主体、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损害程度和损害过程均容易确定，受害人举证证明侵权责任的各个要件亦相对容易。

而在采矿损害赔偿中，损害的对象具有多重性，每一种损害又可能是多重原因造成的。

比如，矿区房屋裂缝坍塌，既可能有采矿造成地层沉陷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滑坡、暴雨等地质灾害造成的，又如，农地干旱造成欠收、绝收，既有采矿造成地表水下沉的原因，也可能有降水不足的原因。

同时，造成损害的原因隐藏于损害的背后，需要借助科学技术进行分析判断。

此外，采矿损害还具有长期性，连续性等特征。

三、采矿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环境问题分为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两大类，一般认为，环境污染是指工矿企业等单位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垃圾、放射性等有害物质和噪声、震动、恶臭排放或传播到大气、水、土地等环境之中，使人类生存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危害的行为。

[4]从民法角度讲，人为造成环境破坏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可归为环境侵害。

所谓环境侵害是指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以致危害公民的环境权益或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侵权行为。

[5]采矿损害属于环境破坏侵权行为。

在侵权行为法领域，一般只研究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对因采矿改变地质结构等导致环境破坏致人损害未作深入研究。

民法典草案及有关草案建议稿也未对环境破坏侵权作规定。

[6]笔者认为，采矿损害赔偿责任与环境污染紧密相连，在采矿损害赔偿中可能包含环境污染，二者造成损害的特性也十分类似，故采矿损害赔偿的法理基础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相同。

有人认为，《民法通则》第124条确立归责原则仍然属于过错责任的范畴。

“违法”就是一种过错，只不过“过错”并非主观归错，而是所谓的“客观归错”。

[7]在环境侵权方面，以无过错责任取代过错责任，几乎成为各国环境权保护立法的首要问题。

[8]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也规定：“开采矿产资源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均未以“违法”或“过错”为归责要件，可见，我国也建立了环境侵权的无过错责任。

因此，在判断采矿人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应直接适用《矿产资源法》，不必考量采矿行为的合法性。

环境侵权的无过错责任是指因污染和破坏而给他人造成财产和人身损害的行为人，即使主观上没有过错，也要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目的在于赔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

为此，采矿损害赔偿责任有以下几个构成要件：1、有损害事实存在。

损害事实既是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危害结果，又是民事责任的依据。

在采矿损害赔偿中，侵权所造成的损害事实不仅包括环境资源的经济性价值损害，而且包括生态性价值损害，既包括对当代人的人身、财产的损害，也包括对后代人生存发展的不良影响。

采矿造成的损害，通常难以确定，需要同因果关系一起进行鉴定，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其损失更难量化。

2、有采矿行为。

行为人在受害人居住、活动地或财产所在地之下从事采矿活动。

3、采矿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是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客观联系，即特定的损害事实是否是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结果。

只有当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时，行为人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

[9]所谓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是指可归责的行为与权利受侵害（或保护他人法律的违反）之间有因果关系。

所谓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指权利受侵害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所欲断定的“权利”受侵害是否因其原因事实（加害行为）而发生，因权利被侵害而发生的损害，应否予以赔偿，系属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四）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这里所指的因果关系即是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

有观点认为这是证明责任的倒置。

[10]其实，该规定更接近因果关系推定。

所谓因果关系推定，是指对于某种表见事实发生损害，推定损害与该事实的因果关系存在，受害人无须证明其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对表见事实行为请求损害赔偿，而行为人则惟于以反证证明损害与该事实无关时始可免责的法则。

[11]举证责任“倒置”对应的是所谓“正置”，在“正置”之下，环境侵害受害人欲主张其权利，就需对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在“倒置”的做法，则是在原告就其他要件事实举证的基础上，规定由被告就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可见，因果关系推定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是有区别的。

在采矿损害赔偿中，只要受害人举证证明其人身、财产因地层塌陷、瓦斯泄漏等因采矿相关联的事实中受到损害，即推定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成立，采矿人否认的，应举证证明采矿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对于责任范围内的因果关系，仍应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

四、采矿损害赔偿救济采矿损害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难以量化、难以补偿。

由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具有长期性，即使通过司法途径对特定的受害人判决给予赔偿，也只能解决当代人的损害赔偿问题，不能给予后代人损害给予赔偿，不能实现代际公平。

并且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人数众多，法院裁判执行难度大，即使赔偿金执行给予每个受害人，也难以采取恢复生态的措施，矿区居民仍将长期处于恶劣的生态环境之中。

司法途径解决生态破坏之赔偿并非最佳选择。

在环境保护的法律手段中，民法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较之于各种手段，它往往只扮演了次要角色。

[12]因此，应当根据采矿损害的不同类型和特征，建立行政救济、损害分担社会化、司法救济等多元途径予以救济。

（一）行政救济现代世界各国环境法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规定由国家环境行政权对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统一的监管。

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国家的环境行政权的实现。

[13]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