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家风所谓家风，指在一个家庭或家族成员中沿袭下来的道德风貌和家庭传统。

全民谈家风，是件大好事，于是想起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

作为近代湖湘文化集大成者，曾国藩一生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把“齐家”摆在突出位置，他疏理治家方略，形成“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治家八字诀，推出“尚廉、尚谦、尚劳”的家教家规，使世代子孙从中受益，曾国藩秉承的家风很值得今人借鉴。

最能体现曾国藩家风的，当然是收录一千五百封信札的《曾国藩家书》了。

该“家书”记录了曾国藩三十年从政、领军生涯中的家教心得，涉猎内容涵盖教子、持家、治学、交友、修身、理财、用人、处世、治军、从政等方方面面。

“一滴水可见阳光”，曾氏行文从容镇定，运笔挥洒自如，于平平无奇“拉家常”中蕴含许多真知灼见，充满人文关怀，具有极强的亲和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这是一部真实生动的生活宝鉴，难怪它成为中华传世家教之经典。

歷年来笔者多次拜读该书，越读越觉得意味深长、歷久弥香。

我们读《曾国藩家书》，最看重的还是其家庭教育，这些全表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及诸弟的家书中。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曾国藩受此薰陶并发扬光大。

无论在教子读书、研究学问、勤俭持家、自尊自立、修身养性、做官从政等各个方面，他都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其学养造诣和道德操守呼之欲出。

所以民间素有“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巖”之说，近代曾国藩更被奉为“官场楷模”。

研读家书，曾国藩确实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出身农家，他终其一生与俭朴相伴。

笔者探访过位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的曾国藩故居“思云馆”。

导游介绍，曾国藩不讲究膳食，通常每顿饭只有一个菜，因此博得“一品宰相”美誉。

三十岁时曾国藩做过一件缎马褂，却每年只在喜庆日穿一下，珍藏三十年而不换新的。

在京城上朝，他坚决不坐一品官轿，只坐普通蓝呢轿子。

他小女儿少时随母到两江总督府，穿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曾国藩觉得太奢华，命她立即换一条没花边的裤子……有这等严父，曾家老少自然始终传承俭朴家风，谁也不敢越轨半步。

在家书中，曾国藩写道：“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

”他要求妻儿和媳妇每日纺纱、做鞋，新媳妇进门无论出身如何均须下厨和做家务；他要求家人不得借侯府之家摆阔气，“后辈子侄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

曾国藩终其一生明道京师经世、宁静致远，君子为学、厚德载物。

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简养俭、以廉明志，他以自己立德、立功、立言的实践，赢得后世“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誉。

他的《家书》堪称中国近代家教范本、中华优秀家风的结晶。

正是靠这种优良严谨的家风，使曾国藩的家庭教育大为成功，其子女后代一个个牢记父训，勤奋好学、廉洁处世，成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有用之才。

优秀家风加之家学渊源、严格要求，曾国藩的兄弟子侄、亲朋好友乃至门生故旧深受影响，曾氏后裔人才辈出，构成一个名声远播的名门望族。

据统计，曾国藩兄弟五房中出过成功人士约二百四十多位，包括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学者、科学家和高级干部，其中有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诗人曾广珊，教育家曾约农、曾宝荪，翻译家曾宝葹，化学家曾昭抡，教授曾昭枚、曾昭权、曾昭亿、曾宪楷、曾宪柱、曾宪森，考古学家兼博物馆学家曾昭燏，园艺学家曾宪朴，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研究员曾宪榛，出版家曾宪源，画家曾厚熙，导演曾宪涤等等。

曾国藩曾是一位有争议的歷史人物，数十年来国人对其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力挺他的人抑或憎恨他的人，对他的家书无不追捧备至拍案叫好。

毛泽东曾夸曾国藩是“办事（干事业）兼传教（传播思想学说）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足见曾氏影响之大。

《曾国藩家书》何止是一部记录家常的书信集？更是一部蕴含为人哲理、指导做人处世、持家教子的家风宝典！当今社会，父母无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无愧于国家民族的栋樑之才？读一读《曾国藩家书》定会大有裨益。

曾家何以能颠覆“富不过三”的潜规则，从这本家书也不难看出箇中奥秘！顺便说一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曾国藩家书》是绝不可能面世的，今天能读到此书，实乃国之幸、民之福也！向曾国藩学习“拙诚”式领导力在虚浮、圆滑、取巧、推诿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的清朝晚期，曾国藩大胆地提出“天道忌巧”的命题。

他高呼“去伪而崇拙”，这个“拙诚”的工夫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核心，也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理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许多人心目中的曾国藩是权谋家的代表，这是对他的误解。

曾国藩的领导艺术虽不无权谋因素，但其核心却是“忠义血性”的儒家理念。

曾国藩生于雍、乾后，举国风气的败坏，几乎达到了顶点。

而在曾国藩看来，最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统治阶级本身的人心陷溺、人欲横流。

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

大清王朝要想走出这场空前的危机，必须解决人心的问题。

因此，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宣讲举世都不宣讲的儒家学说，以传承圣人的价值体系为己任，最终排除千难万险，成就了“以转移社会风气来造就一代之人次”的功业。

用人：尚朴实，耐劳苦任何理念最终都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

如果说在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血性忠义”，那么在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则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

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

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养成什么样的作风。

湘军靠什么打胜仗？靠什么持续地打胜仗？就是这种“尚朴实，耐劳苦”的作风。

而湘军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作风，关键就是湘军选募时坚持选用朴拙之人。

曾国藩的用人，从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

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

他厌恶听到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

曾国藩的管理风格亦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

他认为，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作战：扎硬寨，打死仗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他有自知之明，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商，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工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

组织文化：还我真面，复我固有曾国藩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之下，湘军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组织文化。

这种坦诚相待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

心性：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任何一种理念的践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与障碍。

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意志力量坚持到了最后。

曾国藩说：“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

”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利于一时；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

正如梁启超评价的那样，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认为是最迟钝愚拙的一位。

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就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如此而已！如此而已！曾国藩的文化自省与实践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洋枪洋炮了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打乱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西方文化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起冲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有觉悟的中国人开始了对国家救亡道路的探索，开始了对民族文化的反思。

作为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曾国藩，其文化自觉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实践精神，对于我们思考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书生带兵——文化的力量在历经10余年京官生涯后，曾国藩因母丧成为一个在家守制的丁忧侍郎。

时值太平天国风生水起，撼动了清廷东南半壁。

为巩固统治秩序，咸丰皇帝向曾国藩发出上谕，让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本欲在家终制的曾国藩，在接到武汉失守、人心惶恐的消息后，经郭嵩焘力劝，赴长沙团练乡民、搜查土匪。

在楚勇练就、船炮齐备、准备出征时，曾国藩作《讨粤匪檄》，布告远近，向太平天国发出了宣战书。

在檄文中，曾国藩首先用排比的句式，犀利的言辞指出：洪杨五年来“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

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接着更以人伦尽毁，农不能耕、商不能买、士不能读形容太平天国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发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的号召，让读书人群起而攻之，捍卫自己的精神家园。

曾国藩进一步列举了“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

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

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的行为，意在激起全民公愤，助其“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

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

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檄文最后，曾国藩恩威并施，号召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义仁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这些人或以宾师相待，或奏请优叙，或授官爵，而反戈者将免死。

如果“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则“大兵一压，玉石俱焚”。

在《讨粤匪檄》的号召下，很多读书人加入了湘军的队伍，成为湘军的中坚力量，在湘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在曾国藩和读书人组成的湘军将帅带领下，湘军刊刻《船山遗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求治国用兵之道用于军政实践。

从发布《讨粤匪檄》到刊刻《船山遗书》，曾国藩对于文化作用的认识和利用，成为其文化自觉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经世为用——实践是检验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曾文正公年谱》记载，曾国藩“公之为学，其大纲宗，略见于所作《王船山遗书序》，而备见于《圣哲画像记》。

自登第以还，于学无所不窥，九经而外，诸子百氏之书，靡不规得要领。

其于《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明史》、《文献通考》、《五礼通考》数种，尤笃好不厌，治之三反”。

对此，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写过一篇《曾文正一生三变》的文章，指出：“文正一生凡三变。

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

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

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