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青铜器》评介●曹　玮 王　辉 朱凤瀚先生的《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14万字,是一部系统、全面、综合地反映宋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中国先秦铜器研究成果的大型专著。

它不仅是初学者的入门指南,而且将成为专业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全书分上编和下编。

上编是通论,由八章组成。

第一章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青铜时代。

作者指出铜器时代始于青铜的冶炼与使用。

因为“无论是纯铜(即红铜)还是砷铜等铜的合金,皆由于机械性能不够优良而导致最终被青铜取代,只有青铜被发明与应用后,金属器物才能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取代石器(及陶器)。

”青铜时代一词于十九世纪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提出后,相继为各国学术界所采用。

它是指青铜成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源料阶段。

中国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前二、三百年(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终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战国早期)。

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有二:一是青铜大量用于武器的制造;二是铸成礼器。

青铜没有造成农业生产工具的较大改进。

第二章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史。

作者将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铜器的学者化分为三个圈子:中国、日本和西方。

在中国,西汉至唐代,先秦铜器相继出土,并记录于官方史书;两宋时期的复古之风成为铜器研究的奠基阶段,有关著作分为图录、款式、考释、书目提要、字典五类;清代的朴学是金石学复兴的土壤,铭文考释、器物定名成绩尤多;民国时期,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思想在中国的逐渐传播,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与器物学研究,现代田野考古学的传入冲破了金石学的羁绊,郭沫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研究法开一代研究之先河;建国后,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青铜器,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综合与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在日本,《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的出版,标志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铜器的开始;《?禁的考古学的研究》是用考古类型学研究中国铜器的问世工作;《殷周铜器综览》系列著作是日本对中国铜器研究的集大成者;《金文通释》则成为金文研究的典范。

西方(指欧洲与北美及澳洲)搜集中国铜器当始于法国赛尔努什博物馆,但真正了解铜器的价值是本世纪之事。

随着中国铜器流入欧洲、北美,铜器图录等著作也相继出版,从法国人褚德彝的《中国古铜器集》至《赛克勒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勾绘出西方人研究中国铜器的轨迹。

第三、四章青铜器的分类与定名。

作者简要回顾和评价了自宋至今各家青铜器分类、定名的优劣,采众家之长,以器物用途作为分类的标准,将二里头文化至战国晚期的铜器分为6大类、75个器类。

每器类均以古代文献对器物功用、定名成因进行讨论,并分门别类作了考古类型学的型式划分,每器附有线图,清晰明?,图文并茂,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考古与文物　1996年第5期 第五章青铜器纹饰。

这是青铜器研究中极为重要、而且是难度较大的一个方面。

它涉及古代的意识形态、礼仪制度、宗教信仰、美学等诸多方面,又无系统的文献记载。

反映在铜器上的不同种类和不同形式的纹饰——或是传说中的神异怪兽,或是抽象的几何图纹,或是写实的飞禽及人物与植物,这些各具特点、互不相同的素材不仅是异时代、异地域的产物,也是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的写照。

作者以动物、几何形、人物画像三大类纹饰为基点,对铜器纹饰也作了考古类型学的分析,划为18类43种不同的纹饰,并扼要地阐述了纹饰的内涵、组织方式、纹饰与器物的关系、表现手法、艺术特点等几个方面,由表及里,不仅有断代方面的解释,而且突出了纹饰反映的实际主题,即出于意识形态与礼仪制度方面的考虑。

最后作者按纹饰的类别及内涵的发展、组合,将其分为五个阶段,并归纳出各阶段的特征,从而增加了纹饰的断代作用。

第六章青铜器铭文。

作者认为铭文属于古文字学的重要内容,故而未展开讨论,仅就其外在形式作了概括。

指出了商代早期已有铭文出现,但至目前为止仅发现二例传世品;商晚期铭文有四种形式:族氏铭文、族氏名与其祭祀的先人日名、仅有日名和仅有作器者名。

商代铭文的内容多为祭祀与战争及王室与祭祀人的关系等。

西周金文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金文有承前启后的过渡趋势,因周初铜器“多数当属于商亡国后臣服于周人的商遗民”,金文内容关乎到当时的官制、军制,至康昭时期,战争、政治、封赐等史实逐渐增多,氏族铭文少见,但较之商金文,长铭文明显增多。

中期铭文记录周王于宫廷进行册命之礼的铭文始出现,逐渐约定俗成,形成固定格式。

晚期金文多长篇铭文,铭文末尾多有嘏辞,字体盛行“玉箸体”;春秋金文“多反映诸侯大夫之社会活动与其典章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局面。

”字体逐渐形成了齐鲁、晋、秦及南方四个风格不同的区域;战国时期,礼仪制度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物勒工名”的内容,区域性差别较之前代有所加强。

第七章铸造与加工、铜矿的开采、青铜的冶炼、铜器的铸造以及工艺的研究是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而展开的。

尤其是近二十余年来,随着中国高科技的迅速发展,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与国外交流的增多,探讨物质结构内部的工作也为铜器铸造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自然科学家众多的研究成果,把中国铜器冶铸史的研究推向了更深层次。

作者全面吸收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使此章内容有相当深度。

作者以考古出土材料为基础,对原料、采矿、冶炼程序与工具等进行了概括,并按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西周、东周等不同时代、不同阶段和铜器与铜兵器两大类作了梳理与描述,指出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间不同器类的铜、铅、锡各自的比例与含量,连同检测方法、手段一同列表。

至此,作者并未停止,而是将这些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与《考工记》相验证,这一工作对青铜器的研究是极其有益的。

中国先秦青铜的铸造有二种方法,即块范法和失蜡法。

块范法是中国铜器铸造的传统方法,古今中外的研究学者都没有异议,是否采用块范法至今还是青铜器辨伪的一项主要标准。

但对失蜡法使用的起始年代,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意见。

尤其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江西新赣大墓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出土后,失蜡法始用年代的争论成了学者们注意的焦点。

作者于本书中虽然没有涉及三星堆和新赣的材料,但以考古发现为出发点,对先秦时代失蜡法的起源、应用和传播路线都作了中肯的分析与总结。

此外对铜器铸造中的镶嵌、包金银、贴金、外渡金属、髹漆等工艺的源流与技术作了有益的探讨和详细的介绍。

第八章青铜器的仿造、伪造与辨伪。

青铜器辨伪是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非常必要且难度较大的工作,常常出自多年的经验而缺乏理论方面的概括。

作者依据自宋以来仿古铜器铸造的情况,据其目的与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仿造和伪造两种。

指出:“仿造青铜器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故而仿造铜器常于仿制品上铸有年款等铭文,“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特点明显易见;伪造铜器则是古董商人出于逐利的目的,采用真器改造、全器伪作、真器作伪铭、真器后制伪纹饰等四种手法制造古铜器,形制、纹饰、铭文与真器相差无几,但仔细研究仍有破绽。

虽说铜器的辨伪是经验之谈,但经作者的总结与归纳,使之在理论上得以升华。

下编为分论,共六章。

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商代青铜器、西周青铜器、春秋青铜器、战国青铜器及东周时期边远地区青铜器为题,每题一章,分别论述了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出土情况、形制特点、器物组合、纹饰变化等特征,并附有器物出土情况登记表。

第九章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

作者介绍了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分布地域、分期概况后,在分析其特点的时候指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在容器、兵器与工具的铸造水平上虽然仍带有某些原始性,仍可归之于早期铜器的范畴内”。

从爵的制造到铜镞的使用,“特别是有较成熟的镶嵌技术,这些又都表明此种文化中青铜工艺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较之齐家文化要进步、发达。

”“尽管二里头文化是否含有早期商文化因素仍在讨论中,但它与商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很明显的。

”并明确指出因二里头文化的铜器多出于墓葬,“这类铜器可能是作为礼器(墓主人生前所用祭器)随葬于墓中。

如是,则以青铜作为礼器的制度在二里头时期即存在。

相应的,在墓葬中也有了最初的青铜礼器组合制度。

”此外,作者对被认为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期的传世铜器也作了介绍。

第十章商代青铜器。

作者以二里岗和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主要资料,分别介绍了商代前后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器类、组合等方面的特点、源流和发展的概况。

“郑州的二里岗期的商文化,可以认为是典型的商代前期文化。

”二里岗下层期的青铜器于墓葬中的组合形式有爵、爵蒝、爵三种,“此一时期青铜器不仅在器类上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青铜器大致相同,而且在随葬组合型式上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有相同处,充分表现了二种青铜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二里岗上层期文化出现了鼎鬲觚尊卣盘盂等新器类。

“盛行饕餮纹”,“迄今为止,经考古发掘,在二里岗期墓葬或窖穴中出土的青铜器尚未有带铭文的。

”除此之外,作者简要介绍了郑州以外的河南其他地区、河北、山东、陕西、湖北等省区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期铜器的概况。

“商代后期是中国青铜文化正处于其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在参照陶器、甲骨的分期,总结归纳了前人的铜器研究之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标准。

指出“分期的结果应该达到这样一种标准,即:青铜器依照分期之序列体现一定的时代早晚关系;各器类在器形上也依此序列发生阶段性变化;周期内的诸类器物在形制、纹饰、工艺上以及在组合方式上具有一定的相对的稳的共性。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作者系统地梳理了殷墟历年来出土的材料,并将殷墟铜器分为三期五段。

指出,墓室面积大者礼器多,数量也较大,“这说明铜礼器确有表示等级身份的意义”;对墓主人等级身份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的器类是爵觚。

除此之外,以殷墟铜器为标准,分别对殷墟以外的河南地区以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四川、江西、安徽等省区出土的晚商铜器一一进行了比照和介绍,就其源流、形制及与殷的关系等作了分析,作者对兵器还专门设一节介绍殷兵器。

第十一章西周青铜器,作者回顾了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主要概况,并归纳为五点:1.标准器法,即“有铭文而铭文又可以明确表明年代的器物”;2.墓葬中与陶器共存的若干件铜器;3.能体现时代风格的若干件器物在一定条件下组成的组;4.陶器群分期的成果;5.铭文内容。

由此,作者以陕西关中和河南洛阳(西周时期的两京地区)及周围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为基本材料,分西周铜器为五期。

辅以陶器为各期佐证,将著名的传世铜器与窖藏铜器也归纳到各期内。

并参照西周时期两京地区铜器的分期,对诸侯国的卫、应、申、鲁、纪、滕、燕、晋、芮、弓鱼等国及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出土的铜器作了对比与介绍,分诸侯国铜器为关中——中原型(A型)和土著型(B型)二类。